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与首部《鲁迅全集》的出版

胡愈之，浙江上虞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办《公理日报》《团结》《东方杂志》等报刊，组建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复社等团体和机构，宣传党的方针路线、传播抗日救国主张，与侵略者和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愈之先后担任国家出版总署（今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光明日报》总编辑、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各界进步人士陷入极大悲痛时，胡愈之就敏锐地意识到：必须着手《鲁迅全集》的整理、编辑、出版工作，倘若鲁迅未公开发表的遗作、手稿落入国民党当局手中，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师生情深

胡愈之首先想到出版《鲁迅全集》，绝非一时冲动，缘于他与鲁迅深厚的师生情谊。鲁迅在绍兴府中学任教时，15岁的胡愈之在该校读书，他对土豪劣绅鱼肉乡里、欺压百姓极为痛恨，常在作文里表露愤慨，鲁迅发现后，给他讲述革命道理，启悟他的进步思想、斗争意识，二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1914年，胡愈之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为练习生。1915年，任《东方杂志》编辑，与鲁迅同住一个城市，能够经常聆听鲁迅的授课、讲学，接受先进文化和前卫意识的熏陶。1931年，胡愈之到莫斯科考察访问，写出《莫斯科印象记》，这篇赞扬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章深得鲁迅好评，3次撰写评论在报刊发表，极大鼓舞了胡愈之的革命斗志。

1931年，胡愈之在《东方杂志》发表一篇题为《新年的梦》的文章，赞颂斗争精神，揭露专权统治。鲁迅看到后敏锐地感觉到文章偏激的言辞会惹怒国民党当局，胡愈之会因此遭到迫害，便立即安排他到乡下躲避。果然，胡愈之离开的第二天，便有特务来到杂志社抓捕他。事情过去后，胡愈之深刻检讨了自己幼稚、冲动的行为，对恩师给予的保护万分感激。

胡愈之在193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特别党员接受中央特科直接领导。1936年1月，胡愈之向鲁迅转达上海党组织的决定：请他去苏联疗养，但鲁迅坚持留在国内工作，婉言谢绝了组织的安排。不曾想，这竟是胡愈之同老师的最后一次会面。

胡愈之与鲁迅的师生谊、战友情亲密真挚、高尚伟大，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真诚无畏的友谊楷模”。

编辑团队

1936年10月19日，一贯言辞激烈、最富战斗性的作家鲁迅，因肺病医治无效，病逝于上海大陆新村9号寓所。1936年11月，胡愈之向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汇报编辑出版《鲁迅全集》的想法，组织负责人刘少文等人商议后表示：在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迫切需要用“鲁迅精神”来唤起民众，支持抗战，要动员、利用一切力量，尽快组织出版《鲁迅全集》。

按照中共的指示，胡愈之先写出《鲁迅全集》编辑分类大纲，然后与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商议。二人经过细致归纳，统计出鲁迅已出版的文集、译著和发表的作品约有400万字，还有未公开面世的译文、手稿约200万字，《鲁迅全集》以体裁、内容归类，要分20卷，总计600多万字。

要完成这项庞大的出版工程，首先要组建高水平的编辑团队。当时，白色恐怖严重，鲁迅的一些作品仍被国民党当局追缴、查封，这就要求编辑须具备先进文化思想，敬佩、支持鲁迅的民族气节、抗争精神。

不久，由胡愈之、许广平、《民主周刊》主编郑振铎、《救亡日报》主编王任叔、《文汇报》副刊主编唐弢、左联期刊《前哨》主编谢澹如、《周报》主编柯灵，以及黄幼雄、许寿裳、吴观周、张宗麟、胡仲持等26人参加的编辑团队很快组成，开始分门别类、各司其职地编辑《鲁迅全集》各卷。

整理编辑尚具雏形的文章和未发表的手稿颇有难度，一些章节、句式要润色，内容删修凌乱、字迹模糊的部分须誊写。胡愈之每天召开编辑会议，协调、解决各种问题，经半年多的艰苦努力，《鲁迅全集》编辑工作基本就绪。

胡愈之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和郑振铎、王任叔、谢澹如等十几个人，连续一个多月吃住在师母（许广平）家的厢房里，夜以继日地整理手稿，遇到弄不懂的句子、辨不清的字就去向师母请教，光我编辑、誊写的手稿就大约有30万字。”

出版受阻

编辑工作还算畅顺，但印刷出版却阻力巨大，当局对书刊发行控制得非常严格，公开出版个人文集必须申报、核查、审批。1937年4月，胡愈之与许广平找到鲁迅的老乡和好友蔡元培，请他协助、安排出版事宜。蔡元培曾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部长、监察院院长等要职，在官场颇有威望。

蔡元培听到请求，沉思良久，提出斡旋方案：出版不能师出无名，需要成立一个团体，由自己担个职务之名才方便成事。不久，由蔡元培任会长，胡愈之、许广平、周作人、茅盾等人组成的《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成立，蔡元培以“会长”的身份找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

王云五曾任上海国民政府参议，和蔡元培是多年的幕僚。他听完情况，满口答应：“鲁迅先生文化贡献之功大焉，助出全集吾等责无旁贷，容我与政府疏通，只要得允，由印书馆承担出版。”

一个多月后，王云五回复：出版申请已呈报，只待国民政府批下，全集即可付梓。但之后的结果都是国民政府“尚未批复”，大家知道，当时鲁迅的一些作品仍被列为“逆文”，许多反动政客、右翼文人仍在对他进行攻击诽谤、诋毁谩骂，要让国民政府批准出版《鲁迅全集》，谈何容易。

