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染结盟”——长征史上的一段佳话

1935年4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在六马弄染村（今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沙子乡红星村弄染寨）与当地布依族首领陆瑞光签订了《反蒋介石、反王家烈、反犹国才，反国民党及苛捐杂税的作战协定》，史称“弄染结盟”。

“弄染结盟”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少数民族地方势力签订的第一个正式的政治协约，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实践“争取少数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典型范例，也是贵州少数民族拥护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革命的典型例子，为之后中央红军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弄染结盟”的形成背景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建党之初就重视民族问题，随着中国革命与中国实际情况的不断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进程中的实践路径和理论认知逐渐走向完善与成熟。长征时期，红军积极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最终保证中国革命事业顺利进行。

1934年10月，由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的革命力量不断被削弱，土地面积不断减少，革命形势日益恶化，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面对中共中央的战略转移，蒋介石调集重兵，层层围堵，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移路线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地区。此时的贵州除汉族外，还居住有苗、侗、布依、彝、水、回、仡佬、壮、瑶、满、白、羌、土家族等世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能否顺利通过贵州各少数民族世居地，对中共和红军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面对这一难题，中共坚持正确的民族观，积极探索和创新民族政策，为“弄染结盟”的产生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贵州公路史》的记载中可知，滇黔公路始建于1927年，是贵州通往云南的要道，是中央红军西进云南、北上抗日的必由之路。镇宁是多民族聚居地，地处滇黔要道，是滇黔公路的咽喉，是蒋介石计划“追剿”红军的关键地区。在中央红军进入镇宁之前，国民党已派军队驻守此地，并在此修筑了30多座碉堡。为了让当地少数民族阻击和仇恨红军，国民党向当地群众进行各种虚假宣传，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污蔑红军，把红军描绘成“青面獠牙”“头长八只角”的怪物形象，到处散布红军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的谣言，给当地少数民族群众造成恐惧心理，导致很多民众得知红军要来而惶惶不安，纷纷逃往山上躲避。此外，国民党还恐吓当地民众，扬言将对通共者满家抄斩。国民党的污蔑造谣和威逼利诱令不了解共产党的少数民族对红军产生了戒备之心，加深了少数民族对中共和中央红军的偏见和误解。

1935年4月11日，蒋介石专门致电滇军将领孙渡，电文指出：“我军追击方向，务使‘匪’不向西窜，而压迫其向安顺、镇宁北窜故道。我追击部队之主力，能向‘匪部’之左侧背尤佳。”为摆脱敌军追击，跳出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试图诱出滇军驰援贵阳，计划经贵州龙里、长顺、紫云、镇宁等地速渡北盘江，从而进入云南。为此，中央红军兵分两路向西进发，为快速转战云南争取更多时间。

4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向中央军委汇报，“羊场、鸡场以至北盘江两岸石山峻峭……在这种地形作战，易形成对峙局面”，建议“野战军迅速渡过北盘江”。为速渡北盘江，当日晚，中央军委命红一方面军第三、第五军团为右纵队，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其任务为争取先机，由百层附近渡河进占兴仁。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4月14日，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率领下，入镇宁县境之江龙、本寨，继续进军必经沙子沟山槽（今沙子乡），这一区域是布依族首领陆瑞光的管辖区。

陆瑞光，又名陆天祥，布依族，1901年出生于贵州省镇宁县六马区弄染寨。弄染是一个传统的布依族村落，布依族自称“布依”“布饶”“布仲”“布雅依”“布曼”，他称有“仲家”“沙人”等。其族源是由秦汉时期古代越人中的一支“骆越”，以及后来的“俚”“僚人”“蛮”“仲家”逐步发展形成的。布依族是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其祖先生息于南北盘江、红水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带。鸦片战争后，布依族聚居区不仅有外国侵略者传教、低价抢购土地、挑拨民族关系，还因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盗匪横行、军阀割据，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在官差兵丁的无耻抢夺以及猛如虎的苛捐杂税下，贵州的布依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抵抗军阀的巧取豪夺、土匪的霸凌欺辱，陆瑞光于1921年高举义旗，带领当地人民在六马地区打响了抗暴的斗争，公开反抗军阀强加的兵夫粮款，深受当地贫苦百姓的拥护，人们纷纷加入他的队伍，一起抗击军阀和土豪劣绅。之后，陆瑞光逐渐成为领导一支近千人少数民族武装的布依族首领，担当起了守护一方百姓安危的重任。

