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扩红及人数

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军事行动。一直以来，研究红军长征的文章和专著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也有一些党史研究者研究红军长征扩红并发表了相关的文章，但非常系统、分类明确的研究成果十分少见，特别是专门而系统地研究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扩红。鉴于党史军史资料十分庞杂，本文所述的扩红不包括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零星的扩红，而是有一定规模且有较明确数据记载的扩红。

中央红军长征从江西出发到进入贵州之前，由于还没有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因而在长征途中疲于应付国民党军的“追剿”，几乎没闲暇进行扩红。中央红军进入湘南地区时，由于湘南地区一直有中共党组织的活动，群众基础较好，加之红军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党群及军民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红军在宜章县打开国民党的监狱释放被关押的革命群众，组建赤卫队，成立苏维埃政府，将土豪劣绅的财物没收分给贫苦群众。红军的行动得到了湘南地区人民的大力支持，他们送军粮、为红军带路、照顾伤病员，还有四五百名青壮年群众踊跃参加红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中央红军有一定规模的扩红则是在长征途中经过且驻留时间较长的贵州、云南、四川。

中央红军在贵州的扩红

中央红军进占贵州遵义后，开展长征途中首次较大规模的扩红运动。一是由于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损失过半，亟须扩大兵源。二是因为贵州军阀对各族群众的压迫与盘剥程度为历史所罕见。据《遵义会议前后红军政治工作资料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记载，贵州军阀为了敛财，巧立名目，各种苛捐杂税加起来有150多种。而红军正是为穷苦百姓打江山的部队，加入自己的队伍，理所当然。三是中央红军进驻遵义（一占遵义）期间，有12天的休整时间，这为扩红运动提供了前提条件。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占贵州遵义城，开始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布告》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汉族地主的压迫。红军还采取张贴宣传标语、教唱革命歌曲、举办培训班等方式，让各族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得到少数民族同胞的认同和支持。不仅如此，红军还在行动上作出表率来感化当地的人民群众。红军指战员将党的民族政策付诸实践，惩治土豪劣绅，将其浮财分给贫苦百姓，当地各族群众深深体会到红军是百姓自己的队伍，各族青年涌现出参加红军的热潮——在遵义的12天时间，便有四五千人加入红军队伍（宋进：《长征时期红军在黔北的群众动员——基于黔北红军歌谣的分析》，载《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这一数据与时任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会计科科长赵镕所记录的人数基本相符。赵镕在《长征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中回忆道：“现需为新战士准备5000人左右的被服装具”，“4700多名新兵都备齐了全部被装”。红军在遵义（一占遵义）扩红后，中央红军的人数达3.7万多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89）。

红军二占遵义时也有扩红。当时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打了长征以来的首次大胜仗，俘敌3000人左右，二占遵义。据刘志坚在《长征是宣传队》（载《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0）一文所述，朱德总司令对俘虏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并动员他们参加红军，“这3000多俘虏，有2400多人报名参加了红军”。

1935年3月28日至4月23日，担任独立任务的红九军团转战黔北一带，打完菜子坳伏击战后，夺取瓢儿井，然后经八堡、过双溪坝和盘县，获得扩红1232人的好成绩（苏跃林、高晓波：《红军长征在贵州扩红人数考》，载《苏区研究》2020年第6期）。

这些新加入红军的青年皆为本地人，对三省交界的黔北一带的地理及民情极为熟悉，后来中央红军与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周旋于川滇黔交界地区，这些青年红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红军扩红工作的展开，黔北的红色政权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许多地方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组织，先后建立起革命群众组织，如“赤色工会”“红军之友社”“插田队”等，还成立了黔北游击队（李安葆：《长征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综上所述，中央红军经过一占遵义、遵义战役（二占遵义）以及红九军团在黔北一带的活动，共扩红八九千人。

中央红军在云南的扩红

因敌人重点防堵金沙江一线，中央红军为了调动敌重兵，必须进行迂回周旋，因而两次进入云南境内，时间为28天，为补充兵源提供了条件。

1935年2月4日，中央红军挺进云南扎西，直至2月14日离开，在此驻扎的11天时间里，红军在扎西镇禹王宫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共产党的宗旨，让劳苦大众明白红军是自己的队伍，是为穷苦人打江山的队伍，红军指战员与群众交心拉家常，一下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威信县水田、三口塘和县城一带的群众亲身感受到红军对他们的关心爱护，切实认识到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区别，红军就是咱工农自己的军队。他们自觉为红军带路，并提供其他帮助，许多青年纷纷报名参加红军。根据戴镜元在《长征回忆——从中央苏区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北京出版社，1960）中的回忆：“在扎西一带，我们又扩充了红军3000多人。这里参加红军的气氛非常热烈，他们不是三个、五个参加，而是成批成批地几十个几百个地参加。”其他长征研究者如杜乐秀在《红一方面军长征期间兵力变化之考》（载《知与行》2016年第10期）一文也称，中央红军在扎西整编期间扩红3000余人，补充了兵员，增强了战斗力。

据朱剑、高晓波在《红军长征在云南扩红人数考略》（载《长征学刊》2023年第5期）一文所述，中央红军进驻扎西时扩红，有名有姓参加红军的就有3927人，这些人的名字都写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威信籍红军墙上。中央红军于1935年4月下旬第二次进入云南扩红。中央红军二进云南是分三路进行的，带有特别任务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其主要任务是先留在乌江北岸迂回牵制敌人，掩护主力部队。待完成牵制敌人任务后，红九军团便向云南进发，攻宣威、占会泽、过东川，最后从树桔直奔金沙江，在云南活动期间，开展了一系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各族群众（回族、苗族、汉族、彝族等）踊跃参加红军，红九军团单独取得扩红1948人的历史成绩。

