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寻龙

2024年，中国人迎来农历甲辰龙年。人们从未比现在更乐于谈论“龙”—这个十二生肖中唯一或许诞生于想象的动物。

它是神兽，尊贵祥瑞，叱咤风云，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它千姿百态，变幻莫测，是东方文明的古老标识；它或飞或潜，能大能小；它阴晴不定，喜怒无常；它纵横天际，与雷霆云雾为伴；它翻江倒海，与惊涛骇浪搏戏。

它能携风带雨，普施甘霖，德泽四方；也能兴风作浪，摧屋毁田，吞噬人牲。它既可以被驯服豢养，为神仙圣人所驾驭；又会凶相毕露，威伏四海之中。它是天上龙宿，在夜空中闪现，预兆春天的来临；也是地下潜龙，每一次翻身，大地都为之震动。

哪怕是闪现云中只鳞、雾中片甲，都能吸引人们捕捉它莫测的身影，并将它刻于甲骨、镂于金石、书于竹帛、绘于纸卷、绣于华服：从远古虬曲蜿蜒的身形，到秦汉马首蛇尾的特质，再到宋元“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麟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的“九似”之形，及至当今作为中华文化突出符号的各种龙形象—龙，似乎俯仰即见、无处不在。

龙存在吗？

龙，究竟为何物？

从甲骨文与金文的造型来看，龙首大，有角，体长，身有鳞片和背鳍，后有长尾，可似蛇般弯曲扭动。《易经·乾卦》言：“飞龙在天。”《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龙，水物也。”《管子·水地篇》中曰：“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说文解字》亦解释：“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大概是对龙这种生物最早的描绘和定义。

学者推测，新石器时代，古人已经有了“龙”的观念。发现于仰韶文化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蚌塑龙虎形象，让这一猜想得到了呼应。那是一组用蚌壳精心摆塑而成的龙虎图，被发现时已在地底沉睡了6000余年。这一发现，把中华民族的龙崇拜现象向前推溯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河南濮阳也因此有了“华夏龙都”的美誉。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3号宫殿内一处贵族墓葬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以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再次震惊了世界。虽历经3000余年，这条身长64.5厘米的龙被发掘时依然翠绿鲜艳。因其与一只铜铃一并被发现，学者考证，墓主人或为供职于夏王朝的巫师，在其死亡之际祈求神龙降临，以便羽化升仙。

从诸多的出土文物可以发现，此前，不同地区可谓“各执一龙”，龙形象千差万别。二里头文化之后，龙的“标准”形象随夏王朝的威仪不断远播。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的陶器盖上的龙纹饰、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盘上的蟠龙纹，以及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的石雕龙形象，在各美其美的同时，展现出惊人的秩序感。可以说，夏以后，众龙归一，一如中华文明由多元走向一体。秦汉的大一统，更使龙的视觉特征趋于一致，逐步内化为中华民族集体的文化心理符号。

那么，龙真的存在吗？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曾讲到一个古代豢龙家族的故事：“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是说从帝舜至夏王朝孔甲时代，曾出现过豢养龙者。由于龙不易捕获，也不能规模化饲养，因此豢龙术不易掌握，通常由家族内部传承。《拾遗记·炎帝神农》《论衡·感虚篇》，甚至《史记·夏本纪》中，均有类似的表述。

豢龙、御龙，甚至屠龙、食龙羹等行为均见诸古籍，表明在上古时代，龙或许并非虚构之物。只是夏商之后，龙的踪迹越来越少，大多潜伏于深渊暗壑中。古人将这一变化归咎于君主失道、政治衰败，但从科学角度进行分析，更有可能是因为中原地区的气候此后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再适合龙的生存。

此外，诸多关于龙的奇闻在史书中屡见不鲜。“汉元和元年（84年），大雨，有一青龙堕于宫中，帝命烹之，赐群臣龙羹各一杯”（《述异记》）；“文帝元嘉十三年（436年）……有青龙腾跃凌云，久而后灭”（《宋书·符瑞志》；后周建德五年（576年），“黑龙坠于亳州而死”（《隋书·五行志下》）；“冬，十二月，龙见丰城田中”（光绪《江西通志》……学者马小星从卷帙浩繁的古代经籍、辞书、史书、笔记、方志等文献中爬梳了大量罕为人知的记载：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至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的800余年间，有关“龙见”“坠龙”事件的记载高达108次。隋唐之后，这类记录并未亡佚。甚至直至1944年，东北地区还有许多民众声称亲眼看见了龙。

这些记载中，描述龙的外观、习性、声音、气味，以及人们救助它的方式惊人地相似：龙通常伴随着电闪雷鸣、暴风骤雨从天坠落，坠地后可爬行。若一时得不到水分补充，则可能在原地困卧数天至半月，直至大雨再次降临，才乘着雨势腾空而去。龙受困之时，躯体“腥臭不可近”，但围观民众依然会为其搭起凉棚，不断对其浇水施救。地方官员甚至会亲临现场，大张旗鼓地举行祭祀祈福活动。

各类“龙见”记载虽不免充溢着传奇色彩，亦与当时的政治危机或自然灾害有关，但人们描绘的龙之形象及其习性特征，似乎均未脱离背后那个生物“原型”。因此，一种推测至今仍有大量拥趸—龙，正是一种现已绝迹的稀有动物。

