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素怀朴

陶器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发明。在距今大约一万年前，地球气候逐渐变暖，人类主要的生产模式开始由狩猎转向采摘和农耕。生产模式的转变，促使我们的祖先寻找方便制作与携带且不易变形的致密容器，来储存谷物、果实、种子等，并满足烹煮、盛装物品等日常生活所需，将黏土与火结合在一起的陶器应运而生。新石器时代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分属不同文化区的先民，由于自然与人居环境、使用场合等的不同，制作出器形、纹饰、色彩搭配各异的陶器，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各式各样的彩陶，折射出的，是远古时期人类对自然与生命的认识，以及对美的朴素追求。

有器之用

人类发明陶器的动机是实用，因此，石器时代陶器的器形，总与它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早期陶器的器腹多为球形或近似球形，追求大容量及盛装东西的方便。为陶罐配盖，盖上带纽，也是出于实用考虑增加的设计：有盖可以阻挡外界的灰尘，同时防止人类被容器中热的物体烫伤；盖纽便于人类抓握，拿起盖子。其余如鋬、器座，以及陶壶的流，皆为便于提拎放置以及倾倒容器内液体而增加的部件。总之，制作陶器以方便使用为第一要务，先满足实用价值，之后再生发出审美、礼仪等方面的价值，乃至制作纯为观赏的陈设器物等。

一些形状在现代人看来较为奇特的陶器，如果将它们放回原始社会情境里，就会理解古人这样造型的意图。例如先秦时期考古发现中经常出现的陶鬲，它有三个肥大的袋状足，十分“吸睛”，陈列在博物馆中，让许多观众摸不着头脑：这种器物是做什么用的？实际上，它是一种炊煮器，使用时，将陶鬲直接放在地上，在三个袋足之间燃起一堆火，就可以加热鬲中的食物。后来，陶鬲的实用功能逐渐丧失，转变为礼器，后来，还出现了仿照陶鬲造型制作的青铜器。

有时，甚至器物的纹饰也与它的使用方法有关。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多位于器物的口沿、肩、腹或内壁、内底，很少位于器物外壁的下半部分。这固然有节省绘画人工及颜料的考虑，更重要的是远古时期，桌椅等高坐具尚未发明出来，人们都是“席地而坐”，将器物放于地上，视线所及仅是器物的上半部分和内壁、内底，只有将纹饰绘制在这些地方，才容易让人看到，供人欣赏。

 多样之色

人们通常印象中的先秦陶器，陶胎多为砖红、橙红、土黄等暖色，能够激发观者的亲近与喜爱。先民们又在其上以矿物颜料绘制出纹饰。烧成后，纹饰呈现出黑、白、深红等颜色，色调浑厚稳重，丰富的纹饰与活泼的底色搭配，视觉效果非常和谐。

而在彩陶之外，黑陶与白陶也各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无色而五色成焉。”“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黑、白这两种淡雅纯净的颜色，被中国古人认为是最原始的色彩，五彩缤纷，皆由黑白两色演变而来。《礼记·月令》记载，天子出行，“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从乘坐的车，到穿的衣服，均为黑色。由此可见，在先秦时人的心目中，黑色是高贵的象征。

在黑陶产生的年代，虽然没有文字直接记载这种陶器的受欢迎程度，但从黑陶器物制作之精巧复杂，我们也可以窥见匠人在黑陶上倾注的心血，进而推知祖先对黑陶器物的重视。黑陶器物通常胎体较薄，有的器物胎体最薄处仅0.3毫米，有“蛋壳陶”之美誉。均匀的黑色是通过“渗碳法”得到，在器物临近烧成之时，向窑内继续加入柴草，并封闭窑门与烟囱，再从窑顶徐徐加水。窑内燃料无法充分燃烧，大量碳元素渗入陶胎，使器物变黑。烧成的黑陶通体漆黑，质地细腻，光泽温润内敛，肃穆又耐人寻味。

