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国世界的人间烟火

那些由洞窟壁画、文书写卷和鲜活生命共同绘就的画面，向世人讲述着政权更迭的刀光剑影和社会升平的繁荣景象，也讲述了佛国世界的成住坏空和市井小民的生老病死。1000余年间，几十代的善男信女用虔诚的信仰，描摹出一方辉煌灿烂的佛国景象，也保存了他们曾经的生活场景和生存状态，让这佛国世界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衣食住行

莫高窟隋代第62窟壁画中的供养人—成天赐一家，大约是敦煌当地一个有余财礼佛的普通家庭，壁画反映了当时平民的衣着服饰。女子自首到脚有包头帕、圆领窄袖衫、翻领窄袖披袄子、素色或间色条纹裙，裙前加飘带;男子身穿交领短衫，内衬圆领中单，腰系绦带，下裳宽肥，足服高头履。

从莫高窟第23窟《雨中耕作图》、第159窟《挤奶图》和榆林窟第25窟《耕稼图》看，唐代平民女子的服饰更加多样，既有沿袭而来的窄袖衫、长裙，也有胡服、男装。她们的衣裙更加艳丽多彩，窄袖衫的领式从小圆领发展到交领、敞领，折射出唐代女性服饰由保守到开放的风气之变。

身份的不同会带来装扮的差异。雇工多着长袖、汗衫、褐袴等“工作服”;军士有袄子、长袖、半臂、单袴、复袴等“制式军衣”;僧尼更有其独特的打扮—袈裟、覆膊、头巾。敦煌百姓喜胡帽，劳作时却多戴笠子。唐代皮靴风行，但普通百姓仅在重要场合才穿，夏日劳作还是以麻鞋、草鞋、木屐为主，冬季则穿牛、羊毛纺编的毡鞋。

置办一身衣服可价格不菲。在富足的唐代天宝年间，即便是用最便宜的小水布制作服饰，一套上衫和单下裤，再加上幞头和麻鞋，大约也要1000文钱。因此，在王梵志的诗里，贫穷的田舍汉常是一副“衫破肚皮开”的模样。

民以食为天。敦煌壁画中有很多饮食画面，如“婚礼宴饮图”“酒肆宴饮图”“斋僧图”等，蔚为大观。藏经洞出土文书中，记载了敦煌得天独厚的饮食文化，可谓无所不包。仅食物名称就有60多种，如胡饼、炉饼、馎饦、馄饨、冷淘、粽子、须面等，大部分都是面食。敦煌人爱吃面，唐末时就开始用天然碱来发酵面粉。

今天的揪面片，敦煌人曾这样描述：“馎饦，挼如大指许，二寸一断……皆急火逐沸熟煮。”敦煌文书中有种特殊的面食叫“浆水面”，唐代人用韭菜和芹菜发酵做成浆水，吃的时候浆水配上面条或稀饭，酸酸爽爽非常可口。“烧尾宴”食单中还有“长生粥”“神仙粥”，虽不明其用料，却寄托着敦煌人“寿长千年”的梦想。

曾有数十个酒家载录于敦煌文书，其中很多是胡商开的，还有不少以女性的名字命名的，如马三娘、灰子妻、石婆等，可以想见当时胡姬当垆卖酒的风情。在敦煌文书《高兴歌》中，有10多种驰名一时的名酒，如渌酒、鹅儿黄、鸭头绿、桑落酒、葡萄酒、清酒、竹叶、九酝、黄花酒、拨醅酒等。

敦煌人需要饮酒的场合有很多，如禳灾祈福祀酒、祆寺求雨祀酒、浴佛节饮酒、丧葬饮酒、招待寺家磨面师傅饮酒、招待淘麦僧人饮酒等。仅以结婚而论，就有求婚纳聘时的“纳采饮酒”，置办婚事的“荣亲饮酒”，新郎到女家迎亲的“闹房饮酒”，以及新婚夫妇求吉共饮的“合卺饮酒”。莫高窟第61窟有《酒店图》，人们饮酒之时，一位婀娜舞伎在酒客面前舞蹈助兴。敦煌文书里，还有当时人对于醉酒行为的文雅道歉。

