论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劳动精神
作者： 杨道宇摘 要：阳明心学基于经典儒学的入世精神，形成了知行合一的劳动精神观。一是在以劳育美层面，倡导事天尽性的崇高精神，弘扬劳动生成人与自然的光荣使命；二是在以劳增智层面，倡导以劳致知的求真精神，主张在以劳动形成知识的同时将知识身体化；三是在以劳树德层面，倡导为善去恶的致善精神，主张通过以正确之法做正确之事的“正事”行为，成就良知生长与万物生长；四是在以劳创新层面，倡导成物成己的创造精神，主张通过批判性反思直面事物本身，依据事物自身变化创新治理事物的方法，通过文化融通使事物得到综合治理；五是在以劳健体层面，倡导强体力行的实干精神，弘扬居安思危、以苦为乐、持之以恒、攻坚克难的艰苦奋斗，勇担为天地立心以使万物顺天致性的责任，践行学以致用以知识改造世界的笃行精神。
关键词：阳明心学；劳动精神；以劳育美；以劳增智；以劳树德;以劳创新；以劳健体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3）06-0043-09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3.06.005
劳动精神是劳动素养的核心，是支撑劳动不断进行下去的精神状态与人格特质，劳动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便在于培养人的劳动精神[1]。劳动精神之于人、劳动与劳动教育的重要性，使得我们必须对劳动精神的内在本质进行历史、现实与理性的反思。中华传统文化则是进行历史反思的宝贵资源。
作为中华传统实践哲学的典型代表，王阳明心学基于传统儒学的入世精神形成了知行合一的劳动精神观。遗憾的是，虽有学者将阳明心学归入实践哲学的阵营[2]16，但这种劳动精神观并没有被明确提炼出来，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以劳育美、以劳增智、以劳树德、以劳创新、以劳健体五方面，对散落在王阳明心学著作中的劳动精神观进行深入挖掘与阐释，并以现代理论对其作系统论证，以期引发对劳动精神培育的重视与思考。
一、事天尽性的崇高精神
王阳明认为，劳动是崇高的、光荣的、神圣的，这不仅表现为劳动使人真正成为人，而且表现为劳动生成自然，使物依照“物之理”规定的内在目的尽性生长，二者是一体的，并最终统一于“弘道”以使万物生长。
（一）劳动促使人养成崇高精神
在王阳明那里，人性之中最值得崇敬的便是人人生而皆有的良知，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是人的内在本质，是人成为人并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物。人若想活出人的尊严，就必须对使人之成人的良知保持高度的崇敬之心，必须将良知作为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将在良知引导下的人生视为“学为圣人”的神圣之旅[3]87。二是因为良知不仅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更是“天地之心”。良知是天置灵根，是天地之大德的人心化。“使万物生生不已”是天地生生之大德，自然界在自身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将自己的生生之大德给了人，内化为人的良知，从而使人成为万物之灵，可以为天地立心，替天行道，为万世开太平。对此，人不仅应对天地生生之德保持纯洁的崇敬之心，更应像感恩父母给予自己生命一样，感恩天地将生生之大德化为人的良知，使人拥有人之为人的本质[4]。
在王阳明看来，劳动之所以是崇高的，主要在于劳动是良知工夫，通过促进人的良知生长而使人之为人的本质不断生成，从而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人虽生而拥有良知这一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但良知却天生弱小，只是善端，需要充分生长才能使人真正成人。在此基础上，王阳明指出人的良知只有在格物劳动中才能得到充分生长，才能从先天的潜在形式变为现实的具体之物。良知是本体与工夫的统一，人的内心良知是良知本体，只有在良知工夫中才能成为现实，否则只能是虚而不实。正如王阳明所说：“有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3]334在此基础上，王阳明认为格物劳动是促进良知生长、使人之成人的真正工夫。