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雄风万古扬

雄伟壮观的长城如巨龙一般，从渤海之滨直入西北荒漠，蜿蜒起伏于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它以城墙为线，以关隘为支撑点，拥有各种壕堑、关堡、烽燧等军事、生活设施43721处，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分布范围最广、军防体系最复杂的巨型军事工程。

古代长城是军事斗争的产物，其防御的主要对象是北方的游牧民族。那些呼啸而来、迅疾如风的骑兵虽“长于野战”，却“短于攻城”。“攻城”也被《孙子兵法》视作用兵之道的最下之策，不仅兵员损失大，获胜的机会也小，是迫不得已的军事选择。长城正是在这种军事思想的指导下修筑起来的。

战国长城与秦万里长城

长城最初修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不仅北方地区有，中原和南方地区也有，如山东半岛的齐长城、河南的楚长城等。从春秋争霸到战国的兼并战争，战争规模不断升级，作战区域持续扩大，军事斗争日益激烈，各诸侯国都开始建造防御工程，以捍卫国家安全。战国七雄中除了韩国，六国都兴修过长城，用它来互相防御和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

《竹书纪年》记载，晋烈公十二年（公元前404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这说明齐长城早已有之。齐长城被毁弃之前，其一度绵延数百公里，将渤海、黄河和黄海联结在一起，是山东境内规模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

晋国伐齐的同一年，为了防御东邻魏国，秦国开始兴建堑洛长城。这段长城修筑于洛河中游，遗迹就在今陕西蒲城县洛河之滨。事实上，战国时期的许多长城都是利用坚固的河堤改造而成的。如齐长城起于济水之旁的防门，《左传》记载，齐国“堑防门，而守之广里”。赵国的南长城由漳水、滏水的堤防连接、扩建而成。《史记》记载：“我先王因世之变……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燕国的南长城也是由易水堤防扩建而成，被称为“易水长城”。

居于北方地区的秦、赵、燕三国，除了面临复杂的中原各国合纵连横兼并战争的威胁，还要抵御草原游牧民族的袭扰。这些游牧民族精于骑射，机动灵活，修筑长城无疑是当时对其最有效的防御措施。

至于秦国，除了抵御魏国的堑洛长城，还有镇守西北边疆的北长城。北长城起于甘肃岷县，经宁夏南部、陕西北部，直到内蒙古准格尔旗的黄河之滨。这条长城修筑于秦昭襄王时期，是为防御“义渠戎”所筑。《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由于原来的秦、赵、燕三国北境长城互不统属、互不相连，于是秦始皇命蒙恬重筑长城将三者连在一起。在《史记·蒙恬列传》中，司马迁这样描写新筑的秦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至此，后世历代王朝大体沿袭的、东西延绵万里的长城，就此奠定基本格局。

大汉长城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人们“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至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则“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分隔两者的，是农牧交错带和长城。当南北双方试图越过这个界线时，冲突往往在所难免。

西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以14万骑军入萧关，杀北地都尉，哨骑直抵长安附近的甘泉。汉文帝紧急征调战车千乘、骑兵十万，一边加强长安防守，同时沿长城布防，才将匈奴逐出塞外。这次战争是西汉早期汉匈战局的一个缩影。

西汉王朝在立国之初，由于连年战争，国力衰微，民生困顿，无法与匈奴争锋。汉高祖刘邦曾经亲率大军，欲击破匈奴，却被冒顿单于率数十万精骑围困于白登山，最后依靠重赂匈奴阏氏，才得以解围。

无奈之下，汉王朝只能奉行“和亲”之策，对匈奴采取守势，长城的防卫作用由此凸显，旨在分隔中原与草原。《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文帝曾以国书告知匈奴：“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匈奴无入塞（长城），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这份国书，正式承认两国以长城为界，要求匈奴与大汉如兄弟之邦般相处。

然而，仅仅4年之后，匈奴军臣单于新立，合约被撕毁，6万骑兵侵入上郡、云中郡。依靠长城烽火传警，汉军迅速将军情飞报长安。《汉书·文帝本纪》记载，汉文帝派遣车骑将军令免、将军苏意、张武等人扼守长城险要关口，又命长城“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寇”。匈奴骑兵无法逾越长城，才撤军而去。