白陶的最大特征正如其名，就是胎体洁白无瑕，器物表里都呈现纯白或灰白色。在制陶技术尚不发达的石器时代，白色的陶器尤为难得。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出土的白陶器物，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形体端庄，纹饰精美，给人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感，显示出典雅不凡的美学风貌。之后，白陶在商代迎来了较为迅速的发展。《礼记·檀弓上》记载：“殷人尚白。”白色陶器与殷人的色尚相契，因此受到重视。商代白陶在王朝疆域的多地都有发现，王权的中心地带如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出土较多，江西、湖北等地也有商代白陶遗存。此时的白陶器上常见夔纹、雷纹等装饰，神秘而狞厉，显示出商代统治者的权威。

观物取象

石器时代的先民们对大自然的理解与认识有限，风霜雨雪、电闪雷鸣，乃至居住地周围的动物、植物等，总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在制作陶器时，人类将对周边环境的印象融入创作。自然现象、动植物及其变体，成为彩陶纹饰的早期母题。

例如，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上，有很多绘有鱼纹。鱼是人类常见的动物，但陶器上的鱼纹并没有照着河流中真实的鱼一板一眼地描摹，而是颇富创意。有的适应陶器纹饰的条带形状，把鱼身画成方形；有的将鱼头和鱼尾变为同一方向，首尾相接，周而复始，意味深长。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上，则常见花瓣纹。古代“花”“华”同源，不少学者认为，庙底沟彩陶上的花瓣纹，就是华夏之“华”的由来。

若论纹饰题材之丰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无疑值得一提。水波、太阳等自然物象，蛙、鸟等动物，以及一些植物，在彩陶上频繁出现，反映了马家窑人的审美心理以及思维方式。

水纹是马家窑陶器上常见的纹饰。水是生命之源，在先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居所旁边鸟语花香、潺潺流水的美景，也让原始人获得了极大的精神享受，体现在纹饰上就是对水和水生动物的摹写刻画。马家窑彩陶上的水纹，极富动感，蕴含着生机与活力，体现了当时黄河上游地区人们对水的感受。而漩涡纹或许模仿的是湍急奔腾的水流，可以想象当时人类面对汹涌澎湃的黄河时内心激荡的震撼。也有学者认为，漩涡纹来源于鸟纹，或是对太阳形象的一种模拟。

蛙纹等水生动物纹，灵感也很可能来源于当时环境中习见的水生动物。蛙的两栖习性，使它能够在陆地与水域间来去自如，令早期人类十分惊讶。同时，蛙的日常活动与雨水、季节变换有着极强的对应关系，而当时黄河上游流域农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人们迫切需要了解天气变化、季节更迭的规律。因此，马家窑先民很可能将蛙视为能够控制天气与季节的生物，从而在陶器上绘制蛙纹，祈愿风调雨顺、粮食丰收。马家窑彩陶中的蛙纹，早期较为具象，蛙大眼圆瞪，腹部浑圆，腿部健壮，并绘有整齐的网纹；之后蛙纹趋于抽象，有时径直将代表蛙头部的圆圈省略；最后演变为更加抽象的万字纹、折线纹等。

早期人类还会在彩陶上绘制多种纹饰，构成表意较为复杂的画面。如鱼纹、网纹、水波纹的组合，蕴含着希望捕鱼丰收的朴素愿望。1978年出土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上绘一只白鹳口衔一鱼，旁边竖立石斧。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白鹳和鱼分别代表两个氏族的图腾，石斧是权力的标志，表明白鹳氏族曾同鱼氏族进行战争，最终白鹳氏族获胜，颇有后代“以图说史”“成教化，助人伦”的意味。

随着原始艺术的萌芽，人类的一些艺术活动，如舞蹈等，也作为彩陶纹饰被记录下来。甘肃、青海等地均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的舞蹈纹彩陶盆，成组的舞蹈人像，与简洁明快的弧线、斜线、圆点等几何纹搭配，仿佛让我们穿越数千年时光，看到了祖先手拉着手在水边载歌载舞的欢快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