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新政协期间的历史回忆

75年前的194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风雷激荡、改天换地的年份。这一年，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为区别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又称“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政协的胜利召开，还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的辉煌时刻，让我们按下历史的回放键，重温新政协筹备期间发生的一桩桩往事，以此来深入了解人民政协的发展历程，从人民政协的发展历史中感悟团结和民主的力量。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以下简称“五一口号”）。“五一口号”共23条，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特别是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极大地鼓舞了艰苦斗争中的各民主党派。

其后，毛泽东又分别致函李济深、沈钧儒、司徒美堂和陈嘉庚等著名人士，商量筹备新政协事宜，进一步说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

“五一口号”一经发表，就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1948年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欢聚一堂，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人，在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盛赞“五一口号”，赞同召开新政协，赞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五一口号”。5月23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常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通过决议，“赞成中共的‘五一口号’，筹开新政协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由驻香港代表章乃器、孙起孟向中共驻香港负责人表示响应“五一口号”。6月，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柳亚子、茅盾、朱蕴山、胡愈之等125人，妇女界代表何香凝、刘王立明等232人，也相继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五一口号”。总部在北平（今北京）的九三学社，处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之下，不便发表公开声明，直至1949年1月26日，才得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

为加速新政协会议的召开，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著名人士及早到解放区，共同筹备新政协。许多民主人士从西南、西北、华中等地转往香港，然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秘密地绕道到达东北、华北解放区，再辗转到北平。其中有的民主人士就是在特务的眼皮子底下乘上中共秘密包租的外国商船到达东北的。

9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李维汉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在中央领导下，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和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任务下达后，李维汉与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从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来解放区参加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接触，商谈筹备新政协的有关事宜，特别是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人选问题。

当时，有不少团体和个人提交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李维汉提出处理这些请求的基本指导思想：首先，注意政治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拒绝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其次，在此基础上强调团结的广泛性，尽可能多地容纳各个方面的团体和代表人物，务使一切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团体和代表人物都能适当安排，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与此同时，北平民主人士符定一、吴晗、刘清扬等人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后，周恩来多次去看望，听取他们对召开新政协的意见。随后，周恩来根据自己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与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的会商情况，拟定了一份《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经毛泽东审定后，于10月8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电中共中央东北局，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征求意见。

中共中央在该文件草案中提出了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初步建议：“提议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成立一个新政协的筹备会。”该文件草案后附了一份“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其中，党派单位10个，区域单位6个，军队单位6个，团体单位17个，共计39个。

为进一步听取各位民主人士的具体意见或建议，根据沈钧儒的提议，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0月23日同他们进行了“分问题具体商谈”。当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大多尚在香港或正在北上解放区途中，沈钧儒等人希望，中共能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文件草案转发香港，以征求在港民主人士的意见。中共中央很快于10月30日致电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征询他们的意见。

11月1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听取沈钧儒、谭平山等人的意见答复。沈钧儒、谭平山等人对文件草案完全同意，并提出两点新建议：一是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代表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人数6名。二是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对此，中共中央很快于11月20日复电表示同意。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很快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中共中央均采纳。

11月25日，在充分吸纳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中共中央的代表同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就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参加范围等问题进行商谈，取得一致认识，确定“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了《各单位代表参加小组的办法》，规定筹备会设6个小组。其中，第一小组组长李维汉、副组长章伯钧，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

于是，李维汉带领小组成员对申请参加新政协的团体和个人拟定了具体要求：一是要求参加新政协的政治派别和团体中，有些虽在解放战争期间对革命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严重不纯，成分复杂；有些并无民主运动的历史和实际表现；有些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有过反动行为；还有些是极少数反动分子或政治投机分子临时拼凑起来进行招摇撞骗的反动组织，总的来说，上述政治派别和团体都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参加新政协的标准，因此不能邀请参加。

二是对参加新政协的政治派别和团体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在他们的政治派别或团体宣告结束以后，可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协或在工作上做适当安排。

三是要求参加新政协的政治派别和团体中的一般成员，只要不是反动分子，都给予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愿意参加其他民主党派的，帮助向有关党派推荐。

四是针对参加新政协的政治派别和团体中，一些当时同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关系密切，并仍为它们服务的团体，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予以解散。但是，对于他们举办的事业，在接管以后加以改造，使之为人民服务，其中的工作人员，酌情分配适当工作。总之，既要坚持政治上的严肃性，又要实现团结的广泛性，扩大统一战线的团结面。

审慎审查人民政协代表组成

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周恩来、李维汉和筹备会第一小组全体成员做了大量工作，对提出参加新政协书面请求的各党派、团体和个人进行逐一审查。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曾有人提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以下简称“孙盟”）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政协的问题。孙盟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政治派别，它的前身为中国农工社会党。1944年，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人士在座谈会的基础上形成两个小团体，即农工社和大众社。1945年，这两个小团体在国民党当局的压迫下无形解体。1947年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以后，原农工社和大众社的成员在南京发起组成中国农工社会党。孙盟的政治主张的积极面是联共反蒋，要求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前，曾派人同苏北中共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后来也曾派人去香港同中共党组织在港负责人联系。孙盟的领导层中也有个别共产党员参加。对于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孙盟曾在口头上表示响应。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小组研究认为，孙盟里边确有一部分民主人士对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不纯、成分复杂，不宜作为一个参加政协的单位，必要时可个别邀请其中的代表人物参加。

1949年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孙盟领导人许闻天到北平商谈孙盟的事。许闻天到北平后写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工作节略》，简要介绍了孙盟的组织经过和活动情况，表示热切盼望中共的直接领导，并表示如无继续存在的必要，也可以立即解散组织，同时提出，希望中共能给予该盟同志精神上的安慰。李维汉同许闻天谈话，肯定孙盟过去为革命做了有益工作，同时指明团体一些重要成员的成分甚为复杂，建议许闻天考虑孙盟自行结束，成员可以个别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许闻天表示同意。随后，许闻天、韩梅岑、侯桐等孙盟中央及一些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在上海集会讨论，一致同意孙盟结束活动。8月2日，孙盟在上海宣告解散。随后，新政协筹备会特邀许闻天、邓吴明两人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

民社党革新派全称为革新中国民主社会党，是1946年11月张君劢等决定民社党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大”和“改组”的国民党政府以后，由民社党中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组成。其组织成分比较复杂，负责人中有的与美帝关系密切，有的是国民党军统分子和中统分子，有的既反蒋也反共，主张走第三条路线，也有少数反蒋民主义士如沙彦楷、汪世铭等。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以后，民社党革新派发生分化。沙彦楷、汪世铭等曾以民社党革新派的名义发表文告，响应“五一口号”。12月，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该组织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宣称他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及生产劳动大众利益”，主张“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推翻以地主、买办及贪污腐化集团为基础的南京反动政府，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号召全党加强团结，为了彻底消灭革命的敌人，为了加速革命战争胜利而共同奋斗。

1949年6月19日，李维汉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时，讲了第一小组的意见。他说，在今年春季，中共中央曾与在京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对民社党革新派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问题，作过研究与协商，认为该派在成立后几年中，经过一些曲折和几次分裂。民社党革新派内部确实有民主分子，他们也是努力奋斗的，但就该派整体来说，确实成分复杂，不必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必要参加的民主分子，可以考虑个别邀请。新政协筹备会同意这个意见。

6月22日，沙彦楷代表民社党革新派自上海致电毛泽东和新政协筹备会，声称“贵会公布出席新政协45个单位，竟遗漏本党名次，深为骇异”，“祈即增列本党名次，以示公允，而重诺言，实民主前途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