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生命的最后时光

一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北洋直系军阀、贿选“总统”曹锟赶下台，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电邀孙中山北上指导国家建设。当时，孙中山发动的第一次北伐已经开始。驻跸韶关的孙中山接到冯玉祥的电文后，毅然决定北上，“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

11月3日，孙中山由韶关回广州，将北伐军政事宜移交谭延闿负责，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务。待一切布置就绪，孙中山便偕夫人宋庆龄、李烈钧等20多人，于11月13日乘永丰舰（后改为中山舰）离穗北上。这一年，孙中山已经58岁，长期的革命经历，一次次的事业不顺，令他的身体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特别是肝病时常复发。也正因为身体有大碍，令孙中山对这次难得的政治机遇特别珍惜与看重。

孙中山一行先抵香港，改乘日本邮船“春阳丸”号至上海；11月22日，由上海改乘日轮“上海丸”号离沪，绕道日本长崎、神户，再改乘“北岭丸”号，于12月4日清晨抵达天津大沽口外。中午12时，孙中山一行所乘的轮船泊于天津法租界码头，受到天津各界100多个团体和上万名群众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兴致勃勃地会见各方代表和群众，下午1时始入住张园。稍事休息后，孙中山偕随员驱车至曹氏花园拜访张作霖，交谈约两个小时之后回到行辕。由于旅途过长，颠簸劳顿，孙中山历年积劳之疾一朝并发，返回住处不久就发起高烧。夫人宋庆龄及随行人员见状万分焦急，急忙延请德国医生施密特前来诊治，诊断为恶性感冒；再请日本医生检查，诊断为胆囊炎。医生叮嘱，要暂时停止一切活动，静养调理，孙中山只得暂缓去京的行程。

就在孙中山前往天津期间，北京的形势再次发生巨变。冯玉祥在张作霖和段祺瑞的排挤下，被调往张家口，1924年11月24日，段褀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执政，控制了北洋政府大权，老奸巨滑的段褀瑞和张作霖暗中勾结，在力邀孙中山进京的同时，还邀请了多位重要人物，想演一出“南北会谈”的双簧戏——打着讨论国家统一和建设的幌子，营造国家统一、各派力量和睦的假象，实际上却是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广东的革命力量。

12月18日上午，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段祺瑞派来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晤谈良久。当得知段祺瑞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外崇国信，尊重条约”时，孙中山愤怒地斥责。受此刺激，当天下午，孙中山体温骤升，呼吸急促，脉搏加速，病情加重。然而，12月28日，段祺瑞却来电相催：“时局未定，庶政待商，务祈速驾，以慰众望。”孙中山当即给段祺瑞回电：“本拟七日晨入京，藉图快晤，惟因途中受寒，肝胃疼痛，医嘱静养，一俟病愈，即行首途。”其间，北京各团体亦纷纷派代表来到天津，敦请孙中山早日入京。

1924年12月31日上午10时，孙中山不负民意，带病偕夫人及随行人员乘火车前往北京。北京10多万民众热烈欢迎孙中山，手执青天白日旗，早早便在前门车站等候。下午4时，火车抵达前门车站，月台上人头攒动，欢迎人群站立在凛冽的寒风中，没有动乱，也不喧哗，数不清的红绿色小旗在寒风中飒飒作响。孙中山在随行人员的搀扶下缓缓走下火车，含笑向欢迎的民众答礼，然后和夫人宋庆龄乘上汽车，驰往北京饭店。此时的孙中山身体虚弱，无法向前来欢迎的民众发表演说，只能用散发传单的形式发表《入京宣言》。

当时的《共进》杂志这样评论孙中山入京的盛况：“现在北京城内充满了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呼声，无论工人、商人，无论学生、教授，无论政客、武人，潮流所至，都要喊一喊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口号，这样普遍、伟壮、热烈的欢迎举动，我觉得实在是空前的第一次！”

二

1924年12月3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孙中山指示，通电全国，重申反对善后会议，主张国民党自动召集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事。

1925年元旦，段祺瑞电邀孙中山出席善后会议，孙中山则指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为今日中华民族求独立解放之惟一途径，乃实行本党政策之第一步，与以党建国之第一步。故必以此提出国民会议，任何诬蔑、威胁，皆不暇顾，愿同志及国民矢诚拥护。”

孙中山抵京后，延请协和医院医生狄搏尔会同施密特等人前来详细检查身体，诊断结果一致：最烈之肝病，建议马上施行手术，否则不但不能探明病源，还要贻误病情。孙中山本人并不知道病情的严重程度，因此没有同意马上施行手术，他一面在为国民会议而奋斗，一面与病魔作顽强斗争。1925年1月20日，孙中山的病势加重。1月23日，内科医生克礼发觉孙中山眼球内出现黄晕，由此推知肝脏之脓液已浸入其他部位，他认为非动手术不能治疗。孙夫人及随从人员商量后，乃请中、英、美、德、俄、日各国医生会诊，一致确认，除动手术外别无他法。

