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一木总关情

当人类需要出行、迁徙时，溪流江河是天然的障碍，用来跨越障碍的桥梁却需要人工才能建成。我们在欣赏一座座造型优美、铭刻着历史印迹的古桥时，除了惊叹于桥梁设计之巧思与装饰艺术之精美，是否也曾想过去探究桥的始建缘由、建造经过等“前世今生”的故事呢？

造桥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前期的动议、募集资金、设计，到最终组织人手开工，都需要一个人或一个团队来统筹安排。明清时期主持造桥工作的人，或为职责在身的官员，或为当地有较高威望的乡绅元老，或者只是怀着朴素心愿的百姓。而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一座座桥才能最终矗立，难以越过的河流和溪谷才得以通行。

仁民爱物，树德务滋

在现代社会，造桥铺路等工程被归入“基础设施建设”范畴，由政府组织开展。明清时期的地方官，同样有修桥建渡、方便百姓出行的责任。明朝在立国之初的洪武年间，已经要求全国各地河津桥梁由官府兴修，工程达到一定规模可上奏朝廷。清代延续了明代的规定，要求各地桥梁由地方官按时修理，未按要求行事的官员将受到严惩。

明清两代虽然在制度上考虑到了桥梁的修建与维护，但各地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道路交通情况各不相同。京城和一些通都大邑，财力雄厚，交通状况也更受重视与关注，桥梁兴修经费有充足的保证。至于不那么知名或并不富裕的地方府县，造桥、修葺经费具体该如何筹措，就很考验地方官员的能力与智慧了。因此，在水网密集的地区，常常出现某些桥梁毁坏后长时间没能重建而使局部交通受阻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地方政府划定了专门用于桥梁、渡口等建设的田产，以田地的收入作为桥梁的建修经费。如明万历年间的《黄岩县志》记载，该县的利涉桥，原有租田千余亩，所收租税用于桥梁修造，成化年间分出一部分隶属太平县后，属于黄岩县的租田尚有600余亩，足够桥梁维护所需。桥梁得到了修缮，普通百姓又没有额外的负担，大家纷纷称赞。

明嘉靖时期的建阳县有浮桥，专设“桥田”，每年收获的米粮，一部分用于交纳赋税，一部分储蓄起来，作为造桥、修桥的储备金。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时任知县冯继科使用历年的桥田积蓄，将浮桥重修，并在中间造高桥一座，方便了往来舟楫通行。

至于没有专设桥田的地区，一些家底殷实的地方官员会自掏腰包，承担所有修桥花销。如明万历年间，江西德安县知县顾允谐拿出自己的俸禄，修造舆梁桥，由乡老王廷侃、曾宪师督理。又比如九江湖口县的通仙桥，相传是在嘉靖年间为了迎接皇帝第四子景王朱载圳到访，由多名官员一同出资，委派匠人建造。现在，通仙桥已不存，但造桥缘由依然记载在地方文献中。

地方官使用个人积蓄修桥，无须请求政府经费，也不花费民间百姓的钱财，又得了一个为百姓做实事的好名声，可谓一举三得。只可惜，一座坚固耐用的桥梁造价通常十分高昂，而个人俸禄毕竟有限，因此，单纯由官员出资造桥的例子并不普遍。更多的做法则是由官员作为工程带头人主导此事，民间参与募资，再由工匠团体承建。如明代洪武初年，池州府建德县建造永乐桥，由知县夏霖组织工程，县内百姓、僧人等捐资助力。造好的桥不仅桥面宽阔，还有桥亭可以遮风避雨，人们经过时，感觉就像行走于室内，竟察觉不出这是桥。明崇祯五年（1632年），歙县的方文昭、方光晟兄弟主动将祖上留下的数十亩田地捐给官府，并希望将其中一半田租作为桥梁修葺费用。方氏兄弟的善举，既展现出当地百姓急公好义的品质，也显示了地方官府在桥梁兴建与维修上的主动作为。

