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狞厉神秘　吉金青辉：铸痕里的先秦

中国的雕塑艺术源远流长，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说：“雕塑之术，实始于石器时代，艺术之最古者也。”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先民凿石为器，打制生产生活用具的同时，也在孕育最初的造型审美意识，这便是雕塑工艺的滥觞。

高古朴拙的史前雕塑

石之美者为玉。凝聚了古代先民大量心血的各色玉器，是中国上古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距今6500年—5000年的红山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玉猪龙和“C”形龙，二者造型简约生动，工艺质朴高古，印证了中华龙文化的起源。浙江余杭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玉琮和玉璧，其中“琮王”是目前发现的最大、最重、纹饰最精美的一件玉琮，也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力证之一。

很难想象，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史前时代，人们是怎样仅依靠竹管、石钻具和解玉砂等简陋的工具，打造出如此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造型能力令人惊叹。玉璧和玉琮分别用于祭祀天和地，玉琮上的某些动物纹饰与商代的饕餮纹之间也存在某种渊源。这些意蕴丰富的雕塑品，形象地记述着文字未能抵达的史前历史。

饰有彩色纹样的彩陶是新石器时代最主要的雕塑品。在距今8000年—4800年左右的大地湾，产生了中国最古老、最原始的彩陶文化。那时的先民还不会使用陶轮，而是用泥条盘筑法制作陶器。这些陶器在抛光后被涂抹上黑彩，并饰以几何形、鱼形或人面纹饰。

这件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瓶口被塑成微微昂首的女孩头像，其五官塑造清晰，双耳上还有系挂饰物的小孔。值得一提的是，这件彩陶瓶用堆塑、雕刻等工艺塑造出十分写实的人类面庞，尽管技法尚显稚嫩，但人物神态逼真，流露出孩童的天真纯朴，反映了远古先民非凡的创造力和蓬勃的生命意识。

类似的生命意识在红山文化中也有强烈体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出土于辽宁牛河梁遗址的泥塑女神头像。其与真人头部等大，可能是一尊全身像的头部。女神眼梢略微上扬，眼窝内嵌圆形玉石，目光深邃，颇具神秘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件生殖女神或丰收女神像。

后世有一类模仿动物或花果形象的像生瓷，其形象惟妙惟肖，几可乱真。殊不知，史前艺术家早已玩起了“像生陶”。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太平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鸮鼎，其浑圆的腹部和鼎立的三足，显示了上古炊具的实用功能；其器形也有写生的状貌，圆眼尖喙、如猫头鹰一般的造型，憨态可掬又意趣朴拙，仿佛是某种自然主义的情感表达。

在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陶工利用先进的陶轮技术、精细的黏土和高温还原焰烧制出当时最为精美的黑陶，其胎壁薄如蛋壳，因此呈现出不可思议的脆弱感。其整体造型沉着典雅，加上出色的抛光工艺，又显出独特的金属质感和些许机械化生产的气息。

远古先民的创造力还体现在诸多充满创意的陶器形态上。在距今六七千年的墓葬中，已出现如尖底瓶、双联壶、盂、杯等陶器，之后，尊、斝、盉、爵、觚等器形也陆续涌现。在原始的礼仪中，鬲、盉和甗等陶器已具有某些非实用的功能。

无论是实用器、礼器，还是艺术品，都倾注着远古先民的智慧和巧思。在随后的“青铜时代”，青铜器逐渐遍布中华大地，而那些杰出的史前雕塑正是其汲取灵感的源泉。

雄奇狞厉的商代青铜器

在我国历史上，青铜器出现的时间很早，以至于有学者将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000年称为“铜石并用时代”。夏代时，青铜工业已经零星出现。在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的“夏墟”，考古学家发现了浇筑青铜器的陶制坩埚和镶嵌绿松石的青铜器。

商周之际，青铜艺术进入鼎盛期。统治者将青铜器视为权力、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助推了青铜铸造工艺的进步。世所罕见、高度成熟的青铜冶铸技术，支撑起了古代中国的青铜文明，我们的历史也跨入了“青铜时代”。

青铜器的出现，为先秦雕塑注入了巨大活力；而商周时期的雕塑工艺，也以青铜器为突出代表。这种铜、锡等的合金，在铸造之初，其色泽是极为绚丽的，并不是我们今天见到的被锈蚀的铜绿色，而是黄金般的色彩。正如这件瑞兽纹龙首芮公簋，当绿锈掉落后，呈现出的才是它那金黄璀璨的本来面貌。因此，古人又将青铜称为“吉金”。

铸造青铜器的第一步是制作陶范。很多人已经注意到商代白陶纹饰与青铜纹饰有着高度相似性。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白陶罐，就与一件青铜器在器形和装饰上极其类似。

在商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安阳殷墟，青铜技艺的发展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陶塑艺人和金属工匠紧密合作，铸造出造型丰富、品类繁多的青铜器。举世瞩目的后母戊鼎就诞生于此。

这件商王为纪念母亲而铸造的青铜鼎形制巨大、庄严厚重，它的总重量达到800多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最重者。后母戊鼎的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用的原材料超过1000千克。

器物厚重，是商代中晚期青铜器的主要特征之一。除了后母戊鼎，殷墟还出土了司母辛方鼎、牛鼎、鹿鼎等大批器形硕大、纹饰精美的青铜鼎。在殷墟以外，还有多地出土了商代青铜重器，如湖南宁乡出土的人面纹方鼎、江西新干出土的卧虎方鼎等。

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极为特殊。传说夏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征统御九州，鼎从此被视为立国重器。《左传》中“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记载，描述了“国灭鼎迁”的政治传统。要寄寓、承载如此厚重的文化内涵，所铸之鼎必须气势雄浑、古朴典重，这需要极高的铸造技艺。

在古代，铸造青铜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外围，需要矿石开采、金属冶炼、陶器烧制等基础工业做支撑；具体铸造时，还要进行造型设计、模型制作、翻制外范、刮制内范、调配合金、冶熔浇铸、外形打磨等多道工序。一件件精美的青铜器，是各类能工巧匠集体智慧的结晶。

造型独特、制作奇巧是商晚期青铜器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当时最好的青铜匠师集中于殷墟，他们采用“范铸法”，一范只铸一件，制作出许多举世无双的青铜器孤品。三联甗如此，妇好墓出土的偶方彝、鸮尊、司母辛觥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