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墨重彩绘山君

多面之虎

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大型蚌塑虎图案，这是除了岩画以外，至今所见年代最早、体形最大、最为逼真的虎形象。这头距今6000多年前的“史前虎”，作瞠目张口、垂尾行走状，极具艺术感染力和震慑力，是极其珍贵的中国地画艺术。

最有代表性的岩画虎，出现在内蒙古阴山山脉狼山岩画群。这里的虎岩画，刻画的多是虎的侧面形象，以“人”字形折纹表现虎身纹理，有些图案还突出其锋利的爪牙。有一处表现群虎饱餐后，卧在草丛中歇息的场面，大虎与小虎错杂趴卧，似在展现一个完整的虎族群，刻画手法高度概括又十分传神，显示出游牧先民对虎的生活习性的细致观察。

虎食动物是岩画表现的中心场景之一，凸显了虎的凶猛特性。这种主题形象不仅广泛流行于游牧时代的亚欧草原，也是先秦时期青铜器上常见的造型或纹饰。战国错金银青铜虎噬鹿器座就表现了一头匍匐的猛虎正捕食幼鹿的形象，猛虎神情凶猛，极具动感，形体曲线和肌肉塑造富有立体感。

汉画像石中的虎形象比比皆是。汉代虎患严重，虎伤人事件屡屡发生，河南禹州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就有一幕紧张的“人虎斗”场景。一头猛虎呼啸而来，人们或吓得蹲地，或掩头躲藏，或大步逃窜;只见一位勇士骑着奔驰的骏马，冷静果敢地转身挽弓射虎，就在猛虎张口捕食的瞬间，勇士射出致命一箭。此画面鲜活形象地凸显出汉人的勇武精神。

除了猎虎和搏虎画像，汉代的虎形象还充溢着浓郁的“神性”特征。诸如“四神兽”之一的白虎、门画中食鬼驱邪的猛虎，以及翼虎穷奇、人面虎陆吾、九头虎开明兽，都屡屡出现在汉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里。神虎们吞食鬼魅、威慑敌害，守卫天门地户;它们庇佑人神、赐福示瑞，甚至可以乘之飞升天界。

汉代画像石、铜镜、瓦当和博山炉盖上，多刻画有白虎形象，它与青龙、朱雀、玄武同为四方之神，“以正四方”。出现在汉墓里的四神兽，还形象化地表征我国古代天文学中的“四宫二十八宿”。河南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白虎图上，白虎昂首翘尾呈狂奔状，其下刻有星宿，这显然是“西宫七宿”的象征。

汉代的棺椁上也有白虎形象出现。西汉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朱地彩绘漆棺盖上，就绘有两只狰狞咆哮、张牙舞爪的白虎形象。这里的白虎不仅是高高在上、卫护西方的天神，还被世俗化为墓主人灵魂的守护者。

虎常食人，古人迷信地认为人死后会化为鬼，因此推演认为虎也能食鬼。《风俗通义》记载，神荼与郁垒擅长捉拿百鬼，将其“执以食虎”。由此，人们相信“画虎于门，鬼不敢入”。可惜，这种门画艺术已难见实物。在河南新密汉画像石上，有神荼、郁垒并肩而立、怒目瞪视，身前各蹲坐一只斑斓猛虎。在这里，猛虎与神荼、郁垒二神共同构成一幅古老的门神画。

在“阴阳合一”思想的影响下，属阴的白虎与属阳的青龙相组合，构成独立的画像主题，以龙虎之形来具象化地体现“阴阳交感”。河南南阳曾发现一座夫妻合葬墓，门楣石上刻有一龙一虎，龙虎长舌交接，应是阴阳相交之意，隐喻男女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仍然相亲相爱。

《周易·乾》有云：“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古人认为，将龙与虎画于一幅之内，便有“风云际会”之效。南宋陈容的《龙虎图》中，一龙一虎彼此缠斗撕咬，乌云水汽弥漫的天空下，似有田畴草木等待甘霖降下。这是古人“阴阳交感”“水火既济”等思想的图像映射。

《太平广记》记载，古人遇到天旱，“以长绳系虎头骨，投有龙处”，不久后云就会从潭中升起，雨也紧接着下起来。“龙虎图”可能正是此类祈雨活动的艺术投影或法事道具。画史记载，南宋画僧法常多以“龙兴而致云”“虎啸而风烈”为题，画《龙虎》对轴。法常的画寻常难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元人的《龙虎图》对轴，尚可一观。

