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资本视角下贫困生就业困难的根源及其精准化解路径
作者： 钟云华 王骄华摘 要：资本可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四类资本既是个体社会行动的武器，也是个体社会行动的目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了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社会流动的轨迹。高校扩招以来，贫困生相比非贫困生而言，其就业困难表现在过程、数量、质量与结构四个维度。从四维资本视角来看，贫困生相对于非贫困生就业困难的根源，在于其经济资本贫乏，文化资本不足，人力资本结构不优，社会资本欠缺。在四维资本视角下，贫困生就业困难的精准化解路径，主要有完善贫困生资助政策以增加贫困生的经济资本，促进高等教育公平以增加贫困生的文化资本，优化贫困生人力资本结构，扩大贫困生社会资本数量并提升质量。
关键词：四维资本;贫困生;就业困难;求职过程;就业扶贫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2）01-0069-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2.01.011
贫困大学生是指因家庭经济困难，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间无力承担高等教育费用或承担高等教育费用存在较大困难的普通高校学生（以下简称“贫困生”）。全国学生资助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高校贫困生约占全部大学生的20%—25%，其中特困生约占8%—10%[1]。2019年，我国在校大学生总人数为4 002万，据此推算，该年我国高校贫困生数量约为800—1 000万，规模非常庞大①。贫困生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来自经济相对贫困家庭，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毕业后可以高质量就业，以谋求自身的生存发展，实现家庭脱贫和防返贫。然而，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大学毕业生数量持续增长，加之近几年经济发展速度下行趋势明显，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突出，导致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拥有数量更少、质量不优的贫困生，不能就业或只能低质量就业[2]。有调查发现，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贫困生成功就业的概率仅为44.8%，且和非贫困生相比，贫困生的平均月工资与就业满意度分别低654元与24%[3];还有研究表明，不少贫困生毕业后只能低质量就业[4]，面临较大就业困难，致使其不仅不能实现自身生存发展和全家脱贫或防返贫的目标，反而会因教育投资使家庭更加贫困。
资本可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四类（以下合称“四维资本”）[5]。资本既是个体进行社会行动的目标，也是个体开展各类社会行动的武器，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了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社会流动的轨迹[6]。在四维资本视野下，贫困生就业困难的根源，在于其自身拥有的各类资本相对不足。扶贫与防返贫必先扶智，本文对贫困生就业困难的表征、资本根源与精准化解路径进行分析，旨在为精准教育防返贫提供政策参考。但鉴于人文社科数据采集到成果发表的长周期性，以及考虑到近五年我国大学生就业宏观环境、体制机制、形势和大学生就业心态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本研究所用样本数据为笔者于2015年6月至2020年8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概率抽样方法对西部（陕、云）、中部（湘、鄂）与东部（苏、沪）等6省15所高校应届毕业生所开展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 756份，回收3 286份，其中有效问卷2 967份（贫困生1 259人，非贫困生1 708人），有效回收率为79.0%，运用SPSS 2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在开展问卷调查的同时，笔者对2 967人中的50人进行了深度访谈，以弥补定量调查深度不够的不足。
一、贫困生就业困难的四维表征：过程、数量、质量与结构
大学生就业除了受资本的影响以外，还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为了让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就业状况比较更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在问卷调查时尽量让来源于不同层次高校、专业的贫困生和非贫困生数量大致相等。数据分析发现，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贫困生相对于非贫困生来说处于弱势地位，其就业困难表现在过程、数量、质量与结构四个维度。
1.贫困生就业过程维度
