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狂士陈洪绶

天启七年（1627年），陈洪绶兴之所至，创作了一幅文人借酒消愁的人像画。画中人拉长着脸，紧锁眉头，表情颓丧愁苦，目光毫不掩饰地望向画外。他以一个不那么舒适的姿势侧卧于芭蕉叶上，一副卷不动又躺不平的现代人做派，仿佛巴望着四五百年后有人能读懂他。

这幅被收入《杂画册》的画，被后世追认为陈洪绶中年自喻的自画像，尽显他困顿纠结、荒唐愤懑的一生。

自古画坛多狂士，陈洪绶便是其中之一。明人朱谋垔的《画史会要》中说他“赋性狂散”，清人周亮工的《读画录》说“陈章侯性诞僻”。事实上，在动荡扰攘、大厦倾塌的晚明，癫狂、乖张、纵欲、厌世、自我拉扯，皆是陈洪绶对抗末世劫运的方式。而他建立的夸张、变形的独特美学，被后世广为推崇，人谓“盖明三百年无此笔墨”。

初出茅庐，年少成名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二月，陈洪绶生于浙江诸暨一个官宦世家。祖父陈性学为进士出身，曾任广东、陕西布政使；父亲陈于朝则是一个屡试不第的秀才。至其父成年时，虽家道中落，但家学渊源仍在，陈家自然将读书入仕作为培养子嗣的首要目标。传说陈洪绶出生前，一道士赠予其父一枚莲子，称“食此，得宁馨儿当如此莲”。因此，陈洪绶出生后即得小名“莲子”，晚号“老莲”。

天赋其才，自有异相。幼时于祖父藏书楼“七樟庵”读书之余，陈洪绶拜蓝瑛为师，绘画天赋初显，并留下了几则奇闻逸事：4岁作巨幅关羽像于墙壁，引得众人惊呼跪拜；10岁数次临摹大师李公麟的孔子像，并有意“不规矩形似”，令蓝瑛见后自叹弗如；14岁时，作品悬于市中旋即被买走；15岁就受邀为人作祝寿图、寿文，广受赞誉……

父亲早逝，陈洪绶刚刚成人，娶妻来氏，不久他的母亲也因病离世，长兄陈洪绪将所有家产据为己有。陈洪绶并未计较，决然背井离乡，僦居绍兴，成为儒学大家刘宗周的入室弟子。刘宗周为蕺山学派的开山之祖，在儒学上提出过诸多振聋发聩的创见。陈洪绶深受其思想和行事做派的熏染，逐渐萌生了参与朝政、改良社会的雄心。

他先是在萧山松石居和来风季一起研读《离骚》，作《九歌图》《屈子行吟图》，与之烧灯相咏，且歌且琴。又为徐也赤作《水浒叶子》版画，栩栩如生地刻画了40位水浒英雄。“叶子戏”是一种佐助饮酒的游戏，“叶子”因此又称被为“酒牌”，上载行酒令和相关图像。这套堪称通俗绘画的作品中，陈洪绶方笔直折、短促清劲的画风初显，具有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他对古代英雄的怪离表现，也有“发思古之幽情”而反讽时风的意味。这套图甫一出世，不仅被坊间民众争相购买，而且博得一班文人画友的交口称赞。

20多岁本就是意气风发的年纪，何况离开了家族礼教的束缚，陈洪绶的狂放不羁逐渐外露。彼时，受“狂禅”之风影响，质疑、戏谑、破除所谓“范型”“成规”的思潮相继涌起。不依傍古人而求“真”，一时成为文艺界的思想旗帜。于是，在画界普遍承袭宋元传统之时，陈洪绶却改弦更张，主张“以唐之韵，运宋人之板，宋之理，得元之格，则大成矣”—先须以晋唐韵致作底，再学宋画之法度、元画之空灵，同时要摒弃“为古而古”的刻板矫饰，才能实现绘画之大成—这在当时可谓语出惊人，似乎有意颠覆董其昌所提出的“南北分宗”的正当性，亦将“时史靡丽之习，洗涤殆尽”。

就这样，陈洪绶一边研习传统，一边摸索新的艺术语言。他在《王叔明画记》中言：“老迟幸而不享世俗富贵之福，庶几与画家游，见古人文，发古人品，示现于笔楮间者，师其意思，自辟乾坤。”逐渐地，他似乎找到了处理传统“包袱”的法门。在《准提佛母像》《岁朝清供图》《古木秋天图扇》等一系列画作中，他开始用折笔或粗渴之笔表现英雄豪杰，用细圆之笔表现文士美人，用游丝描表现高古器物……其丑狞奇骇、夸张硬冷的画风一时石破天惊，虽被一些守旧派斥为“险怪”，但画名依然迅速远播，名扬四方。

虽年少成名，陈洪绶对此却不以为意。青春的多愁善感，使他“伤家室之飘摇，愤国步之艰危，中心忧悄”，以致“头面或经月不沐”，一副狷介颓废的文青模样。他开始沉溺酒色，往返于烟花柳巷间，在小说、戏曲中消耗时日。求画者慕名纷至，有督学前来索画他也不给，甚至“颓然自放，或至使气骂坐者”。他醉后随意泼墨绘就的画被传入关中，当地权要竟以白马换得。而当杭州名妓董飞仙向其求画时，他不仅欣然应允为其画莲花图，还赋七绝以示心意，成为一桩被后世津津乐道的风流韵事。

