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生存困境

《我的叔叔于勒》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的代表作。故事发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当时的法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金钱至上观念盛行。小说中，受赴美潮流的影响，叔叔于勒也成为赴美者之一。菲利普一家人将叔叔于勒作为精神寄托，希望叔叔于勒在国外发财之后将他们带入上流社会。然而在一次旅途中，“我”却阴差阳错地发现叔叔于勒竟在船上卖牡蛎，一家人发财梦由此破碎。莫泊桑以平淡的情节塑造人物，以真实的细节凸显人物性格，使得全文呈现出一种淡淡的悲哀之感。

一、“凝视”之下的主体性衰竭

凝视作为20世纪西方文论和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指的是权力运作、欲望纠结和身份意识的观看方式。在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中，凝视主要表现为菲利普一家人对“于勒”的凝视以及以第一视角进行叙述的“我”对于他者的凝视。

小说中，叔叔于勒一共向菲利普一家发来两封信。第一封是在菲利普一家将他送往美洲后不久，他便写信来说自己赚了点小钱，想要回报父亲。可是叔叔于勒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行动。而两年后叔叔于勒又发来第二封信，大致意思是于勒将起身前往南美洲，一旦发了财就会回家报答家人。由这两封信发来的时间节点以及两封信的内容不难发现，叔叔于勒可能确实在去往美洲时赚了点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份买卖并不长久。也就是说至少于勒在写第二封信时，他本身还是不富裕的。而于勒为了掩盖这一点，他把这次动身说成是一次长途旅行且几年内不会通信，这恰恰说明于勒自己对这次行动也是不抱有希望的。这里的信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表达于勒“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坚决态度。此外，这封信也是一封诀别信。于勒真正想表达的，是如果他在外发不了财他就不准备回来的想法。菲利普夫妇固然能分析出这两点，但是哪怕希望渺茫，他们却还是把于勒当成了一个遥远的指望，甚至是一种将他们一家从贫苦泥沼中拉出来的符号。所以，菲利普一家每逢周日都会穿戴整齐去海边栈桥上散步，并且父亲每次看见大海船都会说：“唉！要是于勒在这艘船上，那该有多好啊！”这句话运用虚拟语气，暗指父亲也认为于勒发财回家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当父亲看到从远方回来的大海船开进港口来，表面上是父亲“看”船，实则“船”是菲利普一家人欲望的投射，“凝视”在此刻成立。凝视所诱发携带的幻想是欲望的投射，观看主体希望沿着对象的缺席，到达在场欲望的满足，但我们所能达到的只能是欲望本身，凝视本身所印证的只是欲望对象的缺席与匮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莫泊桑在小说中给人物活动设置了一个典型环境——轮船，船既是希望的使者也是漂泊的象征。于勒当初就是坐船去美洲的，远方回来的大船对菲利普一家来说，承载着希望和惊喜。菲利普一家乘船去哲尔赛岛游玩，船又承载着他们的渴望与梦想。在轮船上，菲利普一家与于勒碰面，面对穷困潦倒的于勒，菲利普一家希望破灭，无处可逃。这艘船既承载着菲利普一家从期待到破灭的过程，又承载了于勒漂泊的生活，凸显他失败者的形象。

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对金钱与名誉的追逐，想要跃居到上流社会的渴望，渗透到法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恰恰印证了菲利普一家为什么每逢周末便会穿戴整齐去往海边，他们往远处眺望，真的只是盼望亲人归家吗？答案显而易见。“于勒”在文中并不单单是推进全文行进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更多的是作为菲利普一家的欲望投射点所展现出来。正如文中所说，菲利普一家对于叔叔于勒在信中所说的“可能归来”也展开了详尽的计划，甚至计划到要用这份钱购置一所别墅。福柯认为“凝视”本身就是规训，而菲利普一家的行为，正是主体受他者规训下的产物。菲利普一家在认出叔叔于勒在船上卖牡蛎之后的仓皇逃离，正是规训力量的强大和个人主体性衰竭后的无力。作者以一种平和的语调体现出一种绵里藏针的讽刺，这种讽刺不易察觉，也并不犀利，构成一种温和的艺术张力，同时也暴露了金钱社会下人性的异化以及小人物的生存境遇。

