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始末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以下简称“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在北平（今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单位的代表662人（含候补代表）、来宾300人出席会议，其中包括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各民主党派领袖、著名无党派人士。此次盛会的安全警卫工作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保卫任务，也是为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进行的一次安全警卫预演。为此，中国共产党人费尽了心思，做足了功课，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情报、保卫等部门，与公开的、隐藏的敌人进行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确保了此次盛会的绝对安全。

一场盛会背后暗流涌动

1949年1月31日中午12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1949年前的北平，是国民党统治华北的军事政治中心，也是国民党特务在华北的活动中心。当时，这里麇集着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二厅、党通局、傅作义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特务系统和美英国际间谍等八大特务系统，共110多个单位，聚集着各路特务近万人，此外，还有青年党等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0多人。1949年之前，一批国民党特务骨干就分别从华北、西北、东北地区逃亡到这里，此时北平的国民党骨干和特务分子总数近2万人。北平是和平解放，虽然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伤亡和对古城的损害，但大批国民党特务也趁机采取“多层次多战线潜伏”的策略蛰伏下来，伺机从事破坏和暗杀活动。

更为复杂的是，此时的北平城内有国民党特务机关逃离前有组织、有计划转入地下的大量军政人员；又有曾在日伪长期统治下残留的许多日伪特务，他们心存不甘，从骨子里面反对共产党执政；也有傅作义集团中反对和平起义的少部分人员，他们心存不满，也在从事与新政权为敌的活动；还有北平原有的众多反动会道门和黑帮组织，国民党政权垮台前故意从监狱中放出的大批罪犯和坏分子，他们在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明里暗里的支持下，不断祸害百姓，蓄意扰乱北平的社会治安。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政权更是从台湾直接派遣了一批以刺杀中共和民主党派高级干部为主要目标的行动小组，如北平和平解放初期3次潜入古城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华北特派员”段云鹏组建的“华北行动组”等，他们的暗杀名单上赫然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以及李济深等爱国民主人士。

北平，这个刚刚获得新生的古都，虽然已经焕发出蓬勃生机，但城里也隐藏着大量黑暗势力，它们不仅干扰和威胁着新政权、新生活，更给筹备之中的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带来众多隐患。例如，民国期间著名的军事家、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代表杨杰，在应邀从香港前往北平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的途中，于9月19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一支警卫力量应运而生

北平和平解放后，经过半年多的整顿，社会治安有了很大好转，但敌人的破坏由公开转向隐蔽，而且手段更加阴险毒辣。为了保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袖的绝对安全，也为了迎接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和开国大典等一系列新中国盛事，中央军委决定立即组织新中国公安机关，并成立一支集军事与公安业务于一身的新型人民武装。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安部宣告成立，经毛泽东直接点将，中共中央任命罗瑞卿为部长，公安保卫具体业务工作从中央社会部划分出来，由军委公安部主管。为了加强北平的卫戍警卫工作，8月3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告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主要担负党和国家中央机关、中央首长的安全警卫和维护北平治安等任务。

公安中央纵队下辖第一师、第二师。第一师师长吴烈，该师前身为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一六〇师（进城后曾短暂称二〇七师），这支部队不仅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战士绝大多数是东北翻身农民，革命立场坚定，政治素养高，根正苗红；第二师以北平和平解放后就进城负责核心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备团（进城前期对外称北平市公安总队）为基础的部队改编，原中央警备团团长刘辉山任师长。公安中央纵队同时还下辖由上述两个师的警卫营及华北公安部的一个警卫大队合编的新中央警卫团（团长何有兴）。

