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根据地的缉私斗争

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敌我双方在经济战线上的较量，也蕴含着人力、物力和智力的对决，和军事斗争一样形势复杂，激烈凶险。在冀鲁豫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缉私工作始终处于经济斗争的前沿，在规范根据地贸易和金融秩序、加强进出口货物管理、打击走私和逃税漏税行为、保障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匿名举报牵出大宗银元走私案

1948年秋的一天，南乐县城外，青纱帐一望无际，入城大道上，站着几个穿便衣的人，有的腰间插着短枪，有的肩上挎着长枪，正伸颈张望，不知在等什么。其中，腰挎短枪的正是南乐县工商管理局局长陈士卿。这天，值班人员将一封从安阳寄来的信放到他的办公桌上，信封注明要陈士卿亲收。陈士卿拆信一看，才知道是一封举报信，信中说有一辆三套骡马大车，满载中草药，从安阳起程，途经南乐，要运到清丰，车上藏有走私的贵重物品。

陈士卿当即带上机关行政股的几名人员，按信上所指，到马车入南乐县必经之路等候。果然，没等多久，自西向东来了一辆大车，三匹骡马套拉，车上全是麻包。待骡车驶近一看，每个麻包口都系有白布条，上面写着中草药名。几人马上上前拦截，盘问赶车人，赶车人的回答与举报人信中所说一致，陈士卿等人跟赶车人说明原因，让他将大车开入附近一家旅店院内进行详细检查。满满一车麻包，如果一个个拆开检查，拆了还得再缝口，颇为麻烦。陈士卿等人分析，走私贵重物品，装车时不可能放在最上层，放在最底层的可能性也不大，多半藏在中间层。于是几人动手，从中部抽包检查。第一包、第二包都无异常，抽到第三包，布条上写着“柴胡”，抬起来却异常沉重。打开袋口，伸手进去一掏，从里面抓出一把又一把的银元，属边区禁止走私的物品。

陈士卿立刻让人将一张席子铺在地上，把稽查出的银元全放在席子上过数，共有六千零几块。赶车人看得目瞪口呆，急切解释说他只是负责给人送药材，根本不知道里面装有银元。陈士卿等人将这批走私银元悉数没收，给赶车人讲明政策。随后，陈士卿把没收的银元全数上缴财政，又派人将没收走私银元一事告知清丰县工商管理局，请其对有关走私商进行处理。经清丰县工商管理局追查，原来是清丰县城内有几个商人以合股经营中药店为掩护，倒卖银元，且非初犯，他们对走私事实供认不讳。

这次缉私行动，正是革命战争时期冀鲁豫根据地开展缉私行动的一个精彩缩影。

走私猖獗管理面临挑战

为维护根据地经济利益，根据不同斗争形势的需要，冀鲁豫根据地制定了相应的货物进出境管理办法及征税规则，作为货物检查、税款征收和缉私执法的依据。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鲁西南根据地规定，限制出境的货物包括牛皮、羊皮、土布等，禁止出境的货物包括粮食（经特许换回指定物资的除外）、棉花、牲畜、火硝、枪支、子弹，以及金、银、铜、铁等各种金属；商人出口大牲畜，必须事先取保，经工商管理局批准发给特别许可证并加征出境税；商人换回指定物品后，还要经工商管理局查验属实，方可注销贸易备案；禁止入境的物品包括烟、酒、毒品、赌具、化妆品等。

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区第四专署规定禁止出境的货物包括各种粮食、军需用品、牛、马、驴、骡、母畜、母禽、各种五金材料、金属、生兽皮、棉花；禁止入口的货物包括各种外来烟酒、毒品、卷烟原料，各种毒具，棉麻丝毛及其他纺织品，洋线洋纱，各种迷信用品，奢侈品、化妆品、装饰品，洋蜡、煤油、洋火，糖精、香精，各种高档食品，各种颜、染料，细瓷器，牙膏、牙粉，各种反动书报，胶皮鞋，各种纸扇等。

根据地在不同时期尽管都颁布了对外贸易的相关法令和管理制度，但为了经济利益，还是有不少商贩和群众加入走私行列，加之敌人有计划、有组织地派遣汉奸和特务进行走私渗透，根据地的缉私工作面临严峻和复杂的考验。

1944年4月4日发布的《冀鲁豫区党委四地委关于工商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我区物资日感缺乏，尤其是粮食、棉花，必须依靠外区调剂，价格南高北低，走私极为有利。换来的东西是纸烟、颜料、假票等与人民无利的仇货。为了减少生产度荒中的物资困难，抵制外货的普遍侵入，保护阶级利益，加强缉私工作是当前的首要措施。”

