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央汇报之行

1930年1月15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军委主办的刊物《军事通讯》创刊。3月15日，《军事通讯》第二期刊登《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并在“编者按”中说因为广西军队的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必要的，因此以大篇幅将讨论记录全部发表。这其实是邓小平在红军时期杰出贡献的一个体现。

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央作汇报之行并非远离左右江起义

由各省负责同志到中共中央军事部请示汇报和讨论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就明确的一项制度性要求。1928年10月25日，根据《中共六大关于军事工作决议案》，中共中央发出通告，指出为集中一切军事工作，在中央常委之下设立中央军事部。中央军事部的组织，除设立军事委员会为讨论及建议机关，并设立参谋、组织、兵士、特务、交通5个科执行一切工作。该通告对中央军事部及其所设立的军事委员会和5个科的职责均作了明确规定。1929年6月19日的《中央军事部工作报告》提到，军事委员会未能经常开，只是有了军事问题时即召集几人讨论。在指导和推动各地工作方面，各地方的军事决议案通告以及军事报告均需军部审查，一切军事问题均由军部讨论并答复；各省负责同志到中央接洽时，均由军部派人同他们谈话，讨论该地的军事问题；各省有特殊军事问题，均予书面的指导，有实际问题须解决的亦由军部提出意见，交中央决定。为加强对军事工作的指导，1929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军事部制定了关于目前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指出：“中央军事部是全国党的最高军事指导机关。”针对当时政治环境，中央军事部定出的工作计划第一条就是加强对全国军事工作的指导，举措包括有计划地分别调各省负责同志及有直接关系的同志来中央谈话，以便当面报告讨论并指导其工作；召集专门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得出有教训及策略的总结；对各省各部队的问题很迅速地予以指导或以信件答复。这份工作计划大纲，还就广西军运策略问题指出：“广西军运，实行分裂政策，加紧兵士群众工作，实行游击战争，坚决反对军运中机会主义倾向。”而早在1928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军事工作大纲》就已提出：“我们对于现时军队不要存一点幻想，如果有这样的打算，显然是机会主义的企图。”“上级军官运动除一二特殊情形须另议办法外，均宜断然打消利用他们的观念。”

1929年11月，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起义后改为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主持红七军前委会议，对百色起义作出具体部署。龙州发生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蒙志仁叛乱后，为推动龙州起义尽早进行，邓小平与李明瑞见面，争取到他加入红军并担任广西红军总指挥。在李明瑞返回龙州指挥平叛后，12月初，邓小平率何世昌、严敏等人又前往龙州。在龙州，邓小平连开两天会议，与李明瑞等商量，布置左江工作。1968年，邓小平回忆说，“在10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所以即从龙州动身经越南、香港去上海。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邓小平离开后任前委书记的陈豪人也说，邓小平“前得中央电召”，即通过越南经香港前往上海。

以上说明，各省负责同志到中央军事部请示汇报工作不仅是制度要求，也是中央所令。

陈豪人给中央的报告称，“此间同志因工作关系苦留”，而邓小平坚持要去汇报，“在龙变前一天已行”之说不准确，因为邓小平离开龙州的时间是12月底或1月初，龙州起义到2月1日才举行。龙州起义时，邓小平已从上海赶回，起义后的第7天他辗转回到龙州。曾三度赴华任职的英国前驻华大使查理德·伊文思著的《邓小平传》所写的“他可能是通过无线电（经香港中转）收到上海的指示，也可能是他自行决定回去的，而且后一种可能性更大”，显然只是一种猜测。

邓小平在香港参加中央军事部举行的讨论会

在香港，作为省委负责人的邓小平与有直接关系（即负责广西方面）的中央机关交通员龚饮冰，参加了中央军事部举行的讨论会。龚饮冰简要报告了邓小平与他到南宁前的一些情况后，详细汇报了到南宁后开展统战工作、兵运工作，派党员到第四大队、教导总队掌握兵权并撤换反动军官，对士兵进行宣传教育、发展党员的情况；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右江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教育文化等情况。