在就业过程中，贫困生面临更多的资源约束和结果的不确定性，获取就业机会时投入不足且求职时间更长。贫困生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主要表现在：第一，就业资金不足。贫困生及其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本少，就业资金相对不足，导致贫困生在求职过程中相对来说衣着打扮更差，职前培训投入更少，甚至因为差旅费太高而不敢前往外地面试。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贫困生就业资金投入平均值为3 685元，而非贫困生就业资金投入平均值达到5 963元。第二，就业心理弱势。很多贫困生在就业过程中，会表现出自卑和不自信等心理弱势，导致他们或因就业期望过低，或因就业期望过高，或因面试表现不好而错失就业机会。贫困生A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他说：“我长这么大很少在这么大的正式场合说过话，我一上台就紧张，整个面试发挥不好，结果自然没有获得这个优质就业机会。”第三，求职时间更漫长。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相比，前者求职过程更漫长。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具备各类资本优势的非贫困生，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成功求职。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从开始求职到成功就业，贫困生平均所需求职时间为4.4个月，而非贫困生仅为2.3个月;若进一步考虑截面调查时贫困生失业率高于非贫困生失业率，两者的求职时间差距还会更大。
2.贫困生就业数量维度
较之非贫困生，贫困生获得就业机会更加艰难，就业率更低。高校扩招以来，我国大学毕业生数量不断增长，2021年更是达到909万的历史新高;与此相反，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2019年经济增长同比只增长了6.2%，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更是只有2.3%的增长速度，宏观经济对就业吸纳能力大大降低。受大学生就业人数激增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双重因素挤压，大学生就业竞争异常激烈，贫困生相对非贫困生而言获得就业机会更是难上加难。这表现在：第一，贫困生就业率更低。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非贫困生的就业率为45.9%，贫困生的就业率只有40.7%，前者高出后者5.2个百分点，非贫困生更易在相同时间内获得就业机会。第二，贫困生创业率更低。创业是最高质量的就业，不仅能实现创业者自我就业，而且能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问卷调查发现，贫困生的创业率为3.2%，而非贫困生的创业率为4.7%，前者比后者低1.5个百分点。第三，贫困生升本、考研或出国等深造率更低。升本、考研或出国深造是更高阶的人力资本投资，意味着投资主体未来能大概率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贫困生升本、考研或出国深造的比例为15.2%，非贫困生为19.4%，前者比后者低4.2个百分点。
3.贫困生就业质量维度
就业质量是就业机会的内核，个体所获就业机会的质量越高，其越能从就业机会中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与非经济收益。总体来说，贫困生就业质量没有非贫困生高，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月薪更低。调查结果显示，贫困生就业月薪平均值为3 289元，而非贫困生为4 074元，前者比后者少785元。第二，社会保障更差。调查结果显示，56.3%的贫困生所在就业单位为其购买了“五险一金”，超过半数贫困生就业时能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但仍有10.9%的贫困生所在就业单位没有提供任何社会保障，面临失业、无医疗保障等风险。与此不同，非贫困生中更多的人获得了比较全面的社会保障，占比达64.9%，且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人只有4.9%。第三，工作环境更劣。调查结果显示，贫困生工作环境非常差与很差的比例分别为13.0%与23.2%，合计36.2%;非贫困生的同类值为6.5%与14.4%，合计20.9%，前者高出后者15.3%。相反，贫困生工作环境为很好或非常好的比例共计31.7%，非贫困生同类值共计42.2%，后者高出前者10.5%。第四，工作满意度更低。调查结果显示，贫困生工作满意程度处在非常不满意、很不满意、一般、很满意与非常满意的比例分别为3.1%、10.4%、51.0%、31.2%、4.3%，而非贫困生同类值分别是1.3%、6.0%、52.8%、33.5%、6.4%，贫困生工作满意度低于非贫困生工作满意度。
4.贫困生就业结构维度
就业结构是就业者在就业地区、就业单位和社会阶层的分布结构。贫困生相对于非贫困生而言，其就业地区、就业单位和社会阶层归属呈现较明显的结构性差异：一是贫困生城市就业比例低于非贫困生。不论是非贫困生还是贫困生，就业主战场仍然是城市。调查结果显示，85.8%的非贫困生是城市就业者，而贫困生的同类值为73.3%。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城乡分割的社会大背景中，无论贫困生还是非贫困生，都希冀获得城市就业机会，以获得更多的高等教育投资收益，“宁要城市的一张床，不要农村的一栋房”就是对这种选择的生动反映;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不断推进，就业机会主要聚集在城市，这也客观上决定了大学生主要就业地是城市。然而，由于城市就业竞争激烈，尽管一些贫困生也有“城市梦”，但由于就业竞争力有限，只能退而求其次，前往城镇或农村就业，在城镇和农村就业的比例分别高出非贫困生8.5与4.0个百分点。