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黄绍竑的转折点

国民政府时期，黄绍竑是“新桂系三巨头”之一，历任广西、湖北、浙江省政府主席。他曾两次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晚年曾深有感慨地说，他一生中曾做了不少坏事、错事，但是他一生重要的转折点，就是抗日战争期间，与共产党八路军接触，特别是与周恩来先生的接触，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从此走向光明……

并肩抗日，结下深厚情谊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积极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局面也初步形成。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任命黄绍竑为国民党军委第一部长，主管作战计划与执行作战命令。黄绍竑毅然受命，短短数日便完成机构组建，并拟订了初期对日作战的计划呈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随着战事吃紧，日军开始从华北向山西进犯。为保卫华北脊背山西，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蒋介石急命黄绍竑到山西视察，督办前线战事。9月20日，黄绍竑奔赴太原抗击日军，他号召大家加强团结，一致对外，使国家民族能够渡过生死存亡的难关。

9月22日，阎锡山和黄绍竑在太原岭口面见周恩来和朱德。通过谈判，阎锡山和黄绍竑同意八路军在山西开展游击斗争活动，在兵力使用上不加干涉。八路军在山西境内开展游击战，要同阎锡山商议，但在敌占区可自行灵活作战。周恩来、朱德也同意在有利条件下，积极配合国民党友军进行运动战。黄绍竑视察山西完毕后，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山西的情况，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军委会的赞同。

在李济深的推荐下，蒋介石任命黄绍竑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要他再往山西襄助阎锡山作战。为了抗击日本侵略军，黄绍竑于1937年10月1日到山西就职。在娘子关战役中，黄绍竑名义上虽然可以辖制东线战场的一切部队，但实际上，阎锡山划归他指挥的8个师6万多人几乎都是杂牌军，且装备落后、军纪松弛，战端一开就各行其是，不服从指挥调度，很多部队甚至关闭电台，断绝与指挥部的联系，妨碍了黄绍竑指挥部队进行防御作战。随后，多支部队被消极避战的国民党将领带离战场。随着忻口战事的展开，又有一部分部队被阎锡山调往忻口作战。而负责布防沿正太路井陉至娘子关一线的十几万国民党第一战区主力部队，仅和日军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战斗，然后就开始陆续向后方撤退。山西战况岌岌可危。

在商讨忻口作战部署问题时，周恩来应邀出席会议。会上，黄绍竑与周恩来就山西作战计划交换了意见。10月中下旬，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来到黄绍竑的驻地寿阳县半月村，对东线的作战提出许多建议。周恩来建议黄绍竑不要把所有主力都用在打正面阵地战，要派部队到敌后去打游击战。黄绍竑对周恩来提出的建议和他打败日军的坚定信心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正是基于周恩来的正确建议和对八路军的好感，特别是对八路军靠劣势装备取得平型关大捷的敬佩，黄绍竑指示兵站按八路军的要求给予弹药补充，积极支援八路军开展敌后战斗。蒋介石对黄绍竑的“资敌”行为大为恼火，并对其严厉批评。

由于敌我军力悬殊，娘子关的防线在日军优势兵力的夹击下相继失守，黄绍竑所部损失惨重，再也调不出部队阻截日军的攻势。10月26日，日军攻占娘子关，黄绍竑令正太线上的部队撤退至太原外围东山及其东南地区，娘子关战役即告结束。

此役，黄绍竑看到了中共与国民党军队的素养对比：从娘子关到雁门关看到的是日军不断推进，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难民流离失所，散兵饥寒交迫，伤病员无力收容，阎锡山的军政官员忧心忡忡。在平型关看到的八路军对抗战充满信心、生气勃勃、秩序井然，沿途救济难民，发动群众。相较之下，高下立判，黄绍竑慨叹不已。

1937年11月初，太原失守。阎锡山撤出太原，把战事的主持权推给坚守临汾的黄绍竑、卫立煌。周恩来专程到临汾同黄绍竑会晤，研究坚持华北游击战争问题。黄绍竑等人一见到周恩来就提出了心中的担忧：山西这几仗没有打好，实在可惜，现在许多地方被日本占领了，我们的军队损失惨重，没法反攻，而且日军一旦南下，恐怕晋南也守不住，最后只有依靠黄河天险来阻止敌人。周恩来耐心解释，目前我们的确有极大危险，日军希望在压迫中国军队退到黄河南岸以后，就以黄河为界，将华北数省拼成一个号称“华北自治”的傀儡政权。接下来，周恩来向黄绍竑详细分析了坚持华北抗战的有利条件和发展前途。周恩来说，即使敌人继续前进到风陵渡，我们也有办法在山西进行持久战，使日军无法结束战争。周恩来还提出动员民众等建议，黄绍竑仔细听了周恩来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解除了顾虑，增强了坚持抗战的决心，也开始改变对共产党人的看法。