德高望重，负任蒙劳

明清时期，有能力倡议修桥并参与桥梁建设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地方上的知名人士。这些人通常兼具一定的财力和文化素养，在民间较有影响力，例如致仕回乡或长期赋闲居家的官吏、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的文人士子、大地主、富商、地方世家大族的长辈等。他们不属于某个行政机构，但和普通百姓在社会地位上确实有显著区别。

作为一方社会名流，他们在被当地人尊重的同时，也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调解邻里纠纷、维护社会秩序，以及促进当地教育发展和文化传承等。募资修桥这样的公益行为，在他们看来，显然也属于分内之事。搭建新桥或修缮古桥，既方便了百姓通行，也可以给工程主持人带来良好的口碑，进一步提高其社会声望和社会话语权，从而有利于他们获取社会财富。有了财富，修桥的物质基础更雄厚了，反过来又促进了修桥行为，如此形成良性循环。

明清时期由地方名人独资修建的桥梁，有些能保存相当长的时间。如位于今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的镇海桥，是一座六墩七孔石拱桥，传说最初为当地富商戴时亮在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因女儿成婚而出资修建。清康熙初年，镇海桥被水冲毁，邑人程子谦捐资670万贯，费时两年将桥复建，不料17年后又被水冲垮。程子谦认为，桥不牢固是因为他主持建桥时没有全心尽责，遂又以独资复建，但复建未成他就去世了。其子程岳继承父志，最终完成了复建工作。历经数百年风风雨雨的镇海桥，于2019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永嘉县志》记载，该县的滕家桥，原先宽仅尺许，是一座简易的板桥，行人往来很不安全。清同治五年（1866年），例贡生叶锡金计划重新建桥。最初打算将木桥改建为石桥，但改建之时风浪太大，将石材冲入泥淖中，只好仍用坚木作为支柱，并将桥面加阔。

江西地区河网密布、水系发达。《九江府志》中记载了很多一人一家独资修桥的事例：十家桥是贡生黄锡顼兄弟捐建的；通田桥为监生刘维翰捐建；还有一位名叫李修教的人，在清康熙至雍正年间一口气出钱修建了高桥、洲头桥、南港桥、霞红湾桥4座桥梁。

然而，并不是所有名人都有如此经济实力，也有很多桥梁是由当地社会名流发起建造或修葺倡议，邑人共同出资建造。《信丰县志》记载，明万历年间，曾任山东道御史、大理寺左少卿的信丰县人甘士价拿出钱款，希望为家乡建一座石桥。同乡的曹椿、李公复、甘泽、叶友盛、甘文夏、曹檀等人得知倡议，仗义疏财，都参与了捐款和建设。桥梁建成后，甘士价用剩余的资金购置田地，以田租作为桥梁的养护资金。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因洪水冲击，石桥倒塌，后建浮桥。

在清代，为了进一步完善修桥资金的利用与管理，同乡们还常成立名为“桥会”的组织，负责造桥及后续修缮。桥会由大家合意设立，共同约定形成书面管理规范，且拥有一定财力，用于维护桥梁。《重建珠山利济桥碑记》载，清代饶州府万年县的珠山，原有木桥，清嘉庆年间，乡里共襄义举，改立石桥，还用多余的钱款买地置租，作为后人的修缮经费。不料几十年后，石桥的“维修基金”却被人侵吞。清同治年间，珠山遭遇洪水，桥梁坍塌，面对重修桥梁的提议，很多人想起往事，不愿再捐钱。后来，李、程二姓和当地大户倡导成立桥会，按照人丁劝募，才重建了利济桥。为杜绝公有财产再被侵占，桥会管理人寻求官方保障，将桥会拥有的土地等呈明当地知县，批准存案。

除士绅与乡贤外，明清时期的僧侣也是地方上乐于出资造桥的一个群体。当时，修桥、铺路、建渡、雇舟等是常见的地方善举，加上一些佛教文献直接指导和号召僧侣开展“作牢坚船”“安设桥梁”等慈善活动，影响了僧人的行为。如江西建昌府南丰县的惠政桥，地方志记载其筹建原因是旧有的桥梁在清顺治年间被毁，10多年后，“僧大有苦劝募建”；建昌府新城县的安济桥是康熙年间由“僧上乘募建”；等等。