在敦煌，寺院酿酒、沽酒、用酒，僧人开酒店营利，以及僧人饮酒都是寻常事，并得到僧、俗两界的认可。西夏榆林窟第3窟的《酿酒图》绘有炉灶，灶台上叠压四层大小不同的方形或梯形器物，顶上还有烟囱。据考证，该器物就是酿造高度烧酒的蒸馏器。

敦煌地属丝路重镇，商贸繁盛，街衢中店铺林立、人流如织、货无停滞。当时交通出行的重要工具如车、轿等的形象，在敦煌壁画中多有出现，其中有马车、骆驼车、独轮车等实用车，也有力士、龙凤、麒麟驾驭的神仙车，另有四抬轿、八抬大轿等各种轿舆。

隋唐以来，随着《法华经变》故事画的大量绘制，表现“火宅喻”的牛车、羊车、鹿车形象在壁画中大量出现，用以劝诱“愚痴者”出“火宅”。敦煌壁画中还有极为少见的四轮车和多轮车，但主要形象还是双辕双轮车，其中既有装饰华美的载人安车或轺车，也有高栏大轮的载货车。

莫高窟晚唐第156窟《宋国夫人出行图》中，护卫队后面有一辆马车，车顶人字形高棚向前后伸出长檐，车前画榜题“司空夫人宋氏行李车马”。司空夫人的坐车装饰极为豪华，双层顶篷的上层更为宽大，且可拆卸，能够很好地遮蔽烈日，避免阳光直射下层棚顶，从而确保车内凉爽舒适。稍后还有四辆马车，表现的是侍女跟随主人游乐的场景。整幅作品展示了唐代贵族春游踏青的烜赫气派，堪称敦煌版的《虢国夫人游春图》。

在敦煌壁画中，历代画师为后人留下了平民百姓的日常居住印记，将当时的茅庵、草棚、邸店、厩舍、监牢、坟墓等建筑形象，如戏剧舞台的布景道具一般，穿插在佛经故事或经变绘画之中。

莫高窟晚唐第85窟壁画《法华经变》中，有一座以廊庑围合、前后两院的宅邸，外侧还建有马厩。宅邸前院横长，后院方阔，中有两层楼阁，前廊与中廊的正中分设大门和中门，这与现代北京四合院将门设置在中轴线偏东略有不同。纵观全画，建筑规整有序，人物悠然自得，富有生活气息。

敦煌写卷P.3644记载了更多普通百姓的居住细节。当时的房舍有正堂，一扇或两扇的户门，内有椅子、交床等家具。厨舍内的物品相当丰富，包括釜灶、三脚铛、镬子等炊具，栲栳、簸箕等盛具，烧炭、灰火等引火物，钵盂、杯盏等饮食具，以及橘皮、高良姜、槟榔、椒、蒜、干枣、饴糖等用于调味、提色和增香的调料。庭院棚屋绘有牛羊等牲畜，以及车驾、农具、扫帚等用具。

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僧尼还存在“居家现象”。特别是随着佛事日盛、僧团渐多，导致寺无寮房、僧乏口粮，僧人“居家过活”更为普遍。莫高窟晚唐第468窟前室南壁题记写有“亡祖父乾元寺老宿法号慈善初创建内龛记”，说明窟主的祖父为僧人慈善。有意思的是，此窟对应的祖母供养像为女尼。由此可知，慈善夫妇均为僧人，至该洞窟营建之时，已是家室兴旺。

敦煌文书《沙州僧崇恩析产遗嘱》中，崇恩和尚蓄有大量的田地、房舍、奴婢、车辆等，俨然一个世俗富人。“僧文信经数年间，与崇恩内外知家事”，僧人文信可能就居于崇恩家内，为其管家，也为自己免去衣食居所之忧。更多僧人还是选择回归自己的家庭，享受家居的温情，年老也能得到子孙的照顾。僧人亡故后，家属可继承其部分财物，订立遗书时亲属须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