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画千年何以“永生”

敦煌，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承载了上千年来人们对于美的想象。

1600多年前，僧人乐僔云游至敦煌，途经三危山时偶然邂逅了佛光，发愿在此开凿洞窟，坐禅修行。此后，更多的僧侣、画师和商贾云集此地，在这近乎垂直、寸草不生的砾岩峭壁上陆续开凿出数以千计的石窟，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壁画、彩塑和经卷，成就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敦煌石窟艺术。

然而这里风沙弥漫，1000多年来斗转星移，沙丘缓慢蚕食着绿洲，风沙侵蚀、掩埋了洞窟。莫高窟九层楼飞檐上的铁马风铃还在叮咚作响，可是洞窟里的大部分经卷和书画却因掠夺而散失各地，大量精美的壁画甚至被剥取，或是被烟熏、毁坏。尚存的遗迹在自然和人为等多种因素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空鼓、褪色、起甲、酥碱、剥落等病害，经历过无数次劫难的建筑和雕像，大多亦残破不堪，能保留至今已经是个奇迹。

这座灿烂了千年的人类遗产，亦无法阻挡“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它从诞生之初就注定了走向消亡的命运，如何保存和修复这份珍贵的人类遗产仍是世界性难题。

如何将这份经过千年沉淀的石窟之美尽最大努力保存下来？一代代莫高窟人为保护、研究和弘扬敦煌石窟艺术，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既然无法阻止岁月流逝，唯有不懈努力，通过一系列科学的保护、留存手段，尽力放缓它消失的速度，在一切归于尘土之前尽可能多留住一些，让后代再多看一眼……

壁画修复

壁画修复：他们和时间赛跑

第161窟位于莫高窟南区最顶端，开凿于晚唐初期。窟顶为五方观音曼荼罗，南壁和北壁分别描绘了《文殊变》和《普贤变》。196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意识到，第161窟的壁画整窟大面积起甲，如果再不抢修，就将濒临毁灭。可是当时国内壁画修复可谓一穷二白，既没有相关技术，也没有材料。常书鸿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所里一个毛头小伙子—山东人李云鹤。

李云鹤唯一的经验就是1957年陪同外国专家对莫高窟进行过短暂的壁画保护情况考察和壁画病害治理示范。陪同过程中，李云鹤主动当帮手，在一旁认真观察，自己也时时思考和摸索。当时的第161窟，窟顶和四壁的壁画脱落严重，人只要一走动，带动空气流动，就会搅得松动的壁画残片像雪一样纷纷飘落，他只能按照常书鸿的说法，“死马当活马医”，学做修复。

修复壁画是一件极其精细的活儿，通常一个人每天修复10多个小时，修复好的壁画还不到0.5平方米，而且修复过程要求人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一旦动作有所失误，就会对壁画造成新的破坏。刚开始，李云鹤尝试着借鉴外国专家的经验，用医用针筒把黏合剂顺着起甲壁画的边缘沿缝隙滴入，直到渗透至地仗里，待壁画表面水分稍干，再用纱布轻轻按压，使壁画表面保持平整、粘贴牢固。但是注射法不能解决窟顶壁画的修复问题，胶水会滴漏下来，纱布留下的粗糙压痕也会破坏壁画的美观。他日夜琢磨，改进了针筒构造，以裱画用的纺绸替代纱布，还在国内专家的指导下，攻克了制作壁画修复材料的配方难关，这是外国专家一度严格保守的秘密。

60平方米的壁画，李云鹤整整干了两年，终于成功修复。第161窟是敦煌研究院历史上自主修复的第一个洞窟，也是敦煌壁画修复事业的里程碑。退休后，李云鹤又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奉献，师徒相授，心手相传，80多岁还戴着那顶用了几十年的遮阳帽，背着磨得发亮的工具箱，每日在各大洞窟中穿行忙碌。从弱冠之年到耄耋老人，李云鹤和他的学生们与时间赛跑，用一甲子换得千年壁画“重获新生”，用他的话来说，“把人生贡献给敦煌，我感觉没有虚度，值得”。

植树治沙

植树治沙：“绝不能让它成为第二个楼兰”

老一辈敦煌人回想起每天的工作，到洞窟里清扫积沙是必须要做的事。莫高窟九层楼背靠一座沙山，风沙侵蚀是对洞窟壁画长久保存的最大威胁。为此，文物保护专家奔走疾呼：“绝不能让它成为第二个楼兰。”

从第三任院长樊锦诗手上接过守护莫高窟重担的王旭东，毕业于地质工程专业，来自甘肃偏僻山村的他，从小的愿望是做一名水利工程师。来到敦煌后，他被这个沙漠、戈壁、高山环抱着的小小绿洲深深打动了。他将风险理论引入文化遗产保护中—提前考虑并干预影响莫高窟保存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开展预防性保护。