自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始直至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全过程，会议的保卫工作成为公安中央纵队的重要任务。中央公安纵队第一师、第二师共有七八千人，在北平市内和郊区广泛设岗，周密巡逻，牢牢控制市内各制高点（主要为当时各城门楼、六国饭店、北京饭店等市内较高建筑）和重点区域；派出2个营担负会场周围的保卫和整个中南海内部的警戒任务，由大会警卫处直接领导；另派出43名干部、战士参加会议警务处工作，负责大会会场内部和代表的随身警卫。此外，中央公安纵队还主动延伸组织了北平市区和郊区的敌情调查，协同公安机关侦查搜捕暗藏的特务分子，仅在西郊即查获逮捕反革命分子7人，发现嫌疑分子36人，搜缴隐匿枪支23支、手榴弹10枚。

一场齐心协力的联合行动

为了保证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的绝对安全，部队、公安、情报、保卫等部门通力合作，协同保卫。例如，由华北步兵学校改编的师级单位北平纠察总队，同样是会议保卫工作的主力部队。再如，中央军委为保卫进城后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专门组建一支150多人的“便衣保卫队”，也直接参加了由大会警卫处直接领导的会议内部核心保卫工作。北平市公安局则明确受领了保卫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的4项任务：负责中南海外围、北京饭店、华安饭店、六国饭店、政协代表和首长驻地等处的安全，以及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驻地的警卫；做好中山公园、北海公园、故宫、太庙、国民大戏院、大华剧院、美琪影院等首长和代表活动场地的安全警卫；做好中南海书记处驻地的防空警卫；做好主要首长和代表外出活动路线的警卫等。

为确保万无一失，北平市公安局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针，全力担负起警卫任务。他们专门成立了“临时保卫大队”（亦称“便衣警卫队”），成员分别来自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干部训练班毕业学员、华北军区司令部二处便衣队、平津纠察总队便衣队和市公安局二处侦查科机动队，共计270多人，此后又以该保卫大队为基础成立警卫科，直接隶属于中南海保卫处，承担保卫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和开国大典的任务。

北平市公安局共设立了16处据点，派出便衣警卫人员29名，分别化装成三轮车夫、修鞋匠、水果摊贩、卖小吃的、卖烟的、修脚踏车的等“贩夫走卒”，并在各据点附近设游动便衣勤务，担任各据点之间的联络工作与沿途警卫任务，还在中山公园内设置一个秘密情报站，专门负责收集警卫情报，及时与中南海警卫处联系。

在各部门、各单位的共同努力下，1949年2月至9月，北京市公安局共侦破重大特务案件156起，逮捕首要特务600多人、其他特务6000多人，登记特务人员4000多人。特别是北平国民党特务系统核心人物——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的秘密自首，带动了一大批特务秘密自首登记，动摇了他们的“应变潜伏”破坏计划，并迅速使之走向失败。同时，还缴获敌特电台407部，各类枪械1590支，炸药2.5吨，各种伪造证件1.5万多件。

一系列有力的打击行动

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召开在即，警卫和保卫工作愈加紧迫，所有驻城内、城外的部队和保卫部门都进一步加强戒备，防止暗藏的敌人乘机破坏，国民党方面更是加紧动作，妄想搞出些“大动静”。这期间双方展开了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斗争。

1949年8月11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收到一条绝密情报：蒋经国专程飞渝，与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密议遣特务破坏中共新政协之事。不久，李克农又获得第二条线索：季源溥在重庆一个秘密地点单独召见一位“体态较胖”的中年男子。公安机关经分析研判后认为，这个“体态较胖”的中年男子就是赴北平执行蒋经国使命的特务。很快，公安人员根据掌握的相关情报，锁定了9月11日傍晚住进北平前门外撷英饭店的一对港商模样的夫妇。

在经过周密侦察并掌握充足证据后，这个名为赵冰谷的港商身份被最终锁定：他1934年就在南京参加国民党“CC系”特务集团，并深受陈立夫、陈果夫器重。9月20日晚11时，北平市公安局果断出手逮捕了赵冰谷。

9月下旬的一天，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第二团排长刘拴虎同往常一样，身着便衣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正常巡逻时，被地上的一个烟头吸引了注意力。这个烟头上印着“飞马”二字。“飞马”牌香烟由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新群烟草公司”自1943年开始生产，沦陷区的老百姓管它叫“四爷的烟”。北平的老百姓很少抽这个牌子的烟，因为这里距离新四军第四师的驻地太远，再结合烟头附近地面上留下的皮鞋印，刘拴虎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穿皮鞋、抽“飞马”烟的人一定不简单。