接着，邓小平作了补充报告，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起义不在南宁举行的原因。邓小平说，到南宁以后，我们就决定在短期间发动我们已有工作的部队开展游击战争，但因我们的力量还小，准备不够充分，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所以不在南宁行动。起义时间，按中央指示，我们得到中央同意后即举行，但必要的准备未做好，士兵通过讨论，最后由组织作决定，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即12月11日）举行。二是汇报布置龙州起义的工作。这是龚饮冰报告中所没有的。邓小平说，左江的发动刻不容缓，如左江能发动，对全国的政治影响更大。工作主要是抓好宣传发动群众，清除部队中的旧军官，整顿、改造部队。三是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后，发展方向是左右江连成一片，再推向湘粤边发展，从而与朱德、毛泽东、彭德怀等会合。

讨论会上，中央军委发言的同志有化名为“奥洋”“种祥”“广东老（佬）”“浩”的几位。根据中央军事部的有关规定，经周恩来与李立三、李富春共同批示，中央军事部分工中，“欧：处理日常事务，各方面接洽，组织工作，训练工作”，这里的“欧”即欧阳钦，时任组织科科长，许是发言记录中的“奥洋”。欧阳钦（1900—1978），湖南宁乡县（今宁乡市）人。1919年，欧阳钦到法国勤工俭学并与周恩来交往认识；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转赴苏联学习，1926年回国后，任中央军事部组织科科长；1927年，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秘书长；1931年春，欧阳钦进入中央苏区，后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党总支书记兼特派员、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参加中央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分别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中共旅大地委书记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央军事部分工中的曾钟圣，即曾中生，时为参谋科科长，主要负责军事谈话、工农武装等问题，许是发言记录中的“种祥”。曾钟圣（1900—1935），湖南资兴县（今资兴市）人。曾钟圣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前敌总指挥部组织科科长；进驻武汉后，主编《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任武汉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年到苏联学习；1928年，参加中共六大，回国后在中央军委工作；1930年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参谋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因与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曾钟圣于1933年被监禁，1935年被张国焘秘密杀害。

“广东老（佬）”指代不明，或是广东省委领导，或是广东籍人员。时广东省委及省委军委负责人分别是贺昌和聂荣臻，是这二人之一抑或是他人，不得而知，有待进一步考证。

如前文所述，军事委员会是专为讨论及建议而设的机关，由军事部部长负责召集。在香港讨论会上，“浩”作结论，周恩来当时化名“伍豪”，故“浩”似应为伍豪。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中也说：“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是周恩来，因此我估计这个结论性的发言或许就是周恩来所作。”

邓小平的当面汇报促进了广西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

在上海，邓小平向中央领导作了当面汇报。邓小平的汇报，使中央对红七军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据此对广西工作作出指示。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在给广东省委转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说道：“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小平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该指示信高度肯定红七军成立的伟大意义，指出红七军的出现虽在偏僻的广西，并不能减低其伟大的作用与意义；红七军同样是发展游击战争摧毁统治阶级促进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在其发展前途上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红七军的发展很快可以影响到全国。

对广西今后工作的主要路线的指示中，扩大游击战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是最主要的；还有彻底摧毁封建势力，但须坚决反对烧杀政策；一切工作必须向着群众，要尽量采取由下而上发动群众的工作方式，不要使群众存在依赖红军的观念；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使苏维埃政权建筑在广大群众的信仰上；加强党及无产阶级的领导，反对尾巴主义的危险成了目前最严重问题；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快速扩大红军的组织是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加紧白色区域的工作；等等。这些指示对开展广西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和推进意义。