“弄染结盟”的形成过程

中央红军到达镇宁时，彭德怀、杨尚昆等红三军团领导得到情报，知道弄染打富济贫的布依族农民领袖陆瑞光深受当地人民的尊重，打算向其借道并争取他参加革命，随即派人联系陆瑞光。但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和红军的长期妖魔化宣传，加之对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民族政策不了解，在红军先遣人员到来之前，陆瑞光早已带领村民躲入深山密林之中。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及红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杨尚昆等人得知情况后，决定带领红军进入弄染村。

在当地商人赵和壁的帮助下，由当地上层人士周文斋带领红军宣传干部方武先等人进入弄染村，并请陆瑞光的张氏妻弟张超群一同前往，做其思想工作，请陆瑞光到村里与红军面谈。陆瑞光顾虑重重，不肯贸然来会晤，派了贴身人员伍国斌假扮自己去见红军。红军通过先遣部队的情报，早就知晓陆瑞光的相貌特征，伍国斌假扮身份被识破。一试不成，陆瑞光又让副官张海宽假扮自己，二试红军，让其观察红军的一言一行和纪律作风回来汇报。

当发现张海宽也是假冒时，彭德怀、杨尚昆等红三军团领导并未恼怒，充分理解陆瑞光的顾虑，向张海宽耐心宣讲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诚挚表示希望陆瑞光亲自前来会晤。张海宽返回后，向陆瑞光转述红军的政治主张，陈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红军部队纪律严明，进入寨子后一律没有进入民房，全部坐在寨子的院坝里，也没抢占老百姓的粮食和财产，还积极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了解红军的所作所为后，陆瑞光才真正打消了顾虑。

1935年4月16日，陆瑞光主动现身弄染村。随后，他命人准备好腊肉、香肠、血豆腐、糯米酒等食物，按照布依族礼俗，以最隆重的方式邀请彭德怀、杨尚昆等红军领导到家中做客，向他们诉说了当地少数民族饱受军阀欺压、当局压迫的惨痛境遇，以及自己和家人抗捐抗税的经历。彭德怀、杨尚昆向他耐心分析和解释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是各民族遭受苦难的根源，阐述红军和工农群众、各族百姓是一家，只有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没收地主的房屋和土地分给农民，才能创造新苏区、取消苛捐杂税、建立工农政权的道理。之后，还详细解释红军是有严格纪律的军队，所到之处，绝对保护工农的利益，红军部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群众的东西要还，买卖按照市价支付货款。

通过与彭德怀、杨尚昆的促膝交谈，陆瑞光深受启发和教育，开始明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红军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席间，彭德怀、杨尚昆动员陆瑞光带领当地有革命志向的年轻人跟随红军北上抗日，陆瑞光思考后选择留在本地继续反抗国民党，但明确表示愿按共产党的主张办事。4月16日傍晚，彭德怀、杨尚昆以红三军团的名义与陆瑞光在弄染村签订了《反蒋介石、反王家烈、反犹国才，反国民党及苛捐杂税的作战协定》，简称《反蒋协定》，“弄染结盟”由此达成。当晚，彭德怀和杨尚昆通过电报向中央军委报告此事，电文称：“沙子沟百数十里，有夷（指布依族，笔者注）兵约千，有师团营组织。一首领名陆瑞光，我们已与其订立作战协定，反蒋、王、犹，国民党及苛捐杂税。留有一批伤病员，赠步枪三十六支，并留一批工作人员。”

在陆瑞光的安排下，弄染人民为红军准备了粮、盐、药、布等物质，计有大米300斤、小布100匹、川盐200块、鸡蛋100箩筐、草药5驮。4月17日，红军队伍带着弄染人民连夜准备的物资，在陆瑞光一行人的护送下到达乐纪坡，握手道别之际，红三军团又赠送陆瑞光等人望远镜1副、手榴弹若干、轻机枪1挺、重机枪2挺、红旗1面，彭德怀、杨尚昆鼓励陆瑞光积极带领当地人民开展敌后斗争，不断壮大革命力量。至此，聚集六马地区的红军队伍，在当地少数民族的帮助下向北盘江进发，截至4月19日，中央红军顺利渡过北盘江，向云南挺进。