二、“留白”之下的人物塑造

德国接受主义美学家伊瑟尔认为，文学文本总是结构性的存在着大量没有实际写出来或者明确写出来的东西，他称之为“未定性”。留白就是指在文本中留下未定点，让读者根据自己的想象加以填充。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也。”

在《我的叔叔于勒》这篇小说里，作者莫泊桑较少对叔叔于勒进行正面描写，有关于勒的故事大多都是从旁人口中转述过来的。他是一个模糊的角色，经历也并不明确。从文中我们只可以得出，于勒晚年的工作就是在船上卖牡蛎，至于他究竟有没有发达过，我们并不能从文中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但这并不代表他是一个满口谎言的坏人。父亲在去船长那里打听于勒底细时就提到，当船长在美洲遇到于勒时，于勒提到他有个亲戚，但由于于勒欠亲戚的钱所以他并不想回去，这些话语可以看得出于勒是一个心存良知的人，他对菲利普一家是心存愧疚的。

换个角度来看，作为哥哥的菲利普在船上一眼就认出了于勒这个弟弟，那于勒有没有认出菲利普这个哥哥呢？首先，于勒作为一个在外漂泊几十年的人，他的外貌一定是变化非常大的，这几年他一定吃了非常多的苦，再加上他去了许许多多的地方，所以他的外貌与行为习惯都一定会与之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可尽管于勒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作为亲哥哥的菲利普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反观菲利普，虽然菲利普一家的生活物质条件始终匮乏，但毕竟菲利普不像弟弟那样整日风餐露宿，所以外貌变化肯定相对较小。文中有一个细节是透过叙述者“我”的视角表现出来的，“他又老又脏，满脸皱纹，眼睛片刻不离手里干的活。”这句话表面是在勾勒于勒如今的外貌特征以及卖牡蛎时的状态，实则是在暗示读者，引发读者思考，一个在船上靠卖牡蛎为生的人在遇到来来往往的游客时，真的只会低着头埋头苦干吗？所以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认出了哥哥菲利普却又想避免与他们接触。所以，于勒与菲利普一家之间是存在着一种不沟通的沟通，一种隐形的交流，悲剧感油然而生。

于勒在文章中完成了两次身份的转变，第一次是从家里人都讨厌的流氓，在被家人送往美洲后成为菲利普一家精神寄托的“富豪”。莫泊桑在处理这一部分时也留下了大量空白点，比如：于勒在去往美洲后是否真的赚到了钱？如果他真的赚到了钱为什么不给哥哥菲利普一家一些实质性的帮助？第二次身份的转变是从富豪转变为卖牡蛎为生的流浪汉。至于于勒在这几十年里经历了什么，他曾经是否赚到了钱，作者均没有说明，只是留下一些旁人口中的只言片语来引起读者思考，让读者能动地参与进来，构成了一种召唤式结构。

实际上，通过于勒两次身份的转变，更多展现了菲利普夫妇态度的转变。这一态度的转变均是围绕金钱展开，当于勒是一个花花公子时，菲利普夫妇厌恶他，迫不急待的想要把他送往美洲。而当他们从信中得知，于勒赚到了钱，夫妇俩又变得极为尊敬他，把他视为精神寄托一般的人物，日日盼望着于勒的归来。于勒身上寄托了菲利普一家对于贵族生活的向往，在这些向往之中，也蕴含着小人物生活的艰辛，例如：有人请吃饭从来不去，害怕回请。买的生活用品也从来都是减价之后的等等。这些都体现出在当时的法国，小人物们生活的举步维艰。因而，“赴美”的于勒便成为了深陷贫困泥沼中的菲利普一家的慰藉与期望。可是，一家人的美梦很快就被戳破了，因为于勒迎来了第二次的身份转变，从一个摇钱树变成了一个卖牡蛎的失败者。作为一个身处困境的人，连一个生活会好起来的梦也被戳破了。这是一个不给穷人希望的社会。在文中表现最为势利的母亲，当她发现卖牡蛎的人是于勒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想要逃离。但对此不能苛责于她。作为一个母亲，她十分辛苦地操持全家。因贫穷而嫁不出去的女儿，好不容易有一个因为看了于勒的信而愿意娶女儿的女婿，她当然不希望因为于勒的出现把女儿的婚事搅黄，所以逃离也在情理之中。莫泊桑将于勒真实身份的曝光也代表了小人物理想的破灭，更加彰显了在当时社会之下小人物生存的不易。