良知本体属于意念的范畴，它通过人的身体活动而客体化为事；人依据良知去做事的过程便是格物，便是劳动；良知本体只有在格物劳动中，才能得到充分生长，才能由虚变实。由此作为良知工夫的劳动便成了良知的生长源，成了人的本质所在。人之初生虽然具有良知这一人之为人的本质，但这只是表明人具有成为人的潜质与倾向，至于这种潜质与倾向能否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则取决于作为良知工夫的劳动。人越投入到劳动中，良知越能得到充分发展，人就越具备人之为人的本质。因而，人要想成为人，就必须将劳动视为神圣的事情，对劳动保持崇高的敬意，满怀憧憬地投入到劳动中去，并在劳动中成就良知。
（二）劳动成就自然的崇高精神
在王阳明那里，劳动之所以是崇高的，不仅在于劳动生成人的本质，使人成为人，与此同时也使自然界得以不断生成。人劳动虽首先是为己的，但却不是自私的，具有内在超越性。因为“心即理”，自己内心的良知即是天地生生之大德，从而使“人心”基于内在的善性而走向超越——天理[5]。这就决定了人依据内心良知展开劳动的过程，是向内生成人的本质与向外生成自然的统一，二者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在这一问题上，王阳明虽不否认自然的自生成，但认为自从有了人，自然便越来越多地通过人致良知的劳动而不断生成，从而使得致良知劳动成了自然的生成源[3]279。
王阳明认为，劳动的崇高性不仅在于劳动可以成物，更在于使物按照物之理尽其所能地实现物自身的内在目的。劳动作为一种创造价值的实践活动，按照自身所创造的价值类型可以分为成己劳动与成物劳动两种类型。成己劳动是为了成就劳动者自身，成物劳动则是为了成就物本身。西方劳动哲学常将人作为目的，将要改造的物视为人达到自身目的的工具，认为物没有自身存在的内在价值与目的，从而规定劳动只是人纯粹为了自身利益而改造自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自然成了人生存与发展的工具，除此之外再无别的价值。与此相反，中国儒学尤其是心学则认为，在劳动中人与物都是一种目的性存在。作为目的性存在的人需要在劳动中达至自身的内在目的——按照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充分实现自己；作为劳动对象的物亦需在人的劳动中达至自身的内在目的——按照自身存在的“物理”尽性发展自己。这两种目的是统一的，不是分离的。因为“心即理”，良知生长是人之为人的人性生长与物之为物的物性生长的统一，人性生长是本体，物性生长是工夫，人性生长只有在促进万物生长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得到实现[6]。劳动在其本质上是成物的实践活动，是促进万物生长使其顺天致性的事天过程，这决定了劳动的神圣性与崇高性。人的格物劳动不仅符合“天道”的要求，而且实现了“天道”的要求，是“弘道”，因而人是进入天地境界的“天民”。
二、以劳致知的求真精神
在王阳明那里，知行合一要求人养成以劳致知的求真精神。这种精神不仅要求人通过劳动形成知识，超越纯粹书本学习的局限，而且要求将知识身体化，从而使人能够从“知道”中开出“知命”的劳动价值追求来，开出治理事物的劳动方法来，开出自由自觉的劳动习惯来。
（一）通过劳动获得知识的求真精神
王阳明认为，人要认识的理并不是冷冰冰的与人无关的死理，而是存在于劳动生活之中并通过劳动生活而显现的活理。理与生活之间的始源关系决定了人要想揭示理并使其在心中显现，就必须投入到最始源的使用理的劳动之中去，在对理的使用之中体验其真谛，从而完成对事物的认识，而不是只读圣贤书或进行纯粹的意识活动[3]134。
其一，记载理的圣贤书与理之间的表现与被表现关系，决定了圣贤书的根本价值在于通过语言而将理再现出来。学习圣贤书的真正使命不是记住书中的语句，而是看透语言后获取其所涉及的理本身。圣贤书不是天书，作者也不是上帝，学习者必须对圣贤书保持批判的态度，在依靠书获取真理的同时，警惕其中的谬误与不为、难为之处，进而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中进一步接近真理。因为经书亦存在“文盛实衰”的问题，即著经者们常将原本的天下公“道”据为己有，立门立派，将原本简明扼要的道理复杂化、华丽化、游戏化、新奇化，从而使著作中文字量越来越大、虚的成份越来越多，最终混淆读者的视听，蒙蔽读者的耳目，迷惑读者的心智，使读者难以通过经书接近真理[3]29。王阳明认为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根本途径便是劳动，即投身于理所在的事中，通过劳动实践体悟书中的真理。