天目山会谈，坚定抗战决心

1939年1月，黄绍竑到重庆出席国民党五中全会，在李济深寓所的茶会上面见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周恩来听了黄绍竑对浙江当前形势的介绍后说：“现在国共两党到处都发生摩擦，只有季宽（黄绍竑的字）先生那里没有发生过摩擦。我打算到浙江去看看，顺便去绍兴故乡省亲。”黄绍竑当即表示诚挚欢迎，并愿意一同乘车前去。2月18日，黄绍竑与周恩来、新四军军长叶挺一起从桂林出发，途中周恩来和叶挺下车，先去皖南新四军军部，随后周恩来从皖南出发前往浙江金华。当时的浙江是抗日前哨，绍兴是周恩来的故乡，他此行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一是来做黄绍竑的统战工作，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巩固天目山防区，保卫抗日成果。二是秘密会见中共地下党领导人，传达中共中央的抗日政策和指示，指导我党的地下革命斗争。三是加强中共党组织在浙江的工作，向浙江各界宣传中共的主张，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周恩来的到访，自然引起了浙江省各个方面的高度关注。

周恩来抵达金华后与黄绍竑会面，两人就团结抗战大计进行商谈。黄绍竑对周恩来说：“我觉得国民党那一套不行了。从山西来到浙江后，我学着你们的样子，亲自到各县去发动群众，把那些在校的或由上海、杭州各地撤退回来的青年都组织起来，后来连沦陷区都组织了政治工作队。你这次来，正好给予指教。上个月跟你在江西境内分手后，我回来做了些准备，通知在天目山这里召开沦陷区政治工作会议，想借你的东风。”周恩来笑了：“季宽先生是有心人啊。”

随后，在黄绍竑陪同下，周恩来到金华中学礼堂向国民党浙江省军管区干部教导总队军官作《建军的重要性与社会军事化的实施》的报告，促进了浙江抗日斗争的全面发展。

在浙皖两省交界处、素有“大树华盖闻九州”之誉的天目山设有省政府浙西行署。3月21日至24日，周恩来与黄绍竑同住在山上一个潘姓上海商人的别墅里，开始了一次重要会谈。会谈主题是精诚团结，减少摩擦，坚持抗战，开创新局。其间，两人共商团结抗战、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并与各界人士会晤，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战斗志。之后在临安于潜、金华及丽水等地，两人多次商谈，并达成有关国共合作的口头协议。黄绍竑对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原则有了新的认识，坚定了抗日战争的信心和收复失地的决心。

天目山会谈之后，黄绍竑文思泉涌，作《满江红》一首，抒发卧薪尝胆收复失地的心情：

天目重登，东望尽，之江逶迤。依稀是，六桥疏柳，微波西子，寂寞三潭印月，岳坟遥下精忠泪。忖年来，守土负初心，生犹死。

收失地，从兹始，越勾践，应师事。愿勿忘，训聚胆薪滋味。逸豫有伤家国运，辛劳勤把我行治。枕长戈，午夜警鸡鸣，扶桑指。

这首词颇有气概，词中“收失地，从兹始”所感与周恩来提出的“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口号甚是契合。黄绍竑将《满江红》词稿送给周恩来指教，并说：“昨日听周先生一番话，顿生感慨，愿像周先生一样，为抗战殚精竭虑。”周恩来仰身而笑，说：“怪不得你这里没有摩擦，我是来对了。”此话既朴实中肯，又意味深长，不但充满着对黄绍竑的肯定和信任，而且还有对黄绍竑为抗战尽力、热心于国共合作的高度评价和褒扬。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浙赣铁路在南昌会战中被切断，浙江省难以从重庆后方获得大规模的物资补充，黄绍竑认为，浙江省必须解决武器自产问题。他随即命令仿照新桂系在广西自办兵工厂的做法，创办了浙江省铁工厂（以下简称“浙铁”），下令破坏日军控制的铁路，将铁轨运回工厂作为制造枪械的材料，任命黄祝民为厂长，拨给他一笔生产经费，还交给“浙铁”30台从杭州抢运出来的设备，用于生产步枪、轻机枪和手榴弹。黄绍竑多次到工厂监督武器制造情况，甚至在工厂旁边选了一个住处，每周都来看几次。“浙铁”经过3个多月的研究改良，开始量产仿比利时FN1930步枪，黄绍竑将这款仿制步枪命名为“七七式”步枪，意为纪念“七七事变”。“七七式”步枪从1939年开始大规模生产，年产量高达1万多支。整个抗战期间，“七七式”步枪的总产量为5万支左右，大部分装备浙江本地自卫团（1941年浙江有21个自卫团，兵力2万多人）。在黄绍竑的领导下，“浙铁”发展迅猛，规模迅速扩充到4个：步枪厂、子弹厂、轻机枪厂和手榴弹厂，曾一度拥有员工4000多名，机器超过1000台。在抗战期间，装备了“七七式”步枪的浙江本地自卫团整编成几个师，在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南昌反击战和长沙会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4月3日，黄绍竑盛情邀请周恩来到丽水和县小顺镇山区参观“浙铁”。黄绍竑陪同周恩来视察了兵工厂车间、食堂和工人宿舍，在步枪组装车间，周恩来向工人们询问了武器的性能、产量。当听说月产步枪1000多支时，周恩来十分赞赏。接着，黄绍竑令工厂1000多名工人集合，听周恩来作题为《工人顶天立地》的演讲。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抗战胜利依靠谁？不仅依靠你，依靠我，还要依靠全民族的力量。”紧接着，他又说，“‘工人’二字合起来就是‘天’字，工人阶级是顶天立地，创造世界的，谁也没有像你们工人阶级这样伟大。”周恩来精辟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工人的心，会场不时响起一阵阵掌声。近两个小时的演讲，在工人中间引起强烈的共鸣。为纪念周恩来的“浙铁”之行，昂扬工人斗志，黄绍竑在工厂大门口立了高大的铁彩门，并将周恩来演讲中提到的“顶天立地”4个字题写在铁门的门楣之上。