1947年8月15日，《第四专署关于缉私工作的几个规定》的发布也反映敌我经济斗争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敌人对我区经济斗争是日渐尖锐的，因国民党经济枯竭物资缺乏，为了支持他的垂死的命运，利用各种无耻手段对我掠夺，现在不管群众商人渡河往南去，必须带棉花粮食白银，往河北来必须带纸烟颜染料及其他消耗品，不带这些东西，不准过河，带纸烟颜染料可以不要船价，消耗品及非必须化妆品，低价向我区倾销，打击我生产，盗取我有用物资。半年来，经过我们登记的不完善数字，入超17亿，估计走私入口数目比这个数还要大，仅纸烟这一项一个月入口在8000万到1亿元左右，这个入超数目大部分是用棉花白银及其他工业原料走私出口偿付的……”强调走私活动对社会、对人民的重大危害性，呼吁大家要从经济斗争上来认识和打击走私。

组建缉私队加强管制

与山脉连绵不绝交通不便的山地相比，冀鲁豫平原一马平川，交通便利，人员、牲畜和货车随处可以通行，这给根据地的出入境管理带来很大困难。为严格货物进出境管理，打击货物走私行为，根据地在加强政策宣传、登记管理和税收管理的同时，由工商税务部门组建武装缉私队，并发动各村民兵广泛参与缉私工作，用奖励办法鼓励群众积极举报走私行为。

成立武装缉私队伍1942年冬，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局第五分局成立，编制45人，设行政税务、经营信用、人事保卫等科和武装缉私队，负责公私营工商业的领导和管理、农村集市贸易管理、货物进出境管理、稽征工商业税、武装缉私等业务。

1942年下半年，鲁西南工商分局缉私队成立，队长王依林，队员约20人。1943年初，分局行政科副科长吕长发兼任缉私队队长，队员增至40人，分3个班，配长枪30支、匣枪5支、手榴弹1枚、自行车7辆，除承担缉私任务，还担任分局机关警卫工作。

1946年11月17日，《冀鲁豫区党委一地委通知》要求，“为加强我区对伪顽经济斗争，与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开拓财政来源，增加财政收入，以减轻与克服我区目前严重的财政困难，兹决定建立对济南和铁路及其他边缘县，对伪顽缉私封锁防线，并抽调民兵建立缉私组织……”强调缉私队的重要性，“这一组织建立的好坏，不仅影响到我们的货币斗争、贸易斗争，与根据地人民的生活，而且更直接影响到我们党政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决定成立由部分脱离生产人员组成的县级缉私队，其中泰安县（今山东省泰安市）缉私队50人、肥城县（今山东省肥城市）缉私队20人、齐禹县缉私队50人、聊城县（今山东省聊城市）缉私队15人、长清县（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缉私队30人、峰山县（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缉私队15人、茌平县（今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缉私队20人。

制定奖励办法为鼓励军政民参与缉私斗争，根据地制定了奖励办法。1940年9月15日，《冀鲁豫边区统一市场货币暂行实施办法》规定：“查获没收之法币，得依没收款额提给奖金百分之十（鲁钞），奖励查获人和报告人。”奖金分配按照揭发举报的方式来确定，具体做法为：“如因报告而查获者，报告人与查获人各奖二分之一。”“无报告人而查获者，其奖金全部归查获人，如为政府缉私队员则按百分之五提奖。”“如系公务人员查获之法币按百分之十提奖，奖金数目超百元者，其超过之数归公。”

1948年8月27日，《冀鲁豫日报》刊登1948年2月27日冀鲁豫工商局发布的《关于工商业政策的问答》的指示，指示明确：缉私提奖办法在全冀鲁豫区统一规定。指示对查获走私货物提奖办法作具体规定：群众百分之三十，每次不得超过10万元；军政民武干杂人员提奖百分之二十，每次不得超过5万元；工商部门干杂人员提奖百分之十，每次不得超过2万元（工商部门为执行任务时，不得提奖）。指示对提奖分配办法有明确规定：报告人得十分之三，查获人得十分之五，协助人得十分之二。如无协助人员时，报告人得十分之四，查获人得十分之六。如无报告人时，全部归查获人。

对各种走私案件处理，根据地有严格规定：一是对缉私许可的规定，不脱离生产的群众，必须具有当地工商局颁发的缉私证才可以开展缉私活动；取得准许可的群众和各机关部队查获走私货品及走私人员后，人货一齐送到附近的工商管理局（所、站）按章处理，再开给正式证件作为提奖依据。二是对走私人员的处理，初犯人属生活贫苦家庭且走私数量很少的，采取耐心说服教育和贬价收买的处理方式；一般的走私案件从经济政治层面打击处理；屡教不改者且走私数量大的案件，由县工商管局处理，或经分局批准的送交分局处理。

联合行动遏制走私行为

在根据地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组织下，由工商部门牵头，公安等部门密切配合，民兵和群众积极参与，在出入境地带建立了一张严密的缉私网，查处了一大批走私案件，有力遏制了烟酒、毒品等物资走私，规范了市场管理，减少了偷税漏税行为，促进财政增收。

1944年，定陶县（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工商局获悉一条走私情报，有人走私盘纸。闻此信息，局长迅速带领缉私队赶赴纺山（今仿山）大洼，在公路两旁埋伏，等了3天3夜，终于拦住2辆走私盘纸的马车。经过缉私队耐心讲解政策，商人补交了1100大洋税款。