二是贫困生体制内单位就业比例低于非贫困生。调查结果显示，贫困生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与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单位就业的比例分别为4.8%、28.4%与15.9%，三者合计49.1%;而非贫困生同类值的分布为7.9%、33.7%与16.6%，三者合计58.2%;贫困生在集体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三类体制外单位就业的比例为6.9%、5.9%与38.1%，三者合计50.9%;而非贫困生的同类值是5.7%、5.3%与30.8%，三者合计41.8%。三是贫困生就业所处社会阶层比率异于非贫困生。借鉴陆学艺主要根据职业将我国社会阶层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本文根据职业对大学生就业后所属社会阶层进行归类后调查发现：就业后处在“农业劳动者”和“无业失业者”两大社会阶层的，贫困生、非贫困生均为0;处在“商业服务员工”和“产业工人”两大社会阶层的，贫困生、非贫困生分别为25.4%、26.3%;处在“办事人员”和“个体工商户”两大社会阶层的，贫困生、非贫困生分别为38.2%、43.7%;处在“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两大社会阶层的，贫困生、非贫困生分别为34.8%、29.1%;处在“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和“经理人员”两大社会阶层的，贫困生、非贫困生分别为1.6%、0.9%。
二、四维资本视角下贫困生就业困难的根源
资本是一种特殊的劳动积累，以追求更多价值和扩大自身再生产为永恒动机，其生产需要采取一种具体化和身体化的形式进行，且需要耗费一定时间。20世纪中期以来，学者们相继提出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资本概念从有形向无形延伸，从个体层面向集体层面扩展，资本理论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此基础上，布迪厄等人更进一步提出了资本转化理论，认为四类资本有各自的制度化形式及相应功能，资本是个体社会行动的武器，也是个体社会行动的目标，四类资本可以相互转化，但转化的路径存在较大的差别[7]。按照资本理论与资本转化理论，资本是大学生就业竞争的“武器”，是其就业力的核心来源，贫困生相对于非贫困生来说处于就业贫困状态，其根源是贫困生在这四类资本的拥有上处于弱势地位。
1.经济资本贫乏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贫困是一个极具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现象。卡尔·马克思、马尔萨斯、阿玛蒂亚·森以及西奥多.W.舒尔茨等研究者都指出，个体贫困既有其能力、知识、健康等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结构方面的缘由。我国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间并无太多兼职活动，其高等教育费用主要依靠家庭提供，家庭可支配收入多寡决定了其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可支配经济资本的多寡。因此，可以说，家庭可支配收入是反映贫困生及其家庭经济资本拥有最为直接的指标。为此，本文对大学生的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进行问卷调查并发现：贫困生家庭、非贫困生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在10 000元以下的比例分别为73.8%、20.1%，前者是后者的3.5倍多;贫困生家庭、非贫困生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在10 001—20 000元的比例分别为16%、25.9%，前者比后者少了9.9%;当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逐渐增加时，贫困生家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而非贫困生家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如贫困生家庭、非贫困生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在50 000元以上的比例分别为2.9%、19.4%。通过这些比较可知，贫困生及其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本大大少于非贫困生及其家庭。
经济资本是人们开展各类社会活动的物质基础。贫困生由于经济资本贫乏，在高校就读和求职过程中会遭受经济资本不足羁绊，向上社会流动过程会因经济资本缺乏而受阻，这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贫困生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无力进行较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困难重重。其次，贫困生求职时，受经济资本制约，能投入的求职成本有限，有些贫困生甚至不能置办体面的服装，不敢去耗费较多的外地求职。最后，贫困生求职过程中，无力承担一些礼品、请客吃饭等必要的人情“润滑”费用，无法利用经济资本投入获得他人提供的就业帮助。这三个方面的综合影响，使得经济匮乏成为贫困生不能就业或只能低质量就业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