在对各种具体策略问题的回答中，该指示信就苏维埃的组织和工作、对工运的策略问题、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问题、农协问题、土匪问题、宣传工作、少数民族问题、经济解决的主要来源等进行指导和释疑解惑。在军事方面，中央指出广西红军编制能利用朱毛红军的经验，这是对的，“惟旧有的部队，未能分别改编，很容易被旧有的反动军官所煽动，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未来得及按中央要求解决，是导致龙州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对广西要不要在营一级设政治委员，指示信提出：“营以朱毛那里的经验，并不要设一政治委员，只设直属支部，但要是你们现在觉得感到困难，也可以设一政治委员。”在营一级设政治委员的措施，保证了红七军的坚强战斗力和后来“小长征”创举的成功。

邓小平赴上海汇报的又一个重大成果，是根据中央关于上级军官运动个别特殊情形须另议办法的要求，极力争取中央对李明瑞的信任与任用。受当时共产国际的思想影响，加之南昌起义时国民党左派的动摇与背叛带来的巨大危害，共产党虽然重视对国民党军的兵运工作，但对国民党军上层人士参加革命抱怀疑态度。广西警备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大队退至左右江后，1929年10月20日广西特委向广东省委报告9月、10月的工作时，称“广西目前仍不是暴动的局面”。10月30日广东省委给广西特委的信中，一方面指示退往左右江的第四、第五大队及教导大队立即开始在左右江地区实行游击战争，并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前委，统一左右江党和军事指挥；另一方面作出“其实俞、李与旧桂系，根本上没有什么不同”的判断。在香港讨论会上，“广东老（佬）”提出：“对李明瑞绝不要存丝毫的幻想。”“奥洋”指出：“反国民党的斗争中特别要注意反改组派，如对李明瑞问题还执行得不坚决，还对他有幻想，结果将逃不脱会为他出卖。”龚饮冰当即表示：“对李明瑞我们当然不好怎样还存在幻想，但是现在，在左江我们主观的力量还不够赶走他，而以为暂时利用他的线索去发动其下层群众工作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主要的是，发动下层群众工作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建立工作的上层线索忽视掉！”“浩”在总结中没有明确提出对李明瑞的态度，但要求“对付旧军官一般的原则应该改变”。

正是因为邓小平和龚饮冰的努力，才使红七军前委提出的由李明瑞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的建议得以实现，特别是经过邓小平的坚持，中央同意吸收李明瑞加入中国共产党。李明瑞由此成为邓小平认可的红七军、红八军领导人之一，甚至有人称李明瑞是邓小平的第一个军事搭档。邓小平在自述中曾说：“特别是李明瑞。不仅勇敢能吃苦，又会带兵打仗。七军北上开往江西的时候，李明瑞从来没有骑过马。我和他带一个先遣连（又叫特务连），一直走在队伍前面，李明瑞是个艰苦奋斗的人。”他还叮嘱有关负责人不要宣传他，要多宣传李明瑞，说李明瑞英勇善战，北伐时期已会指挥打胜仗。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回忆父亲时说：“对李明瑞，父亲和他一起组织领导了百色、龙州起义。”“父亲认为他最了解李明瑞，也最信任李明瑞。”她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有多达17处、35页叙述了邓小平与李明瑞往来与并肩战斗的事迹。

争取李明瑞，是左右江起义成功乃至后来胜利开展“小长征”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因为开往左右江的，除了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还有第三、第六大队，都与李明瑞和俞作柏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李、俞希冀东山再起的依靠力量。后来参加起义的主体——教导大队的基干力量是李明瑞的特务连，第四大队的基干力量是李明瑞特派公署的警卫营，这批人来自他的家乡玉林，是李明瑞从北伐战场带回来，与他出生入死、肝胆相照的子弟兵。由俞作豫亲自组建的第五大队，成分要比第四大队复杂得多，由收编的原桂军两个营以及他在家乡和其他地区招收的两个新兵营组成。“浩”在香港讨论会上做结论时说，在“利用上层的线索去发动斗争士兵中并无基础”和“地方党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能容许我们‘自上而下’的准备两个月就得到很大的成效，这种转变的方式如除广西以外的地方，都会碰到行不通的困难”。时任红七军军长的张云逸也屡次说，在旧军队里，长官的命令是足以左右一切的。争取了李明瑞的参加，也就使得很多难题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