龙不存在吗？

虽然“豢龙”“龙见”之事皆有正史甚或“目击证人”做背书，但始终没有遗骨等实物证据能够确凿地证明龙的真实存在。当生物学意义的龙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龙却在不断被仪式化、符号化后，升格为一种“象征之物”。

人们几乎可以在中国美学的任何载体上找到龙—它浮现于宝玉，盘踞于鼎尊，也游弋于青花间；它隐藏于水墨，穿行于锦绣，也停栖于屋檐上。

你总能在器物上找到它的踪迹。距今5000余年的红山文化出土的碧玉“C”形龙，已成为后世经典的龙之形制之一，亦被认为是“中华龙”的本源。其吻部前翘，细目突出，颈背生出飘逸的鬣毛，尾部上卷，完美地呈现了玉的坚韧和温润。先秦至商周的青铜器中，龙纹的重要程度仅次于饕餮纹，其造型往往诡秘狞厉，不仅寄寓了人类的原始信仰，更在征战、祭祀等国之大事中威慑四方。汉代的龙形纹饰更是无所不在，广泛地出现于金银器、青铜器、玉器、漆器上。

唐代的云龙纹铜镜虽历时千年，镜面镀层早已氧化斑驳，但盘龙戏珠的身姿依旧矫健，向世人昭示着千年不散的大唐遗风。宋代辽国的玉龙纹盘上，龙与云雷相伴共生，以示其登天潜渊之势。明代永乐青花瓷上的龙纹，常以龙形盘绕器身，在青花海水纹的衬托下，龙似腾飞于波涛之上，呼之欲出。

“御龙飞仙”的图像更是自古以来就绵延不绝。从仰韶文化西水坡古墓葬群中的蚌塑龙、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漆棺上的龙纹，到西汉马王堆帛画上的双龙、汉魏六朝画像砖上的飞龙，及至唐代石棺上的仙人御龙图、慈禧太后陵寝地宫中的金龙……皆暗示了龙在沟通天、地、人、神仪式中的作用，亦标榜了龙在“黄泉下的美术”中不可撼动的地位。

龙亦是绘画的宠儿。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洛神驾六龙云车翩跹而去。北宋松所的《神龙图》里，龙于云雾中半隐半现。南宋陈容的《九龙图》中，九龙潜行于山岩云雾、急水湍流之中。敦煌壁画上，五百青龙赴会，游龙驰骋云间……祥瑞之气，仿佛穿越历史烟云腾跃而来。至近现代，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也擅画龙。他们笔下的龙，或劲健威武，或活泼呆萌，可谓各有各的神韵。

古典建筑中亦常见神龙盘踞。且不论经常出现于屋脊殿角上的“鸱吻”“嘲风”等龙之九子形象，单论“龙之本龙”就不胜枚举：从天安门华表上的盘龙，到故宫太和殿的“千龙吐水”奇观；从智化寺藻井上盘绕垂首的环雕游龙，到北海北岸真谛门造型独特的九龙壁……龙的存在，仿佛为中国古典建筑打上了东方美学的烙印。

中国服饰也常以龙纹做装饰，凸显至尊权贵。秦汉以降，尤其至明清，龙纹成为皇家专用的等级符号。皇室曾对龙纹的使用权进行过十分严苛的管制：衣着几条龙，龙有几爪，均对应着衮服主人不同的阶级地位。少数民族则以穿绣有龙纹的服饰、戴象征龙角的银角、刻龙纹的银饰来驱邪避灾。

龙还广泛存在于民俗文化中。元宵节舞龙灯；二月二“龙抬头”，吃龙食、剃龙头；端午节赛龙舟……不一而足。无论喜庆欢闹，还是神秘肃穆，这些有关龙的民俗活动，皆有着农耕文明朴素的观象授时意义，对应着春种秋收的自然律令，也寄托着先民对风调雨顺的祈望。

从古至今，龙还承载着诸多美好寓意。“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是教人不慕虚而求实；“人中龙凤”，是赞美他人才智超群；夸赞一个地方人才济济，常说“卧虎藏龙”；对子嗣抱以厚望，会说“望子成龙”；“龙马精神”形容人有直上青云之志；“龙腾虎跃”是说人奋起行动、势不可当；“龙肝凤髓”，比喻珍馐佳肴；“龙凤呈祥”，则是愿诸事喜庆吉祥……龙集众长于一身，有开放包容、万物并育、和合大同的襟怀。也因此，无数中国人把自身向往的所有美好品质，皆寄托于龙身上。

及至今日，龙文化跨越千年，虽几经沉浮，却依旧镌刻在中华儿女的基因里，深藏于每个“龙的传人”心中。可以说，从没有这样一种动物，它诞生于亦虚亦实的创造，却能贯穿时空、打通古今，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文明发源、迁徙、交流，并不断建构的集大成之徽帜。

所以，常常“见首不见尾”的龙，究竟是否存在呢？

宁愿相信它存在，如同相信《山海经》《海错图》里那些迄今未明的异域奇兽的存在一样—若没有这些神奇动物遁形四伏，寰宇之间该多么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