云南省党史研究室的权威资料记载红九军团在会泽县城扩红1500余人，加之宣威、东川的扩红，与上面所述人数基本相符。 201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之际，《红军长征过云南大事记》（载《云南日报》2016年11月2日）一文亦有“红九军团攻占会泽县城，扩红1500余人”的记载。

中央红军主力另外两路，一路从富源、曲靖、马龙、嵩明奔向昆明，然后攻占禄劝、武定、元谋等县；另外一路则先进驻平彝（今富源）县境，经过沾益、曲靖、马龙、寻甸，再直奔禄劝抢占皎平渡。这两路红军主力二进云南期间，扩红113人以上。

据《红军长征路过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一书中陈云日记的记述，进入云南以后，“红军曾以罗炳辉的九军团在毕节、宣威、东川一带活动。汉回苗民之加入红军者五六千人，震动全滇”。此中所述正是中央红军在云南活动扩红的场景，五六千名各族群众参加红军，不单指红九军团，而是对中央红军在云南扩红人数的总估算。

综上，中央红军于1935年5月1日至9日巧渡金沙江入川之前曾两次入滇出滇，在滇共28天，取得了扩红五六千人的好成绩。

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扩红

四川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经过时间最长的省份，相比贵州而言，四川军阀的战斗力更强，被国民党地方反动军阀制造的民族隔阂、汉族统治阶级与少数民族的矛盾更为严重。共产党和红军高举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旗帜，以耐心细致的工作方法，很快化解和破解了民族隔阂与民族矛盾，为中央红军在四川的扩红打下了基础。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打破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5月5日，红军占领会理通安，当日下午在通安四方街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指出红军是工农的队伍，号召群众与地方反动势力作斗争，还组建拥有100多人的群众武装——通安贫农团。

通安贫农团配合红军打土豪劣绅，处决了极少数反动分子，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红军组织群众打土豪劣绅、接济穷苦百姓，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传播了红色火种，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

自5月12日开始，中央红军在会理休整5天。根据《陈云文集》中陈云的回忆，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地的雅州将与敌人交锋，因而决定扩红，“我们招收了五千名有战斗力的年轻战士，并组织了大批游击队”。

有关中央红军会理扩红5000人的说法，《红一方面军卷5》（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等党史资料也有相关记载，如戴镜元在回忆文章《通过彝族区》中说：“从通安到会理，在会理休整了五天。在这短短的五天里，红军扩大了五千人。”

红军过凉山时做了大量的发动群众、团结彝族同胞的工作。中央红军在即将过凉山彝区时，中革军委发出通知，要求每人送彝族同胞一件礼物，有条件的还送枪支、弹药给他们，积极发展彝族同胞中的积极分子，以便发动和组织彝族群众。中革军委还指示广大红军指战员努力争取更多的彝族等少数民族同胞参加革命队伍。

在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积极努力下，群众自动加入红军队伍的越来越多，以红十一团为例，张爱萍在《“倮倮”投军》一文中写到，在3个钟头内加入红军的达700余人，“倮倮”加入红军的也有百余人，红十一团中扩红成绩最好的要算第七连与团政治处，其中宣传队队长个人就扩红70多人。

艾平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也提到，红十一团在短短两三个钟头之内，就有700多人加入红军队伍，其中彝族同胞就有100多人。

中央红军在凉山停留的20多天时间里，在党和红军民族政策感召下，各族群众涌现出参加红军热潮，共有7000人（包含会理扩红的5000人）左右加入红军队伍，新入伍的彝族战士编为“彝民连”，书写了少数民族同胞追随红军、坚定跟党走的动人篇章。

从上述来看，中央红军从会通到会理再到凉山地区，总共扩红7000人左右。

中央红军经过阿坝及甘孜民族地区时扩红的资料几乎缺失，一些党史资料有明确记载阿坝及甘孜民族地区扩红人数的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的情况。

在阿坝地区，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扩红。红军长征时的阿坝地区人口只有4万，参加红军就有5000人以上，当时的茂县人口不过2万，竟有1000多名羌族青年参加红军（吴启权：《红军长征过四川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载《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6期）；仅格勒得沙共和国境内参军的人数就在2000人以上（王秀娟、王占斌：《论四川地区藏族群众对红军长征的贡献》，载《南方论坛》2018年第2期）。

有关红四方面军在阿坝及甘孜民族地区扩红5000人的说法，与以下数据相符：

甘孜全州有数千名藏族同胞参加红军（仅丹巴就有2000名藏族同胞参加红军藏民独立师），是红军发动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人数最多的藏区（《红色记忆之红军在甘孜》，载《甘孜日报》2018年5月25日）。

红四方面军在川康民族（主要为藏族）地区扩红2000多人，成立了红军独立二师3个团；在大金川绥靖县（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境内），还成立了少数民族红军独立第一师（李中权：《难忘的川康少数民族》，载薛庆超：《红军长征回忆录精选》，人民出版社，2020）。

可见，中央红军在四川的扩红人数有确切记载的是7000人左右。

综上所述，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具有明确数据出处和记载的扩红人数为22000人左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