要保护石窟外部的生态环境，防沙治沙、建立植被屏障是首要任务。常书鸿刚到莫高窟的时候，整个千佛洞前只有一片狭长的杨树林，除此之外就是寸草不生的沙土地。从常书鸿、段文杰到后来的每一代敦煌人，每年春天都不忘种下一排排小树苗，几十年后，当年栽种的树苗已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后来，敦煌研究院又有了更有效的治沙方案—麦草方格沙障。

沙障也叫“风墙”，是用麦草、芦苇等材料，在流动沙丘上扎设成方格状的挡风墙，以削弱风力的侵蚀，从而提高沙层含水量，也有利于固沙植物的存活。施工时，工人要先在沙丘上划好一平方米大小的正方形方格网线，使沙障与当地的主风向垂直;然后将修剪整齐的麦草等材料横放在方格线上，用板锹用力插下去，使草的两端翘起，直立在沙面上;最后用工具拥沙掩埋草方格沙障的根基部，使之牢固。

在敦煌，时间的流速似乎与别处不同，人的一辈子虽然很长，可是如果投入治沙固沙中，几十年光阴又是何其短暂。从九层楼往外走1000多米，114万个麦草方格沙障像巨型华夫格一样整齐铺开，为莫高窟筑起了一道阻挡风沙、涵养水分的“绿色城墙”。普通人穿过这段路只需要十几分钟，而为了走完这1000多米，“敦煌治沙人”坚持了三四代人，用了几十年时间，可谓“白了头发，绿了山头”。1000多年前，曾经一度繁华的楼兰古城被沙海无情吞噬，如今的敦煌治沙人，凭着心中信念，让绿色的种子在沙漠中星星点点地蔓延开来。

重摄敦煌

“重摄”敦煌：百年后的回望

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第一次来到敦煌，他在千佛洞见到了王圆箓，第一次见到了洞窟里堆着的厚厚的经卷。斯坦因在敦煌拍摄了134幅照片，有关莫高窟的有46幅，包括那张著名的王道士肖像照。1908年，法国西域考古探险团团长伯希和闻讯赶来，他进入藏经洞后暗自庆幸斯坦因不懂中文，给他留下了比想象中多得多的宝藏。当时，伯希和指导随行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完成了洞窟编号，对莫高窟最有价值的部分进行了系统拍摄，包含壁画题记、供养人像、风格明显的画像和一些难以考证内容的画面;测绘师路易·瓦扬则完成了石窟分布平面草图。这些成为我们了解百年前的壁画和彩塑状况的唯一且最早的影像资料。

第285窟开凿于西魏大统年间，是敦煌石窟中最早有确切开凿年代的洞窟。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提到，第285窟是敦煌早期石窟中最丰富、最完整的一个。在当时法国摄影师拍摄的黑白照片中，第285窟窟顶和四披绘有中国传统神话诸神与佛教护法神形象，满天神佛萦绕眼前，见之如登仙境，壁画上的伏羲、女娲、力士和天神均线条流畅，北壁的发愿文清晰可辨。而在2011年敦煌研究院摄影师孙志军的镜头下，这幅壁画的中部已经脱落散失，大部分字迹已经淡到无法辨认。第217窟建于唐中宗景龙年间，为唐代敦煌望族阴氏家族所建的功德窟。查尔斯·努埃特拍摄了东壁的《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当时壁画尚且完整，描绘了释迦牟尼在灵鹫山说法的场面。现在左下方的墙面经过多次修补，原画面已经模糊不清。

遗憾的是，还有一些石窟，我们再也看不到斯坦因、伯希和当年拍摄的场景了。1914年俄国考察队的奥登堡等人来到莫高窟后，剥走了一部分壁画，窃走了十几身彩塑和各类文物，往后几年又有几百个俄国战俘关押在莫高窟生活，洞内遭到无可弥补的破坏与损毁。比对今昔，在最近的120年中，敦煌的壁画和彩塑正在以比过去几百年更快的速度退化。

敦煌研究院依靠日益频繁的海外交流，收集大英图书馆、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等各大机构收藏的敦煌石窟文物的老照片，在尽可能相同或相近的季节、时间、角度、景别、光照下，精准模拟老照片的拍摄，以此对比壁画的百年变迁，以期作为研究和修复的参考依据。孙志军和他的团队将这项工作称为“重摄敦煌”，在努力修缮、保护莫高窟的同时，也留下珍贵的高清数字影像，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1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