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师说》之“道”寻绎

一直以来，韩愈的《师说》被视为“倡导师道回归”的重要文章，在高中语文教材中也常与荀子《劝学》一起编入“探索学习之道”的主题单元。长时间以来，“道”的涵义被泛化，“师道”观被异化，“复兴儒学”的意旨被虚化。鉴此，很有必要将《师说》置于中唐儒学复兴视域下进行观照，以还原韩愈为文的初衷。

在《师说》中，“道”字共出现11次。其中“传道”2次，“闻道”3次，“师道”3次，“道”2次，“古道”1次。高中语文教材对“道”的注解不尽相同，将“传道”解为“传授道”，何派何家之“道”则语焉不详；3处“闻道”未注；3处“师道”，将“吾师道也”解为“我学习的是道”，而“师道之不传”中则解为“尊师学习的风气”，“师道之不复”未注；“道相似”中“道”未注；“古道”解为“古人从师之道”。涉及“道”的不同理解至少有四种之多。在古文献中，一文中出现一词多义多解尚可理解，但如“师道”这样的同一词组出现多解，就比较少见，也令人费解。可以比附的是，“传道”“闻道”也出现多次，语义则比较稳定，并未出现语义分歧的情况。

考察“道”的字源流变后发现，“道”的本义是“路”，许慎《说文解字》：“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之后衍化出“途径”“说”“技艺”“规律”“学说”“道德”“引导”等近20个义项。查证包括《汉语大词典》在内的辞书，并未见将“道”解为“风气”之例。可见，将“师道之不传也”之“道”解为“风气”当为顺应句意的臆说。

探寻《师说》的意旨，自然无法脱离韩愈力振儒学、重建道统的历史事实，也无法脱离中唐掀起的那阵排佛抑老、复兴儒学的社会风潮。所以，探寻《师说》之“道”，需要着眼韩愈其人其文其思想，将《原道》《谏迎佛骨表》等作品纳入研究视野，以进行参照互证，探赜索隐。

一、源于孔孟的崇儒之“道”

韩愈对儒学之道的弘扬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儒学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官学，魏晋时期经学衰微、玄学流行，儒学发展陷入困境。南北朝时期佛道两教崛起，与儒家形成抗衡之势。隋唐承南北朝，释老猖炽，儒学不振。韩愈、柳宗元等时代的先觉者，意识到佛老对中唐社会的危害，经过自觉反思后，韩愈等人率先将目光投向了孔孟的“仁义”之说，并从此走向了继承和发展儒学的知行之路。

《论语》中有不少论“道”的语录。如“朝闻道，夕死可矣”，如“士志于道，而耻于恶衣恶食者，不足以议也！”，如“君子谋道不谋食”，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后来的儒家思想者对孔子的“道”进行了申说，如孟子阐述的“人道”“王道”，将“道”的内涵具体化为“仁、义”，并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原道》一文中韩愈自述到：“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不难看出正是因为受到孟子的启发，韩愈才走上了尊儒弘道之路。他致力于孔孟儒道的重建，在《与孟尚书书》曾言：“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

置于这样的视野之下，《师说》中的“道”，其具体要义必然指向韩愈终生推崇并躬行的儒学之道。这样就可以理解文末“古道”的本质内涵。韩愈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中说：“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韩愈嘉奖李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学古文，二是学儒（“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三是从师（“学于余”）。韩愈在很多文章中宣扬自己的“古道”理念，他说“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

韩愈眼中之“道”，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要义——仁义，区别于佛老之道。他明确否定了佛老之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韩愈掷地有声地表明自己所说的“道”是儒家之“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

他在《原道》中清晰建构了儒学传承谱系：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韩愈认定，孟子死后，儒学已经没有继承的人，只有荀卿和扬雄，“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苏轼在《韩愈论》中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其待孔子、孟轲甚尊，其距杨、墨、佛、老甚严”。而朱熹也认为：“韩子于道见其大体规模极分明……其排佛老，亦据其所见而言之耳”。（《答宋深之》）以此而论，《师说》中韩愈排斥佛老之说，张扬儒学之道的意旨是显而易见的。

二、行于闻传的从师之“道”

韩愈在《师说》中不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复兴儒学的主张，同时也建构了推行“古道”的基本路径。儒家认为，君子修身须借助“闻见学行”四种方式。《荀子·儒效》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豪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显然，韩愈受到了荀子的启发，复兴儒学始于闻道，然后经历见道、知道、学道，终于行道。

在《师说》中，韩愈建构了两条路线。一条是师者传道的路线，一条是学者闻道的路线。“推行儒学”（“行道”）须得传道者和闻道者同频共振，最终才能促进“师道”的形成。

韩愈提出了著名的教师职责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他认为“传道”是教师的首要职责。他还认为，“传道”是老师存在的理由与价值所在。他痛感于唐代“师道”衰落：“由汉氏已来，师道日微，然犹时有授经传业者，及于今，则无闻矣”。韩愈认为要重振师道，首先得“授经传业”，重要的是“敢为人师”，即要有人能站出来传授“道”。他自己率先垂范，“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史书也佐证了这一点。《新唐书·韩愈传》：“成就后进士，往往有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李翱与皇甫湜是韩门弟子中最有名的两个，二人积极阐发韩愈的思想主张，推广韩愈提倡的古文之道。此外，追随韩愈的“韩门弟子”还包括李汉、沈亚之、贾岛、刘叉等。