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臻至全盛阶段，经济、军事实力全面超过匈奴，汉武帝断然改变“和亲”之策，开始对匈奴用兵。此时，长城不仅是防线，还是前沿的战略基地、军事进攻的跳板，长城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取得军事胜利后，汉武帝立刻命人修缮位于河套地区的秦长城，以进一步巩固北疆边防。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两次派遣骠骑将军霍去病深入数千里，奇袭匈奴。大胜之后，汉武帝再次命人修建长城。这段长城东起甘肃永登，沿河西走廊向西直至酒泉，以保卫河西地区和逐渐兴旺起来的丝绸之路。

两年后的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大将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分两路再次进攻匈奴。这是汉匈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匈奴势力被大大削弱，以致“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为了全面控制和保护汉王朝的北方边境，汉武帝兴建了西起罗布泊、东至辽东的汉长城，全长约两万里。

汉长城的规划以及修筑规模和质量全面超越了前代。夯土砌筑或石块垒砌的墙体不仅高且厚，有些地方还设置了双重复线；在平坦的地方，城墙外侧会挖掘一道壕堑，掘出的土又用来筑墙；在山川险阻的地方，则不修筑连续的城墙，代之以报警的烽火台。至于关城、坞堡、障城、亭燧遍布长城沿线，再辅以广泛推广的屯田制度，确保了长城驻军的后勤保障。

汉武帝时期，大量的军卒沿着河西走廊布防，玉门关只是当时烽燧系统中的一个据点。两千年后，在嘉峪关市新城乡魏晋墓中出土的画像砖上，有摹写当时河西走廊戍边士卒的屯垦画面。在茫茫戈壁滩上，他们“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共同守卫着祖国的疆土。

烽燧报警，是长城戍卒十分重要的军事任务之一。在敦煌和居延出土的汉简中，记载有汉长城亭障所遵用的《蓬火品约》。戍卒们根据敌人数量以及在塞外、入塞、攻亭障等处的紧急程度，将敌情分为五品，蓬火信号也随之分为五级。白天出现敌情，就在烽火台下升起以缯布制成的“蓬”；到了夜间，则在烽火台旁点燃用柴草堆积的“苣火”，“蓬”和“苣火”的多与寡，对应着蓬火信号等级的高低。

为了侦测敌人或哨探的潜进，戍卒们还会在长城外侧挖出并行的壕沟，沟内布沙填土，谓之“天田”。夜间若有敌人偷入或哨探出逃，会在天田内留下足迹，天明验之，可知其人数多少及出入方向，及时上报候官、都尉，以研判敌情、采取对策，谓之“天田验迹”。后世隋唐时期的“土河”制度大约就是汉代长城天田制度的变用。

隋唐长城与金界壕

汉代以后，尽管历史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但对中原王朝的历代统治者来说，长城始终是守护家园的一道“高墙”。

北魏、北齐、北周和隋帝国都先后修筑过长城。数百年间，北方的柔然和突厥等草原帝国先后强盛起来，长城的修筑就是防御其向南进攻的。《魏书·太宗纪》记载，泰常八年（423年）正月丙辰，“蠕蠕犯塞。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中原文献称“柔然”为“蠕蠕”）。后来，柔然果然提兵犯境。《魏书·蠕蠕》记载，北魏镇兵有备，与之大战于阴山，获“其将帅五百人，斩首万余级”。

隋帝国一统天下，结束了近400年乱世，恰逢突厥兴起，对隋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隋文帝和隋炀帝先后7次新筑、修缮长城，以守卫北疆。到了隋炀帝时期，更是屡次大修长城。《隋书·食货志》记载：“（隋炀）帝北巡狩。又兴众百万，北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绵亘千余里，死者太半。”如此滥用民力，正是隋末致乱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隋炀帝正是依凭长城险要，发起军事行动，先降服伊吾，后重创吐谷浑，建置新郡，从而保卫了西北边境不受侵犯。

时至唐代，随着国力日渐强盛，特别是军事进攻与民族融合战略不断取得成功，唐王朝对修筑长城并不热衷。《旧唐书·李传》记载，李世民曾拒绝群臣关于修长城的请求：“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

由此可见，唐人更倾向于把良将视作守家卫国的“长城”，而不以土石长城为意。正如初唐诗人崔湜《大漠行》所云：“火绝烟沉右西极，谷静山空左北平。但使将军能百战，不须天子筑长城。”但是，由于不兴筑长城，使得唐代长城的防御能力逐渐降低，这对中唐以后北方边防形势的恶化、安史之乱的发生，都有间接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