于是，接下来的几天，刘拴虎几乎每天都会到这里转一转，他坚信那个神秘的家伙一定还会再出现。终于，在发现烟头后的第5天，此处出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戴礼帽的人。刘拴虎远远望去，发现嫌疑人一会儿抬头观察，一会儿低下头写写画画。刘拴虎悄悄靠近后发现，这个人画的好像是路线图，于是直接上前查问，没想到嫌疑人二话不说，掏出匕首就向他刺去。刘拴虎在延安时就是中央警卫团战士，尤其擅长近身搏斗，不出3招，嫌疑人的匕首便被他打落，人也被闻声赶来的公安中央纵队战士牢牢控制。

经过突击审讯，此人交待自己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此次任务就是绘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车队的日常行驶路线图，并准备在开国大典时对中共领袖们的车队实施爆炸行动。好在刘拴虎明察秋毫，才让这场破坏行动弭患无形。

一些鲜为人知的安保细节

1949年9月，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表司马文森专程从香港赶往北平参加政协会议，他用纸和笔记录下了许多会议细节和会议盛况，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共不开无准备之会。”通过他记录的文字，可以发现当年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保卫这个盛会所做的细致工作：代表居住处所警戒、会场警戒，固定场所内的安保工作难度不是很大，但前往会场的路上的警戒布置则比较麻烦，在大会期间，要把近千名代表从分散于城内各处的饭店和招待所安全护送到会场，绝非易事。新政协会议筹备处从天津、上海和北平当地调集车辆，在不妨碍当地交通的前提下接送代表。代表有固定的乘车证，年老的乘小轿车，年轻的乘大客车。出发前半小时，会有工作人员摇铃，代表们听到铃声后凭乘车证的号码去找自己乘坐的车辆。大会确定汽车分3路进入中南海，分配在4个停车场，所有代表在原处上下车。每天的警戒行动于代表出发前一个半小时就布置好，散会前半小时又照样布置，做到安保严密的同时又保证不阻断交通、影响市民出行。

代表进入会场时都要签到，试想，如果近700人在会场门口签到，那要多久才能签完呢？于是，会议工作人员在每位代表动身前都会发一张签到卡。代表们可在前往会场途中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写上日期，进入会场时将签到卡交给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即可，这样既节省了时间又能精确统计开会人数。安保人员对进入会场的人员把关极为严格，参会人员必须持自己的代表证方可入场，即便是毛泽东、朱德这样的中共领导人也一样。会场内，每个代表的席位是固定的，每个代表都有一张席次表。

从司马文森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新政协会议的各项保障工作真正做到了每个细节严丝合扣、精准到位，保卫会议的各部门、各单位的良苦用心和周全工作简直堪比最细致的“绣花功夫”，不仅是行动上的安保，就连“代表简历表”其实也隐含着保卫工作。由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秘书处印制的“代表简历表”为纸质版，长26.5厘米，宽19.5厘米，封面设计为白底红字，庄重大方、简洁醒目。封面上方印有大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下方分3行印有“新政协第一次会议”“代表简历表”“一九四九年×月×日填”等字样，最下边则分两行印有“新政协第一次会议秘书处制”“编号：代字号”。“代表简历表”内有两页，第一页主要包括姓名、别名或笔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代表单位，现任职务，学历，著作（出版处以及日期），永久通讯处及电报（挂号），暂时通讯处（宿舍、办公）及电话等项内容；右上角是足够贴两寸照片的“贴照片处”。第二页只有经历和备考两项，经历包括社会职业和政治活动。这两页登记表，其实就是对代表身份的清晰甄别，也便于大会警卫处精准开展保卫工作。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当晚在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大会圆满成功，也预祝次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成功揭开新中国历史性的一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