对于“闻道”，孔子早已强调其重要性。《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韩愈将其纳入他的师道观中。他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个“吾”字将自己纳入了“闻道”的行列，可见其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则是告诉世人，须树立正确的择师观：不避年龄，不囿领域。

在此基础上，韩愈提出了著名的“师道合一”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他把师与道统一起来：“闻道必从师”，“从师必师道”。这为韩愈力倡儒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倡于师古的为文之“道”

韩愈最早提出了“古文”的概念。“古文”是针对六朝浮艳绮靡的骈文而言，指的是先秦和汉朝的散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文学改革与复兴儒学统一起来。他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文以明道”。他在《送陈秀才彤序》中说：“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韩愈门生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写道：“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较准确概述了韩愈关于文与道关系的基本观点，即倡导文以明道，文道统一。

对于这一点，周敦颐将之表述为“文以载道”，《通书·文辞》曰：“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以载道”的“道”依然是儒学思想。朱熹则进一步阐述了韩愈提出的“文道合一”主张。朱熹指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朱熹还说：“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有德者必有言”。从中可知，在韩愈、周敦颐、朱熹等人倡导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中，“文”是形式是工具，“道”是内容是灵魂，“文”是来阐明“道”和承载“道”的，而“道”依然是儒学思想。由此可见，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无非是借助文学改革来推动儒学复兴。李媛媛在其《“文以载道辨”》一文中指出：“韩愈所提的‘道’，指以儒家文化为主要载体的一整套价值体系，以文统来传承道统、捍卫文统，讲求内圣外王，自上而下，由内而外，一以贯之”。

与“抗颜为师”一样，韩愈也身体力行，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来践行“振兴古文”之道。一方面他摇旗呐喊，撰写了很多阐述其思想主张的文章。如《进学解》力主“觝排异端，攘斥佛老”，《原道》中，其重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答李翊书》《重答翊书》《进士策问（其十二）》《答刘正夫书》等大量文章都在申说崇儒、为师为文之道。另一方面，韩愈也倡导质朴、自由的秦汉散文风格，而彻底摒弃了华丽矫情的六朝文风，这对唐宋散文的发展起到了深刻的影响。

基于此，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这样评价道：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四、结语

作为时代的清醒者和忧患者，韩愈眼中的中唐社会存在三大问题——思想界沉湎佛老、儒学式微；学术界不事学习、耻于相师；文学界效仿齐梁、浮华绮艳。韩愈起而振之，以复兴儒学之“道”为发端，以笔为刀，直指学术界、文学界之乱象。《师说》一文可谓三管齐下，既阐发了“崇儒”的观点，也指出了行于闻传的为师之路，更是通过写作此文践行了“古文运动”的主张。

观《师说》一文的整体思路，文章立而后破。“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两语就将中唐时代的流弊指了出来，言辞中，满是无奈和愤激。

在针砭时弊之后，韩愈转而以古代“圣人”行道之例进行正面论述，既有对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师事“位卑”者、“年近”者的微刺，也是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师道一体”观的加持。文末交代写作缘由，李蟠“学于余”“行古道”，这证明了“德不孤必有邻”，韩愈执意推行古道的形象也得到了彰显。

由上可见，“师道”的本质不仅是“从师学习之风”，也是“学习古文”之道，更是“复兴儒学”之道。复兴儒学之“道”是核心，倡导为学之道、兴起古文运动是双翼。双翼是表，核心是里，三者融为一体，相辅相成，不可能决然分割。可以说，文道正是儒道，师道亦是儒道，三道归一，方成大道。

总之，《师说》中的“道”并不是泛化和虚化的，而是具体而统一的。理解11处“道”字，完全可将其意涵统整到“儒学之道”上来，这样就能有效避免一文之中同词多解、同词异解的情况。

从后世人对韩愈的评价来看，如宋人徐钧《韩愈》诗将其思想和文学相提并论：“排斥异端尊孔孟，推原人性胜荀杨。平生胆气尤奇伟，何止文章日月光。”而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卷五》中则更是全面而深刻地评价其人、其心、其文，着意三端，合而论之：

公英伟间生，才名冠世，继道德之统，明列圣之心。独济狂澜，词彩灿烂，齐、梁绮艳，毫发都捐。有冠冕佩玉之气，宫商金石之音，为一代文宗，使颓纲复振，岂易言也哉固无辞足以赞述云。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学会2023年度教育科研课题“多文本样态下的高中语文结构化阅读教学实践与研究”（编号：YB202315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