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争取东北战略的酝酿与实施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美国、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之间三国四方利益交织，我国发展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历史性抉择。在此前途未卜之际，我国的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经济基础等特有优势，成为国共双方以及美苏之间利益博弈的焦点所在。

三国四方的利益交织

东北地区（包括当时的热河以及现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总面积约为130万平方公里，仅东三省人口就达3000多万。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伪满洲国随之走向覆灭，深受日本殖民统治迫害长达14年的东北地区一时处于无政府状态。

东北地区东邻朝鲜，西接蒙古，背靠苏联，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相连，辽东半岛又与胶东解放区隔海相望，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同时，东北地区幅员辽阔，物资丰富，工业发达，拥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冀热辽解放区与东北紧邻，中共在进军东北的时间与空间上占有先机，倘若能赶在国民党之前成功掌握东北地区，就能从地理位置上使东北地区与冀热辽解放区连成一片，扩大解放区面积，同时降低中共军队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的危险，从而改变被动局面；从经济上又能够利用东北的丰富资源，建立维系中共军队后续发展之战略大后方，大大增强作战力量并为其他解放区建设提供战略支援，从而促进全国解放胜利之到来。反之，如果东北地区被国民党抢先占领，则会对华北、冀热辽解放区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同时阻断东北地区与苏联、蒙古、朝鲜等的对外联系，于我党我军的发展非常不利。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大上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了争取东北的重要性，蒋介石同样视东北为争取华北与全中国的重中之重。国、共两党都把夺取东北看作事关全国斗争的关键的战略问题。

与此同时，苏联与美国也在为各自利益盘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苏联在西线受到德军猛烈进攻而无暇顾及中国，其对华政策并没有表现出其一贯的积极性，但随后在取得对德作战胜利并与美国商谈对日作战问题时，苏联开始将目光转向我国东北。苏联为争取自身在东北地区的最大利益，与美国反复磋商，讨价还价，最终以共管中长铁路，租借旅顺、大连为自由港等为条件同意对日作战。

1945年4月，斯大林宣称，将尽最大的努力来促进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无条件地支持美国对华政策，包括完全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这样的消极对华政策无疑给中共的斗争工作带来极大困难。8月8日，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进军我国东北，面对苏军的进攻，日本关东军无力抵抗，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4日，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我国东北地区攫取大量利益，并同意由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行政权，此条约同样受到美国方面的欢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之后，蒋介石告知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表示其对这个条约总体上是满意的。苏联的对华政策使得东北地区的形势变得十分复杂严峻，日本的迅速投降使形势变化进一步加剧升级。一向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美国对此立即做出反应，制定了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对华政策：军事方面，向国民党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帮助其尽快实现对全国的统治；政治方面，寻求国际上，尤其是与苏联的妥协，以及实现中国国内国共两党的互相让步，逼迫中共让步，极力避免在国共以及美苏之间爆发武装冲突。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一方面规定禁止日军向中共军队投降，另一方面加紧帮助国民党由大西北、大西南运兵全国并由美军出兵占据港口、铁路等重要交通要道。美国“扶蒋反共”方针昭然若揭，成为东北地区形势恶化的催化剂。

中、美、苏三国在东北地区的斗争使得中国的前途命运更加扑朔迷离，如何正确认识苏联和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而抢占先机争取主动，采取适当的斗争策略，成为中共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战略转变的酝酿提出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和平与战争的十字路口，美国与苏联的对华政策成为影响中国命运走向的重要因素。

中共在坚持独立自主这一根本原则的基础上，就美苏对华政策作出正确研判并采取有力应对策略。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再一次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性，表达了保卫和平的坚定决心，指出：“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与此同时，为制止内战发生，壮大保卫和平有生力量，8月20日，中央军委作出各战略区迅速动员新兵加入，扩大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指示。

针对苏联的对华政策，毛泽东在8月2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和平是有争取的可能的，美苏等国家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并认为苏联对我们其实是不帮助的帮助。毛泽东对苏联对华政策的正确分析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帮助广大党员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为妥善处理在东北地区同苏军的关系问题奠定了基础。蒋介石此时正积极为发动内战做准备，为转移舆论掩人耳目，此前8月14日至23日，他先后连续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参加谈判。

8月2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旨在拆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把戏进而向世人表达中共和平建国的决心，毛泽东毅然决然作出参加重庆谈判的决定。当天，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党内通知，认为派遣干部进入东北是正确的，决定由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率领千余名干部赶去东北。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枫并转吕正操及贺龙电，命令原先计划开赴东北的干部团由延安出发，相机进入东北开展工作。这表明此时中共的战略重心已渐趋向北转移，“向北发展”已成为全党的重点。