在十二生肖中，虎与佛教的关系或许最为密切。

佛经记载，昔日萨埵太子见饿虎将死，于是舍身跳崖，以自己的血肉供幼虎啖食。“舍身饲虎”本生故事在佛教传入中土的早期，就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在新疆克孜尔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万佛洞和敦煌莫高窟，都有“舍身饲虎”本生故事壁画。仅在莫高窟中，此故事壁画就有18幅。某种程度上，这也昭示着虎与佛教之间深厚的因缘。

唐宋以来，“行僧伏虎图”一度流行，其独特的构图也颇受瞩目。行僧伏虎的图像遗存当数敦煌发现最多，既有绢纸卷轴，也有洞窟壁画。画中常有行脚僧模样的取经人，身背经笈，头戴斗笠，一手执麈尾，一手持拄杖，身侧有一猛虎相伴随行，僧人前方有化佛趺坐于长尾祥云之上，画中常附有“ 南无宝胜如来佛”题记。

“行僧伏虎图”可能是敦煌的佛教艺术受吐蕃民族的虎崇拜或吐蕃王朝大虫皮制度的影响，反映了唐宋时期敦煌地区多民族多元思想的融合。也有人认为，虎是密教图像的特征之一，猛虎的驯服与依从，象征着佛法的威能。不过，这一形象让人联想到屈原《九歌》中的山鬼，她在出行时有文狸引路，此处的文狸并非小野猫，而是斑斓猛虎，清代罗聘的《山鬼图》便是图像化的诠释。

在古画《二祖调心图》中，绘有一僧人倚虎而眠的情状。一般认为，这位倚虎酣睡者是唐代高僧丰干禅师。明代释镇澄所撰《清凉山志》记载，这位丰干禅师“尝诵唱道歌，乘虎入松门，众僧惊畏”。

所谓调心，或为调伏心中恶欲，是一种心性修行。虎之性情凶恶，如人心中恶欲;而今乖顺如猫，好比降伏其心。该画用笔恣意，僧人以粗犷笔法绘之，大块积墨写衣纹褶皱，辅以大片留白，人与虎神态皆安闲泰然，惟妙惟肖。无论是笔墨运用，还是人、虎造型，该画都开创了中国水墨写意人物画的先河。

除了“丰干睡虎”，宋代禅画中“伏虎罗汉”主题甚为流行。伏虎罗汉故事在历代高僧传中多有记载，如襄阳法聪禅师，只需手按虎头，即可令其闭目伏地，以显示佛法神通或禅宗感化。现存的南宋人所绘《伏虎罗汉图》中，一罗汉端坐古松下，右手扶杖，左手摸按虎头。看似凶猛的老虎在罗汉的降服下，蹲坐于地，仰视罗汉，显得十分温顺。

虎本性凶猛桀骜，但是，画僧或禅画家们变猛兽而成一心向佛的“驯化兽”，以虎的嬗变去印证法力。可惜的是，与图中刻画精准饱满的释教人物相比，老虎的形象渐趋程式化，甚至被弱化如温顺的猫、狗，全然失去虎的威风气度，遑论神韵了。

画虎名家

相较于花鸟画其他诸科，自古画虎者、擅画虎者，并不多见。魏晋南北朝的曹不兴有《杂纸龙虎图》、卫协有《卞庄刺二虎图》、张僧繇有《吴王格虎图》。今存顾恺之《女史箴图》中绘有蹲在山上的虎，唐代卢稜伽《六尊者图》中画有虎伏于地的形象。

五代的道士厉归真所画之虎：“毛色明润，其视眈眈，有威加百兽之意。”《德隅斋画品》记载，他“尝作棚于山中大木上，下观虎，欲见真态”。厉归真深入地观察虎的真实形貌，方成画虎名家。然而，亲身犯险者毕竟还是极少数，画家们更多的是借助猎人、山民的描述和历代流传下来的范本进行虎画创作。

宋代虎画渐兴，画虎名家有赵邈龊、包贵、包鼎和辛成。其中，包鼎的“体验式”创作方法很是独特。《后山谈丛》记载，每次画虎之前，包鼎都要密闭画室门户，“一饮斗酒，脱衣据地，卧起行顾，自视真虎也”。包鼎亲身模拟老虎的情态，找到感觉后，“复饮斗酒，取笔一挥，意尽而去”。这种凭想象画出的虎会是什么样子，很让人好奇，可惜包鼎的画作已经遗失。

南宋画僧法常、牧溪等人有虎画作品传世。法常多作正身肃立的虎，神情严正，气势凛然，令人动容。牧溪的《虎图》中，一只猛虎逡巡于杂林中，四肢粗壮，双眼圆瞪，显得威风凛凛。画僧以劲笔扫出风云激荡的背景，猛虎作为画幅主体，形貌威然，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