其二，理本身的意义可分为名言意义与经验意义两种类型，通过书本学习学到的只是名言意义，仍需要把握经验意义，将二者贯通起来。只有这样的学习才是真正的学习，才是深度学习。实现这种学习的关键，在于投入到理所在的事中，通过劳动使理显现自身，从而把握理的经验意义，将其与名言意义融会贯通，克服知识学习的空洞化问题。
其三，王阳明强调“心即理”，认为对理的把握主要是通过人的意识活动而实现，并进一步指出把握理的意识活动不只是静观性意识活动，更是实践性意识活动。实践性意识活动一方面要求学习者必须劳力，必须以当事人的身份投入到使用理成就各种事功的操劳之中，形成对理的实践性认识，而不是以旁观者身份对理所寄身于其中的生活作壁上观，正所谓“绝知此事要躬行”；另一方面，要求学习者不仅要劳力，更要在劳力上劳心，自觉反思劳动实践，摆脱日用理而不知理的原始劳动状态，走上在劳动中主动求理的自觉之路。
其四，与“明理”相比，“明心”更可贵。在王阳明看来，在求真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不是认识理，而是对认识理的活动进行反思以提高认识理的能力。因为“求真”不是将万物之理装入心中，而是努力提升自身揭示理的能力，从而及时、高效地把握理。这种说法与海德格尔的解蔽真理观极其相似。后者认为第一位意义上的真理不是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是揭示真理的操劳本身。真正的“求真”不是求得各种理，而是对揭示理的操劳活动进行反思与完善[7]。在此基础上，王阳明认为只有劳动才是真正的磨心石，人只有投入到用心操劳的各种实际生活中才可能将心磨明。
（二）将知识身体化的求真精神
“行是知之成”[3]22。真知不可能是纯粹的理论性知识，还必须包含致用的维度，必须不断付诸劳动成为身体化的知识。
其一，真知是事实之知与动力之知的有机统一。“求真”不仅意味着获取事实之知的知“道”，更意味着从“知道”中坚持“知命”的劳动价值追求，从而将知识价值化。在王阳明看来，“知即是行，行即是知”[2]15。真正的知识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求真是求得事实之真与价值之真的完美统一。“知道”不仅意味着在认知意义上知晓天道与人道，更意味着在劳动实践的意义上自觉按照天道与人道的要求去完成待人接物的活动，从而使所涉及的劳动对象能够按照自身之性尽可能地发展自身，否则就不能真正称为“知道”。在此基础上，王阳明进一步提出学、问、思、辨、行的求知活动，认为其本质是一种实践活动，都是围绕着如何做事的劳动实践进行的：行是做事的劳动实践，学、问、思、辨四种活动分别是“学怎样做事”“问怎样做事”“思怎样做事”“辨怎样做事”的劳动实践[3]134。
其二，真知是事实之知与能力之知的统一。“求真”不仅意味着“知道”，更意味着从“知道”中探索治理事物的方法，从而将知识方法化。在阳明心学那里，求知活动的根本要求是对事物之理进行“明觉精察”，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知识“真切笃实”。正所谓“若知时，其心不能真切笃实，则其知便不能明觉精察，不是知之时只要明觉精察，更不要真切笃实也。”[8]307从成物的劳动实践角度看，将知识“真切笃实”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求知者将所把握到的事物之理转化为治理事物的方法，从而使事物能够按照自身之理所规定的发展道路与方向发展自己。这里暗含的一个前提假设是治理事物的方法根源来自于“天”，来自于事物自身所固有的“理”，事物之理规定着治理事物的方法。
其三，真知是自觉之知。“求真”不仅意味着从“知道”中坚持“知命”的价值追求，探索治理事物的方法，而且意味着将这种依据事物之理促进事物发展的方法内化为自由自觉的劳动习惯，使道成肉身，使精神世界的知识获得肉身的存在形式，并在成物的劳动实践中实现知与行的完美统一[9]。在这里，知行合一的求真活动所生成的劳动习惯属于“理智性习惯”，而非“例行性习惯”，因为它使人能够自觉追求从“知道”中坚持天赋使命和治世方法，从而达到尊重自然、利用自然、成就自然的劳动目的，而不是以日用而不知的方式消极适应自然环境[10]。
三、为善去恶的致善精神
在王阳明那里，“为善去恶是格物”[3]312，劳动在其本质上是一种为善去恶的价值实践活动。作为一种正向的价值实践活动，劳动内含着以正确之法做正确之事的“正事”精神，内含着以正事成就良知生长的致良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