1月25日，孙中山的病势进一步加重，26日病情恶化，已经无法进食，协和医院外科医生急忙和孙夫人及汪精卫、孔祥熙商量，认为已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地步。孙中山知道自己的病情后，慨然表示同意，于当天下午3时住进协和医院，由该院外科主任邵乐尔主刀，孙中山的好友、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和医生克礼等在旁照料。邵乐尔医生经过开腹取样化验，确定孙中山所患的是肝癌，且已到晚期。可以说，当时的西医对这样的病情已然束手无策。

消息传出，众人震惊，李石曾、汪精卫、吴稚晖、张人杰、孙科等人聚首商量办法。李石曾提议西医无望，尚有中医可医。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赞同，于是立即请北京名中医陆仲安前来诊治。但孙中山不愿服用中药，这一态度使他身边的人感到十分为难。

2月3日，孙中山的脉象渐见衰弱，此时中医对他的病也无法起到疗效。2月14日，协和医院的医生为孙中山做了仔细检查后宣称，病体最多只能拖延7天，大家听闻之后，心情更为沉重。

孙中山因术后身体状况每况愈下，2月15日从医生口中得知自己时日无多后，要求立即出院。16日中午12时，协和医院的医生用病床将孙中山抬上医院特地为他准备的汽车，由夫人宋庆龄、儿子孙科和医生克礼及一位看护随车照料。北洋执政府各部、各军事单位、群众团体、国民党人士均派代表到医院门口迎接，百余辆汽车跟随其后，缓缓驶往孙中山位于铁狮子胡同的行辕。行至岔路口，所有随行车辆从另一条路先到达行辕，各方代表及国民党同仁纷纷下车，至行辕内走廊上列队迎候。孙中山被抬下车时，对这些迎接者颔首注目，以示感谢。

这一天，孙中山体温正常，精神尚佳，病情并未因迁动而受影响，大家如释重负，暗暗祈祷在孙中山身上能出现奇迹。当天，中医、西医都前来诊治，除服用中药外，继续注射镇痛药物。

2月18日上午，克礼医生为孙中山看诊后说情况并无改观，大家听后，心中凉了半截。2月19日、20日，因孙中山腹泻而减少药剂。22日起，孙中山停止服用中药，自此病情便急转直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孙中山在忍受剧痛和病魔作顽强斗争的时候，仍念念不忘国事，当他得知东征军已克复潮安、汕头时，十分欣慰，嘱汪精卫电告胡汉民，不可扰乱百姓。

三

1925年2月22日，在北京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们得知孙中山生命垂危，开会讨论，认为必须在先生神智尚清醒的情况下，与先生商讨遗嘱问题。大家推举孙科、宋子文、孔祥熙这3位孙中山的亲属和汪精卫一同前往请示孙中山的意见，让汪精卫相机将孙中山所说的话记录下来，或准备一个简单的稿子，经孙中山认可后，即请他签字。

2月24日下午，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来到孙府。汪精卫告知来意：“同志们是本着先生所定的宗旨来做事的，如果先生吩咐同志们几句话，可以增加同志们无数的勇气。”

孙中山询问希望他说些什么话，“我们把先生常说的一些重要的话写出来了。”汪精卫边说边从衣袋里拿出一稿，读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以至嘱！”

“赞成。”孙中山说，“你们如此显明是很危险的，因为政治的敌人，现已预备着等我死后，便来软化你们，你们如此强硬坚定，必然有危险的。”汪精卫表示不怕危险，一定要照宗旨去做。孙中山表示赞成。接着，汪精卫拿出另一份稿子读了一遍：“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孙中山闭目点头，也表示赞成此稿。汪精卫询问孙中山可否签字。此时，站在卧室门外的宋庆龄，尽管以坚强的意志抑制着自己，但泪水还是涌了出来。看到夫人在门外伤心地哭泣，孙中山吩咐过几日后再签字。

3月11日上午，何香凝过来看望。孙中山召宋庆龄、孙科等人至病榻前，宋庆龄将笔放到孙中山手里。这个时候，孙中山已经十分虚弱，双手不断颤抖，根本拿不住笔。宋庆龄眼含热泪，托着孙中山的右手手腕，孙中山这才颤巍巍地在两份遗嘱上签了名。这时，宋庆龄泪如雨下，其他在场的人也禁不住痛哭起来。

孙中山签名后，夫人宋庆龄、儿子孙科、女婿戴恩赛和守护在侧的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邵元衡、戴季陶、邹鲁、陈友仁、何香凝等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最后署名为“笔记者”。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就此完成。