勠力同心，利己利人

相对官员和名流来说，普通百姓较少考虑政绩、名声。百姓自发的修桥行为，有些是出于祈福的目的。如位于今福建省福州市马尾镇的双寿桥，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桥板上镌刻有“明嘉靖癸丑磕源陈妇八十娘张氏同夫建立双寿桥为父母祷福”的字样。磕源为地名，陈、张夫妇出钱造桥，目的是行善积德，保佑父母平安。

同时，广大有出行需要的民众，是桥梁最直接的使用者。对某个地区的居民来说，新修一座桥梁可能意味着节省数里甚至数十里的脚程。即使没有地方官、士绅倡议，为了切身利益，他们也会自发筹资建桥。

据《杏花村续志》记载，清代池州府杏花村人葛财，通过代人砍柴、汲水，攒下一笔钱。因见西关旧河无桥，葛财倾尽家产，造了一座木桥（后改为石桥），长20余丈，从此西关往来如坦途。如果不是当地民众对这座桥有切实需求，那么还有什么原因能够让一名普通的体力劳动者不惜花光积蓄，也要出资修桥呢？

还有很多普通百姓，虽然没有足够的能力雇人造桥，但通过参与桥会事务、向桥会捐钱捐物等方式，也能为造桥和后续修缮尽一份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桥梁是公用的交通设施，那么桥梁的修建与维护也是地域性的公共事务，需要一方民众共同参与。

位于今湖南省安化县麻溪河上的永锡桥，建造之前原有“锡山义渡”，不料渡船在清光绪二年（1876年）的洪水中倾覆，多人溺亡。经历悲剧后，乡民们商议在河上修建风雨桥。桥会由众人推选组成，会内有8名董事（又叫首事、首士，一般指主管造桥事宜的人），在桥梁修建阶段，此8人被称为“主修”，有22名协修配合。造桥涉及的财务等事，还有“司会”等人处理。

修建永锡桥的资金，全部来源于民间募集。桥会成立后，即准备了一本“捐簿”，由官府盖印批准，获得了募捐的合法性，也提高了百姓的信任度。然而，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募捐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桥会为筹资殚精竭虑，对一些富家大户，甚至由协修亲自上门劝捐。据研究者统计，永锡桥共获得了2278个集体或个人的捐赠，总额达到1400万余文，但其中捐赠10万文以上者仅有30位。大部分人捐资不多，但募捐范围很广，反映了民众的广泛参与。捐资人不仅有永锡桥周边乡镇的居民，还延及邻县。除捐钱外，也有捐田、捐物等形式。“人心齐，泰山移”，成千上万人的力量，终于凝聚成一座矗立至今的风雨廊桥。

翻阅各地地方志，平民百姓为桥会做贡献之例不胜枚举。祁门环砂的程锦芳等人，看到家附近的桥梁毁损严重，特别是“门首庙下二桥”破败不堪，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出行与生活，因此成立桥会。程锦芳桥会邀请20人加入，每人“各出本谷二十斤”，以实物出资。铅山县澄波桥，桥会以七姓11人为首，共同集资经营。婺源人王廷元见正北门桥会租产微薄，便带头捐献田租，充实桥会资产。桥会接受捐赠后，也得以继续运营，应对可能需要的桥梁修缮及重建。

古代桥梁以精巧的结构和多姿多彩的外观，被誉为力与美的结合体。而如果深入了解桥梁背后的建造故事，就会发现，从筹划、募资到桥梁竣工，乃至后续的修缮，整个过程不仅牵涉建筑历史和历朝历代审美的变迁，也是地方基层组织能力和民俗民风的体现。一条条众人积极响应修桥号召、捐钱捐物的文献记载，印证了中华大地上乐善好施的传统风尚；一座座历经风雨的古桥，无声地诉说着一方百姓的古道热肠。桥的故事，因此显得更加意蕴悠远，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