三、“儿童视角”下的讽刺艺术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我”这个孩童的角度来观察整件事情的起承转合。人物的态度与行为，对人物的感受与评述，皆是从“我”这个涉世不深的孩子的眼里看到，也都是从“我”的角度表达的。因而“我”的第一人称叙述，必然蕴含着作家的态度立场与价值判断。

莫泊桑的讽刺是比较温情的。小说的后半段，父亲买了牡蛎需要付钱，但是由于父亲已经认出了那个卖牡蛎的人就是他的亲弟弟于勒，但他并不想与于勒相认，所以便指派了“我”去付钱。当“我”走上前去，文章终于通过“我”的视角来对于勒进行了一次正面描写，“那是一只满是皱纹的水手的手”，“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这一刻，“我”对叔叔于勒的亲情达到了顶峰，“我”在心里默念：“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我”对叔叔的亲情配以至亲无法相认的悲情，深化了整篇文章的悲哀感。于是，“我”给了叔叔于勒十个铜子作为小费，母亲知道了之后，对“我”破口大骂，随即在回来的路上便改乘其他船，避免再碰到于勒。这里菲利普一家从盼于勒已经转变为躲于勒，这其中存在着一种背反。菲利普一家在这种绝望的处境下为了自保，只能置亲情于不顾，这确实带有人伦悲剧色彩。但是作者透过“我”这个儿童叙述视角更想强调的是，菲利普一家在这种境况之下是“没得选”的。莫泊桑真正想讽刺的不是这些“没得选”的人，而是这个“没得选”的社会。

作者莫泊桑特意选了“我”这个作为全文的叙述者，原因有二。第一，于勒在早年间不仅把自己得到的那部分遗产吃的一干二净，同时也大大占用了哥哥菲利普应得的那部分财产。可以说，于勒是直接造成“我”家庭条件拮据的重要原因。所以，在于勒还未从美洲送信回家时，“我”对这个叔叔于勒应该是不太喜欢的。当菲利普一家收到了来自叔叔于勒的两封信之后，家人们欣喜若狂，整日盘算着如何使用叔叔于勒带来的这些财富。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如果作者以一个成人视角所描述“我”所见所感，是断然不会用如此平和的口吻去进行阐述，而是会在不经意之间加入自己的主观臆断。而相反，儿童拥有纯洁的心灵与简单的阅历，能够使叙述内容更加真实。第二，“我”见证了菲利普夫妇从将叔叔于勒视为救命稻草到发现真相的仓皇逃离，这一态度的剧烈转变。作者意欲以儿童天真善良的天性来对比成人世界的丑恶，审视人性，直扣人心。

十九世纪的法国是金钱至上的社会，个体的欲望无限扩张。于勒、菲利普夫妇以及文章中略微提及的准女婿都被裹挟于欲望之中。而作者莫泊桑却偏偏以一个儿童天真稚嫩的视角来观察叙述着这一切，使文章更具张力，大大加深了其悲剧性。“我”明知那个站在面前的就是叔叔于勒，但是却并不能与他相认，这正是莫泊桑对这个“吃人”社会的有力讽刺。

四、结语

在《我的叔叔于勒》这部作品中，作者莫泊桑从菲利普一家物质生活的贫困以及精神寄托的破灭两个大方面，刻画金钱社会下人性的异化以及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并利用儿童视角进一步引发读者对于小人物生存困境的思考。小说的基调不在于讽刺，而在于悲悯。作为19世纪法国多数底层家庭的缩影，菲利普一家的悲哀，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一场人伦悲剧。

[作者单位：（陈丽芳）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闫奕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