签字后，何香凝万分感慨地对孙中山说：“在先生病榻之旁，惟夫人三月未离一步，衣不解带，食不知味，以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吾人永念不忘者，则为孙夫人。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孙中山凝望着宋庆龄，轻轻地安慰着夫人：“汝不用悲哀，我之所有即汝所有。”宋庆龄听了，泪水顿时像决堤似的倾泻，孙中山又转向何香凝，叮嘱她日后好好照顾宋庆龄。何香凝虔诚地点头，请孙中山放心，承诺一定会尽力爱护夫人。孙中山听了潸然泪下：“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说完，紧紧握着何香凝的手，久久没有放开。

孙中山签字的这两份遗嘱，第一份为政治遗嘱。这份遗嘱后来便演化成人们所熟知的口号：“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第二份为家事遗嘱。其实，孙中山留存后世的遗嘱共三份，除政治遗嘱、家事遗嘱外，还有一份《致苏俄遗书》。《致苏俄遗书》是孙中山用英语口述，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记录的，文中表示：“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这三份遗嘱，家事、国事、天下事皆含之，总结了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的经验教训，嘱咐国民党人和革命同志要“唤起民众，继续努力，贯彻执行革命政纲，联俄联共，以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联俄政策，国民党内一直存在分歧，甚至因为国民党右派的阻挠，《致苏俄遗书》未能与另两份遗嘱同时见报公布。

四

1925年3月11日上午，孙中山分别在几份遗嘱上签名之后，当日下午又召孙科、戴恩赛等亲属至病榻前，嘱咐他们要善待宋庆龄；晚10时许，又召汪精卫、孙科、陈友仁、喻毓西等至病榻前，告以：“本人此次北来，放弃地盘，完全希望谋成中国和平统一，而欲促成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能达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目的，余虽死亦瞑目地下。”此时，孙中山开始出现心脏衰竭，脉搏细若游丝，但他心中仍然挂念着革命事业，对于奋斗数十年，耗尽一生心血，仍然未见成功的革命事业充满着强烈的不甘。

当天深夜，孙中山几次从昏迷中醒来，呻吟中，用微弱的声音，梦呓般地不断喃喃自语：“和平……奋斗……救中国！”用嘶哑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嘱托：“同志们啊！继续我的主义！以俄为师！”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毕生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自由而战的一代巨人孙中山先生停止了呼吸，享年59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古老的帝都北京，辽阔的中华大地，顷刻间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3月12日下午2时，汪精卫以噩耗电报广州国民政府。代行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立即在大本营召集留穗军政要人商议，一致议决成立大元帅哀典筹备委员会，以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古应芬、杨希闵、谭延闿、许崇智、刘震寰、程潜、邓泽如、吴铁臣等为委员。哀典规定：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自3月12月起至4月11日止，下半旗一月；文武官吏停止宴会一月；民间辍业一星期；文官左臂缠黑纱一月；武官及兵士于左臂及刀柄上缠黑纱一月；官署公文大小印章用蓝印色一月。除此之外，全市各戏院，影戏院、酒楼、茶居、天台娱乐场及民间私人住宅或公共场所，一律停止演剧、歌曲、鼓乐、燃炮一星期，商店居民均须下半旗一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致唁中国国民党，沉痛哀悼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革命家的逝世，诚挚表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阶级热烈地愿与贵党协力奋斗到底，即全世界无产阶级和第三国际下的一切友党皆将与贵党以恳挚之同情和援助。中共中央还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号召全国民众要遵守孙中山的遗嘱，加倍努力，一方面猛烈地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张作霖在北方对于这些运动之进攻；一方面保卫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广东，肃清陈炯明、林虎、唐继尧等及其所勾结之买办地主的反动势力。

在国际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深切哀悼“争取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自主，争取中国的统一和独立的中国工农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者”孙中山，坚信“孙中山的伟大事业是不会和孙中山一同死去的，孙中山的事业将活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心里，而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发抖”。

全国人民广泛而深切哀悼孙中山的逝世，各地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孙中山的遗体由协和医院做防腐处理，3月19日，孙中山的灵柩移至北京中央公园（后改名为中山公园）社稷坛大殿举行公祭。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很快传遍全球，各国驻华使节纷纷前来吊唁，前来致祭的北京各界人士和外国友人，前后达74万多人。同年4月2日，孙中山灵柩移往北京香山碧云寺石塔，参加送灵到西直门的群众达30万人，还有2万多人从西直门步送到香山，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学生、军人和工人。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遗体安葬于南京东郊紫金山南麓，墓地称为中山陵园，简称中山陵，其衣帽封于北京碧云寺石塔中，为孙中山“衣冠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