1942年春，蒋介石以“浙江太近前线，容易资敌”为由，派人接收黄绍竑创办的“浙铁”，不久后便将工厂搬迁到福建。黄绍竑对此深为不满，向蒋提出辞职，被蒋“慰留”。此时，黄绍竑的情绪陷入低潮。

通过黄绍竑接待周恩来为期20天的浙江之行，可以看出黄绍竑对周恩来的敬重，也说明他已被周恩来崇高的人格品德深深地折服。通过与周恩来的密切接触与交流，黄绍竑更加看清楚抗战的前景，对抗日的信心也更加坚定。

随后，黄绍竑组织“省主席行辕”，领导浙江军民抗日，推行国共联合政策，吸纳中共党员、进步人士、爱国青年与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人士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施以援手，营救中共地下党员

黄绍竑主政浙江期间，营救中共地下党员林秋若出狱，并护送其到桂林避险。周恩来对黄绍竑的义举表示赞赏和感激。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派系素有矛盾，他们既参加抗战，又怕被蒋介石吞并其势力。因此，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需要和中共建立互助关系，特别希望中共派出得力干部助其管政治军。黄绍竑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在武汉面见周恩来，请求周恩来派人帮助他开展政治工作。周恩来随即调派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浙江，黄绍竑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颁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十大纲领》，陆续在全省各县成立战时政治工作队。这批人深受黄绍竑的信任，迅速成为省、县政治工作队伍的骨干。林秋若便是其中一员。

林秋若1914年出生于福州，是中共地下党员，但一直没有暴露身份。1939年9月，林秋若由中共党组织派往金华，担任浙江省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秘书，兼任保育会创办的杂志《浙江妇女》月刊的主编。保育会于1938年6月5日在金华成立，是一个公开的妇女工作机构，实际上接受中共领导。保育会开展了大量的救助保育难童、妇女运动和统战工作，其理事长正是黄绍竑的妻子蔡凤珍。保育会里设有中共秘密党团支部，几任秘书任曼君、贵畹兰、戚铮音、林秋若都是中共地下党员。黄绍竑对此心照不宣，默默地关注和支持着保育会的工作。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试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就设在保育会，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为中共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势必引起国民党特务的高度关注。国民党多次派出“暗桩”通过收集情报、跟踪中共地下党员、打入保育会内部等方法，试图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均被林秋若等人悉数化解。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林秋若遭国民党宪兵逮捕，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国民党特务对林秋若进行了多次审讯，她始终心如铁石，拒不吐实。

林秋若身体柔弱，在被捕期间虽饱受折磨，却宁死不屈。中共地下党一直设法营救林秋若，最佳途径就是通过蔡凤珍，促使黄绍竑作保。黄绍竑闻讯后多次出面，向握有实权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提出予以保释。

1942年，日军大举向浙赣铁路沿线进攻，第三战区长官部、上饶集中营都迁移到福建建阳县。黄绍竑到重庆开会，路过上饶集中营新驻地建阳，趁机再次要求顾祝同保释林秋若等人。经黄绍竑多次交涉，顾祝同最终做出让步，同意放人。10月25日，黄绍竑派副官手持顾祝同批准保释函件，到集中营将林秋若保释出来。由于林秋若在狱中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国民党特务证据不足，只能无条件释放。

随后，黄绍竑立即面见林秋若，为她的健康和安全考虑，提议一同前往桂林，林秋若欣然同意。1942年12月初，林秋若到达重庆，她多次到曾家岩50号、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红岩村”，向周恩来汇报地下工作情况。周恩来对黄绍竑解救中共地下党员之事一直感念于心。

抗日战争期间，黄绍竑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情谊，在周恩来的积极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黄绍竑治下的浙江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在周恩来高尚的人格感召下，黄绍竑随后顺应历史潮流，选择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心向中共，归身人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