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定若远　一信动经年

对话：命定的相遇

宕泉河畔，风铃摇曳，他们安静地长眠于此，与魂牵梦萦的莫高窟遥遥相望，伴随着那些传奇和信仰，和敦煌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进行着永恒的对话……

命中注定，一切都源于一次奇妙的相遇。

1935年秋，法国巴黎塞纳河畔，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图册，震撼了常书鸿的内心。这位已在法国声名鹊起的中国画家决定离开巴黎，回到祖国，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从此，敦煌—这片蕴藏着中华民族艺术瑰宝的神赐之地，就成为常书鸿心中的圣殿，在他的生命中刻下永久的烙印。

1943年春，西北边陲的敦煌，阳光安静祥和地洒在一望无际的大漠上。莫高窟送走了在此面壁临摹三年的张大千，迎来了被后人称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

临行前，张大千将一幅《采摘蘑菇秘密地图》交给常书鸿，对他说：“我们走了，你还要在这里无穷无尽行使研究和保护之责。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是无期的徒刑呀！”常书鸿何尝不知，但他早已下定决心：如果认为在敦煌工作犹如“徒刑”的话，那么即使是“无期”也在所不辞。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时局维艰，经费紧缺。面对风沙肆虐、无电无水、陋屋土炕、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极端艰苦条件，常书鸿带领全所职工一边战风沙、筑围墙、种树种菜，改善生活环境，一边拉沙排、铺甬道、修栈桥、搭蜈蚣梯、清除洞窟积沙，展开了一系列石窟保护、壁画临摹及研究工作，在苦中有乐的生活中，守护着大漠深处的艺术宝库。

然而命运无常。妻子的不辞而别，令常书鸿悲恸欲绝，在戈壁上坠马昏厥。夜凉如水，常书鸿辗转反侧，苦不能寐。家破碎了，但敦煌还在。他想到了莫高窟第254窟墙壁上那幅《舍身饲虎图》，他又何尝不是为敦煌这座宝库舍身呢？想到这儿，他决定带着年幼的儿女们继续留在敦煌。

紧接着，又一个晴天霹雳传来：国民政府下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随着董希文、潘絜兹等一批工作人员陆续离开，莫高窟重新陷入孤寂。眼看着刚刚起步的敦煌事业就要停止，常书鸿心急如焚。

1945年冬，为了和相关部门落实接管关系，常书鸿带着儿女奔赴重庆。途经兰州，为宣传敦煌，举办了“常书鸿父女画展”。画展上，常书鸿遇见了帮忙布展的段文杰。此时，刚刚毕业的段文杰，因为在重庆看到“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后深受震撼，开始对敦煌艺术热切向往，一路辗转至兰州，没想到听到的却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撤销的消息。

望着这个眼神坚定的四川小伙，常书鸿明白，接连的变故让自己无法向这个初次见面的年轻人许诺什么，他点点头，但话语却是模棱两可：“你的志向很好，但现在什么都难以算数，一切得等我从重庆回来后再说。”

那一年，人们经常会在黄河岸边看见一个瘦高的小伙子，那是段文杰在思念着家乡，遥望着敦煌。他坚信常书鸿会回来的。

苦守兰州一年后，段文杰终于等来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恢复的消息，等来了返回敦煌途经兰州的常书鸿。他们坐上了那辆载着希望的大卡车，越过大漠戈壁的漫漫黄沙，当29岁的段文杰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敦煌时，或许不会想到，他将用一生的守望，去抵达心中的敦煌之梦，更不会想到，未来他将成为继常书鸿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被人称为“敦煌艺术导师”，成为蜚声世界的敦煌学泰斗。

聆听：敦煌的感召

他们沉醉在这座大漠深处的艺术圣殿中，日复一日揣摩着千年前古人作画时的心境，一段段尘封的传奇逐一在他们的手中开启，也融进了他们的心中……

夜幕降临，在莫高窟周围巡查的段文杰，常常会独自坐在石窟前的白杨林中，遥望着浩瀚星空，回想敦煌的千年沧桑，心潮澎湃。从1946年到达敦煌的那一刻起，段文杰就深深地沉浸在这座艺术宝库中，再也没有离开。他苦练线描、晕染技巧，临摹历代敦煌壁画384幅，不仅创下了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的纪录，更代表了敦煌壁画临摹的最高水平，作为敦煌壁画临摹事业的开拓者和领路人当之无愧。

夜深人静时，常书鸿常会想起送给他蘑菇地图的张大千。循着这张图，他们发现了水渠边的蘑菇生长地，缺粮少菜的问题得以缓解。由此常书鸿喜爱蘑菇，并赋打油诗：“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人间乐，西出阳关故人多。”

从1947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怀着初心和使命来到莫高窟。孙儒僩、欧阳琳、李承仙、史苇湘、李其琼、万庚育……这些怀抱理想的热血青年，不知疲倦地穿梭于冰冷的洞窟中，透过折射的光线，在那些细微的线条、复杂的色彩和微妙的神态中，谦卑地体会着1000余年前古人的虔诚与敬畏。

1948年秋，当24岁的史苇湘跋涉数千公里到达敦煌时，恋人欧阳琳已经早他一年到了莫高窟。三年前，在张大千的壁画临摹展上，他们就已对敦煌心向往之。

第一次进入石窟，史苇湘被那些古老瑰丽的壁画和塑像惊呆了。若干年后，他将这种感觉解释为：“莫高窟与你有缘。这种关系，真有点儿既在意料之中，又觉得相见恨晚。”

史苇湘第一次学习临摹，是在莫高窟第285窟。他花了一个星期，临摹了几个局部，自己觉得还不错，拿给同事看时，却得到了“你这是西洋画线描”的评价。为了探究敦煌艺术的真谛，原本擅长油画的他开始重新学习，改用国画的方法进行壁画临摹，同时广泛研读与敦煌石窟相关的历史文献，先后对莫高窟492个洞窟做了系统研究，对每一幅壁画的来龙去脉悉心了解，被称为敦煌的“活字典”。

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担任所长。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

为了保护屹立千年的石窟不受自然环境破坏，作为当时研究所唯一的专业建筑人才，孙儒僩必须依靠自己的探索和专业判断，不断尝试各种方法治理流沙，不断检查并加固已经出现险情的石窟，完成莫高窟的建筑测绘和建筑资料临摹、整理工作。日夜思念家乡的他，只能将敦煌的生活、莫高窟的瑰丽以及对亲人的想念写在信中，寄给早已互生情愫的李其琼。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因为孙儒僩的一封信，学习油画的李其琼辞掉了工作，义无反顾踏上了前往敦煌的旅程。

1952年，研究所为孙儒僩和李其琼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一间土坯房，家具都是土制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李其琼开始了壁画临摹生涯，这一画就再也没有停下，成为段文杰之外，临摹敦煌壁画最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看到敦煌的美丽和伟大。”这是老一辈敦煌画家坚守了半个多世纪的信念。作为艺术家，他们本可以在作品中展现自我与个性，却在大漠深处这孤寂的洞窟中，义无反顾地将毕生精力献给了敦煌壁画临摹研究事业。

从此，俯瞰苍生的众神、翩跹起舞的飞天、趺坐修行的僧侣、虔诚恭敬的供养人……这些浸透了几代守望者心血与汗水的临摹作品，不仅对中国美术产生了巨大影响，更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艺术史料，让全世界看到了敦煌石窟艺术的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