同心协力

1938年，日本侵略者在华北不断扩张势力，严峻的形势让胡愈之感觉到，《鲁迅全集》的出版再不能等待所谓的“批复”，一旦战事爆发，后果难料。胡愈之去找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刘少文商议：目前许多民间文化团体都创办报刊、编印书籍，号召民众救亡救国，投身抗战，我们可以用“振奋民族精神、激励抗战斗志”的名义，由复社组织出版《鲁迅全集》。

刘少文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后，出版重任自然落到胡愈之肩上。出版工作千头万绪，重中之重是资金，经过细细计算：每套20卷，印刷200套，每套工本费需要60元，总计1.2万元。就在胡愈之正为资金来源烦恼之时，突然想到，复社曾用发动读友交预定款的方式出版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也可以采取这个方式筹集出版资金。

胡愈之与许广平首先找到“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发起人之一的宋庆龄。宋庆龄得知情况后，除与上海各大金融机构、公司联系外，还亲自撰写预定倡议书，寄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文报刊登载，又请沈钧儒、茅盾、巴金、陶行知等进步人士联系大专院校、图书馆等有关部门进行预定。蔡元培也亲笔书写了“征订启事”发表在上海、北平、武汉等市的各大报刊上，广泛募订。不到两个月，1.2万元出版资金全部到账。

为防止不良事件发生，胡愈之决定在《鲁迅全集》上不留编辑姓名和出版部门，统一署名“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为应对特务寻衅滋事，他还特意请蔡元培题写书名、作序。

1938年4月，《鲁迅全集》出版工作正式启动，纷繁、复杂的事务让胡愈之忙得不可开交，每一页校对后的清样都要由他终审，铅字需要量巨大，他要四处采购铸字用的铅锭。当时上海食品奇缺，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粮食，工人们请求：宁可少赚工钱，只要每天供应三餐，哪怕是米粥、窝头，能吃饱就行，胡愈之为此多方奔走购买粮食。这时，中共党组织通过关系为复社搞到一批大米，胡愈之马上发给工人。久旱甘霖般的粮食极大调动了工人们的积极性，出版进度突飞猛进。

急中生智

1938年7月，《鲁迅全集》出版工作进入尾声，却发生了始料不及的意外：数日暴雨，原料库房进水，印制封面的漆布纸板全部被淹，原定的纸板国内没有生产，要从南洋进口，当时上海的大型印刷厂为躲避战争，多已迁往内地，无处求货，如用图画纸做封面，又显得过于简陋。正当胡愈之一筹莫展之时，国民政府举办大学、高中生“笃学报国”评奖活动，要印5000个大红漆布纸板证书封面，负责评奖事务的上海参议会教育部部长刘湛恩是胡愈之早年的同窗，他把纸板送到复社，将这批活儿交给了胡愈之。

胡愈之望着一垛鲜红的漆布纸板计上心来。没几天，他哭丧着脸告知刘湛恩一个坏消息：因库房漏雨，制作证书封面的纸板被浸泡，无法按时交货。此时离评奖活动召开只剩3天，刘湛恩闻听大发雷霆。胡愈之急忙提出补救办法，利用未被雨水浸泡的纸板，将原来16开的证书改为32开，这样剩下的纸板完全够用。

刘湛恩没有办法，只好无奈地点头同意。胡愈之巧施“偷梁换柱”妙计，从证书中截留下足够的纸板原料，解决了《鲁迅全集》精装封面材料的急需。

弥足珍贵

1938年8月10日，200套32开本，封面、扉页加注编号的精装版《鲁迅全集》问世。全书大致分原创、校辑、译作3个部分，改传统的繁体竖排为时尚的简体横排，内容完全按原稿或手迹排印。

宋庆龄赞誉《鲁迅全集》的出版：“起到扩大鲁迅精神影响，唤醒国魂，争取光明之目的。”蔡元培在《鲁迅全集》序言中赞道：“鲁迅著作方面颇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鄙人以新文学开山目之。”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写道：“六百余万言之全集，竟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实际上，她说的“三个月”完成出版是指从复社开始印刷到出书，如从收集、整理、编辑书稿算起，已历时近两年。

胡愈之抚摸着鲜红封面、烫金书名的《鲁迅全集》，禁不住热泪盈眶，为了出版老师这部书，历经700多个日日夜夜，不知绞尽多少脑汁，耗费多少心血，终于如愿以偿。他把一套编号058的《鲁迅全集》交给中共上海党组织转送中共中央。当时，恰好上海《读书》杂志编辑杜元启、匡乃成等4人要前往解放区，刘少文便委托他们把这套书带到延安。中共中央收到书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非常高兴，每人拿去几卷，串换阅读。在那张著名的“1938年春，陕西延安一间简陋的窑洞里，毛泽东在撰写《论持久战》”的珍贵历史照片中，毛泽东的书桌上就摆放着3本首版《鲁迅全集》。

胡愈之后来回忆说，《鲁迅全集》出版后，发现两大憾事，一是没有完整编入老师的日记。当时有一天，师母正带着几本日记手稿准备交送编辑，在街上遭到特务搜查，日记被掠走，无处讨还。二是老师的大量书信没有收入。因为时间紧迫，所以分散在收信人手中的信函没来得及征集。后来，胡愈之所言的这两大憾事都最大限度得到了弥补。1946年，胡愈之、许广平将征集到的855封书信编成《鲁迅书简》出版；其后，唐弢竭力搜集鲁迅佚文遗著，通过与胡愈之一同整理，先后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

1938年首版的《鲁迅全集》现已存世稀少、弥足珍贵，目前仅知上海鲁迅纪念馆珍藏一套（编号001）、鲁迅博物院藏有一套（编号017）和极少的个人收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