中年失意，壮志未酬

真正的不幸始于24岁。这一年，陈洪绶乡试失利，功名不得意，只得铩羽而归。之前随手散财的习惯，也使清贫成为他的日常。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遭丧妻之痛，科考又屡试不中，还几度大病，几乎被命运推向穷途末路。

危机中亦有转机。天启四年（1624年）秋，陈洪绶与周亮工相熟，还结识了祁彪佳、张岱等一众青年才俊。往后经年，他们在杭州灵隐韬光山下的岣嵝山房读书，乘舟至不系园赏枫叶，同往白洋观钱塘大潮……纵酒谈诗，舞乐相和，成了毕生莫逆之交。陈洪绶的画也日渐老练，独特的怪诞风格横空出世，为这班好友所极力推崇。张岱称其“笔下奇崛遒劲，直追古人”，“才足掞天，笔能泣鬼”。周亮工则评价“人但讶其怪诞，不知其笔笔皆有来历”，又说：“章侯画得之于性，非积习所能致。昔人云‘前身应画师’，若章侯者，前身若大觉金仙，何画师之足云乎？”这些评论，皆成为后世评赞陈氏绘画的权威背书。

这期间，陈洪绶继娶杭州韩氏女子，并诞下数位子女，家族逐渐开枝散叶。为了维持一家生计，陈洪绶以当时文人画家所不齿的方式作画，其中就包括参与通俗艺术—杂剧和小说插图的创作。

其时，市场贸易空前繁荣，心学引发思想解放，让猎奇成为晚明美学的重要追求。陈洪绶意识到，早期浙派绘画已难以表达自我，因此他彻底抛弃当下脉络，转向对“僻古怪伟”的求索。虽然他的许多画是为赠礼、酬答、交易、出售等实用目的而作，但仍能反映出他强烈的艺术个性。譬如，他为《西厢记》绘制的木刻版画，虽是商业订件，却另出机杼地表现了故事的戏剧张力，不仅不俗，还显露出高雅的文人趣味，一经出版便大受欢迎，其中许多人物形象被后世奉为经典。

山水、人物、花鸟，陈洪绶无一不精。他画美人，发髻高绾、柳腰削肩、眉目端凝，成为典型的陈氏开相；对长袍衣纹的处理也大疏大密、圆转流畅、设色淡雅。他画士夫，窄额阔腮，相貌峥嵘、神态肃穆，有秦汉之风。男子头上簪花，更是世所罕见。他画儿童，往往头大如斗、浓眉鼓眼，稚趣十足。他画器物，一件酒器、一个花瓶都古拙高雅、幽远超然，充满隽永意味。他画花鸟，精细工丽、娉婷舒展，有金石质感。他画湖石，嶙锐坚劲、厚重沉凝、冷逸深邃，似能与永恒对峙……概而言之，他的画惊世骇俗、出其不意，似从苍莽中走来，让人感到陌生而无有相类者。

虽画名日隆，但陈洪绶求取功名之路依然渺茫。终于，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45岁的他谋得机会捐赀入国子监。次年，他被召为舍人，奉命临摹历代帝王像。也因此，他有幸看到内府所藏的历代名画，眼界遂被打开，画艺更加精湛。很快，他便与顺天府人物画高手崔子忠齐名，世称“南陈北崔”。此时，王公贵族都以与其相识为荣，而若能得到他的画作，更是将之珍若圭璧。

事实上，陈洪绶未能得偿所愿。以画艺为职业，行工匠之绘事，其实有悖于他想入仕参与朝政的政治抱负。因而，当他的恩师黄道周因仗义执言被降职并施以杖刑时，他看透了朝廷的黑暗腐败，又深感自身庸碌无为，便挂冠离京南归，迁居至绍兴徐渭故园青藤书屋，读书鬻画以度时日。

大厦倾塌，半疯半佛

更致命的打击接踵而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明朝覆灭。一日之间，陈洪绶沦为遗民。闻知国变，悲恸欲绝之下，他“时而吞声哭泣，时而纵酒狂呼……见者咸指为狂士，绶亦自以为狂士焉”。有人三番五次请他去清廷做官，他一概闭门辞绝。清兵入浙东，他又因拒绝作画而险遭杀害。避乱山中时，他遁入绍兴云门寺，削发为僧，在此地寓居数月，取号“老迟”“悔迟”。

虽薄命得以保留，但其心已死，胸中块垒已然沉淤。陈洪绶后悔自己“倾大半生之力，求入不可救之死局”，虽对新王朝充满了对抗情绪，却又无能为力。在这之后，他又听闻刘宗周、黄道周、倪元璐、祝渊、王毓蓍、祁彪佳等往日师友至交一一以死殉国的消息，悲呼“国破家亡身不死，此身不死不胜哀”。而念及一家老小需要他养活，他只能以“未死人”的身份苟活于世，可谓“悔”之又“迟”矣。此间，他因离乱多感，作诗文颇多。未久，他又醒悟“卖画当入城”，再蓄发还俗，自嘲道：“岂能为僧？借僧活命而已。”

经历这番动荡波折后，陈洪绶的画风也有了较大变化。这一时期，他的画褪去了年轻时重笔方折的凌厉之风，走向了圆融沉着，开始有了清柔高古、疏淡雅正、静穆深沉的气质。所作《白居易四乐图》《李白宴桃李园图轴》《陶渊明归去来辞图》等，线条更加圆润流畅，均带有千帆过尽后的行云流水、散逸疏旷之感。画中人物似从历史深处风尘仆仆地走来，让人睹之心生敬仰，内心安宁澄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