“弄染结盟”的历史意义

“弄染结盟”对红军长征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在红军长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

第一，打通战略要道，突破军事封锁。1935年4月，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精心谋划和战略部署下，中央红军在实现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东调滇军的作战目标后，连克定番、广顺、长寨等县城。蒋介石通过飞机侦察和情报分析得知红军的作战意图是借道安顺、镇宁、关岭、紫云，强渡北盘江转移云南的作战计划，急速命令滇军将领孙渡率军由龙里掉头向西追击，迫使红军向安顺、镇宁方向移动，又令吴奇伟率军抢占关岭铁索桥，控制由黔入滇要道。为了“追剿”红军及逼迫红军进入广西，蒋介石亲自指挥谋划，试图从东、北、西3个方向合击红军，南面的镇宁、紫云就成了红军唯一可走的通道，而从关岭坝草到北盘江是一条极为特殊的路线，所经之地荒凉险峻，部分区域由当地少数民族武装势力控制。由于汉族统治阶级和地方军阀长期对当地少数民族实行残酷压迫和剥削，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产生较深的仇恨，严重时发展到武装斗争的地步。“弄染结盟”达成后，解除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敌意，使疲惫至极的红军得以休整，出黔入滇的行军路线得以打通。中央红军之后西进云南时，经过的长顺、紫云、望谟、贞丰、册亨、安龙等县的乡村，也多数是布依族的寨子。与布依族首领陆瑞光的结盟，不仅能使红军主力部队得以在短时间内快速通过布依族控制区域，还粉碎了国民党将中央红军歼灭在贵州的企图，更为重要的是为红军入滇抢渡金沙江、彻底摆脱敌人追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第二，播撒革命火种，壮大军事力量。为壮大敌后革命根据地，红军决定帮助陆瑞光所领导的地方武装开展斗争。在“弄染结盟”当日，红三军团领导应陆瑞光请求，留下营长方武先，排长钟文才，战士顾天福、吴文、黄生等5人协助其开展工作，还将顾黄漫等7名红军伤病员交给当地百姓照顾。在方武先等人的努力下，陆瑞光领导的布依族农民武装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敌后游击队”，这是一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依靠地方武装力量建立起来的革命队伍，这支队伍有比较完整的建制和明确的指导思想，陆瑞光任司令，方武先任党代表。游击队下辖3个团，另有警卫连、特务连，共计千余人。与此同时，在方武先指导下，陆瑞光成立了“镇关紫边区人民抗捐委员会”。在陆瑞光、方武先的带领下，这支革命队伍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履行盟约内容，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组织群众抗捐抗税。

陆瑞光、方武先带领开展的革命活动严重影响了国民党在当地民族地区的反动统治，国民党不断派兵对其进行“围剿”。1936年6月，蒋介石派杨森率军入黔，驻防安顺，杨森派部下夏炯率军队逮捕陆瑞光和方武先等人。同年12月26日，陆瑞光不幸中计被捕，方武先等人在与夏炯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被捕后的陆瑞光仍然坚持斗争，在被捆绑示众时高声痛斥国民党烧杀抢掠的各种罪行。1937年初，深受共产党影响和教育的布依勇士陆瑞光被国民党残忍地杀害于贵阳八角岩，时年36岁，但燃烧在布依人民心中的革命火种并未随着陆瑞光的牺牲而熄灭。

第三，创新民族政策，奠定群众基础。长征时期，为避开国民党统治区域内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选择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区行军，这些地区大部分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区，如何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特点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政策，是关系到中央红军能够顺利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重要问题。1934年11月19日，在中央红军还未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之际，红军总政治部专门下发了针对少数民族工作的政策指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指出，全体战士必须严守政治纪律，尊重当地民风民俗，积极向少数民族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主张，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队伍。这个报告是中共和红军在长征期间颁布的最早的民族政策文件，该文件明确提出“民族自立和民族平等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