毛泽东在去重庆之前，与刘少奇彻夜长谈，对中央工作进行详细而周密的安排。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广泛宣传中共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并以各种形式会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等美国人士和在华团体，进一步扩大中共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在美国帮助国民党向华北、东北两地运兵争取战略要地的不利形势下，基于对美国不赞成中国内战的正确认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同美国的斗争中采取了“中立美国”的应对策略，促使其支持国共实现和平建国，同时减少其寻衅借口，防止其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甚至对战争的参与。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美外交政策的指示》，指示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目前我们对美外交极宜谨慎，方针仍是避免与美军冲突。”11月28日，《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中对当时世界形势、美苏两国对华政策以及中共“中立美国”的策略作了详细阐述。毛泽东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正确认识以及对美策略，使中共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认清局势，同时争取美国在调处国共矛盾时保持相对中立立场。

在重庆谈判期间，除与国民党要员、民主人士以及美国在华人员接触外，毛泽东与延安多次通电，研究中共军队的发展计划，并最终完成战略方针转变。就在毛泽东赴渝谈判第二天，即8月29日，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的刘少奇发出《中央关于迅速派兵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命令晋察冀与山东准备派往东北的干部与军队迅速出发，到达东北后控制广大乡村地区以及苏联红军未驻扎的大小城市。同日，中央军委令南下支队北上，南征第二梯队停止南征。这时党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愈发清晰。刘少奇于15日致电毛泽东，报告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的有关汇报以及苏军代表对东北地区情况的介绍，并决心争取东北，组建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加强对东北地区的领导，毛泽东随即复电表示同意。

东北地区利好局面的出现坚定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实行战略转变的决心。9月18日，为打破谈判僵局，掌握政治主动，有力配合争取东北的计划，毛泽东与周恩来研究决定了军队分批次北移的方案并于次日向国民党代表正式提出。同日，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起草《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党内指示电，并致电毛泽东和重庆谈判代表团，在文中正式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即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毛泽东连夜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电文中的军事部署。至此，中共正式实现由抗日战争后期的“向南发展”到“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

此次重庆谈判，毛泽东既向人们展现了我党制止内战、民主建国的决心，同时也向世人揭露了蒋介石意在内战、破坏和平的阴谋，并在此期间完成党的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为中共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对即将爆发的内战做好充分准备。

此后，毛泽东为积极贯彻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对中共军队的发展作出相应安排部署。

战略方针的积极推动

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制定完成党与军队发展重心之转变，在战略上、理论上指明东北地区的极端重要性，统一全党思想，具体实践中派遣干部与军队先行出关，掌握东北战略主动权，全党上下紧密团结，促成了争取东北战略方针的真正落地。

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我军在东北地区的发展极为关心。1945年8月9日，在苏联出兵东北后，毛泽东发表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要求我军积极配合苏军在东北的作战，争取进一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2号命令”，对赴东北作战的军队作出具体部署。毛泽东又于19日与20日分别对干部和军队赴东北作出指示。26日，在赴重庆参加和谈之前，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东北拟去万部（万毅支队）4个团，赵部（赵金承部）1个团及干部团，先驻热河省边界地区，根据情况决定。

毛泽东赴渝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在两人的多次致电中，最终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争取东北的重大战略方针，实现党的发展方向的重大转变。为将这一战略方针落到实处，争取在东北地区的最大利益，同时尽最大努力迫使蒋介石遵守《双十协定》，尽力避免内战爆发，实现和平民主建国，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我军在东北的发展精心部署。

蒋介石以重庆谈判为掩护，以接受受降为名，积极调集重兵向解放区步步紧逼，企图迅速占领华北、华东战略要地及重要交通线，并伺机打通进入东北的陆路交通。在《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阳奉阴违，密令其各战区司令长官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一时之间，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包围进攻愈发急迫，规模不断扩大，战争一触即发，形势十分危急。为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计划并迫使其遵守和平协定，毛泽东亲力亲为，全面部署落实“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1945年10月12日，毛泽东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要坚决粉碎国民党的进攻。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要求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11月1日，毛泽东根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全党任务：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随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制定实施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落实该战略方针并配合完成任务。

10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萧劲光电，要求两人迅速赶赴沈阳。10月25日，毛泽东致电陈毅、黎玉、罗荣桓、李作鹏，指出渡海与作战二者并重，又以渡海最为紧迫，山东赶赴东北的部队须在11月经陆路和海路抵达辽宁省。11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各战略区负责人的电报，命令林彪、彭真指挥军队布置内线作战，在适当的时机要坚决消灭企图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不能让国民党军进入沈阳。11月3日，毛泽东致电山东胶东区党委，要求将派遣军队与干部迅速渡海作为第一要务，要多要快，不得迟误。

中共中央先后派遣10名中央委员（含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11名候补中央委员赴东北工作，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力量在此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为今后创建东北根据地做了充分的干部准备。为加强对东北人民军队的领导与指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将进入东北的军队连同原东北抗日联军改编而成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共同合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1945年11月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在沈阳正式成立。在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有力部署与各地的严格执行下，至12月初，中共基本完成了派遣10万大军与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的战略部署。大批军队与大量干部进入东北，使得我党在与国民党争夺东北地区的斗争中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10万大军出关，2万名干部北上，充分展现了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东北的最大期望，成功促成东北战略方针的落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