抗战胜利后，按照上级命令，滑县工商局的领导干部除少数留在当地外，其他人员奔赴道口工作，各区的工商管理工作委托给交易所。由于管理力量骤然减少，一些不法商人乘机大肆走私，有的人在集市上公开叫卖违禁品。1946年初，为加强市场管理，整顿税收，滑县工商局在城关、丁栾（同年7月划归长垣县）、两门（后划归濮阳县）重新建立3个工商事务所。丁栾位处滑县南部，属于经济封锁线前沿阵地，仅靠事务所的3名干部根本无法应付当地的走私活动。为此，丁栾工商事务所动员当地8名老民兵组成一支半脱产的缉私队。按照缉私奖励制度，这支民兵缉私队属于群众组织，按缉私总额的30%提奖，所得奖金分配如下：除按事务所标准交伙食费外，50%按人数分配，40%以旺补淡，10%评奖分配。在这支民兵缉私队的带动下，附近的小上官、韩寨等村的民兵也很快参与到缉私活动中来，其中小上官村连续查获10起走私偷税漏税案件。丁栾集镇看到周边村民兵缉私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也发动本集镇的民兵开展缉私活动。滑县第七区武委会看到民兵们参与缉私斗争日益活跃，为进一步发挥丁栾工商事务所民兵缉私队的模范作用，为这支队伍补发4支枪和一批子弹、手榴弹。有了民兵的参与，滑县公开走私漏税活动明显减少，根据当时滑县工商局税务股统计，1946年4月至5月全县的出入境税和罚没收入，丁栾工商事务所占到80%。

观城县（今属山东省莘县境内）姜庄位处敌占区通往解放区的贸易要道，村庄群众基础较好。谷町工商事务所与区武装部商议，将姜庄作为重点村，从村民兵中挑选出10名优秀分子组成缉私队。而后，又在周围村庄发展缉私队和缉私小组，王庄集和谷町集等周边的圩集地也建立起集市缉私队，由此建立了一条缉私线，对打击走私保护根据地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6年，齐禹县在郭窑设立工商出入境检查站，最初仅五六人，1947年发展到30余人，并组建了武装缉私队。郭窑与敌占区接壤，经常遭到敌人袭击，工商人员白天在边境检查进出口货物，晚上返回驻地。检查站所在地有10余家马车客店，每天来往通行的各种车辆近百辆。因货物进出量很大，该站每天征收的税款额也多，这些税款都用作支援解放战争所需。1948年济南解放后，郭窑工商出入境检查站才结束使命。

缉私战线上的英勇斗争

1943年，复程县（今属山东省曹县境内）成立缉私班，班长徐法田，共12人，配长短枪12支、手榴弹1枚。缉私班与公安局2个单位组成县武装工作队，队长由徐法田兼任，指导员由公安局局长冉黎春兼任，平时2个单位的人员各司其职，战斗时集中一起打击敌人。缉私班经常在各大集市特别是边沿市场检查，查获了大批违禁物资，工作中倘若抓到敌伪分子，超出工商管理范围，便移交公安部门处理。1946年5月，徐法田带人到韦堤口缉私，途经小韦楼，遇到敌人的埋伏，敌有150多人，敌我兵力悬殊。在密集的枪弹和炮火中，10多名缉私队队员沉着应战。当缉私班成功撤出200米远时，敌人有所顾忌，停止追击，缉私班才转危为安，战情两死一伤。当天下午，缉私班大部赶到交战地，将2名牺牲队员抬回驻地掩埋。此战以敌众我寡取胜挫败了敌人的袭击，避免大的人员伤亡，受到上级表彰。

1945年，李福云加入定陶县工商局。1946年11月，李福云参与缉私活动，与大批敌人遭遇，不幸被俘。敌人将其带到菏泽东关国民党县党部进行严刑逼供，他宁死不屈，并大骂敌县长。敌人恼怒之下，残忍将他杀害。

1943年，沙区（位于河南省濮阳、内黄、滑县三县交界处）工商分局成立武装缉私队，队长车永祥。车永祥曾在军分区警卫连当排长，有丰富的战斗经验。1947年，随着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堑，跃进大别山，缉私队的缉私任务减少，战斗任务增加。为开展掩护工作，缉私队到黄德集西北的阎马庄活动。闻知伪军王三祝部占领黄德集，为防不测，车永祥派人在阎马庄村西南角架起2挺机枪，进行几个短点射击，用作火力侦察。没多久，敌人1队骑兵冲来，缉私队边打边往东北方向撤退，可没走出几公里便陷入敌人包围圈。车永祥组织缉私队集中火力击敌，迫使敌人不敢追近，队伍成功突围。集合时，车永祥发现1个班的人不见踪影，立刻派人回头去找，也未找到，后来才查知，在突围中这个班走错方向掉队，被敌骑兵包围，班长冀永喜等6人全部牺牲。

1948年6月的一天，伪军王三祝部3000余人奔袭长垣县城（地处河南省境），县长范文山正在主持召开全县干部会议。闻知敌人赶来，缉私队队长李改生带领一班、二班2个班，冲出城西门阻击敌人，三班、四班掩护会议干部从城东门转移。缉私队边打边撤，机枪班班长下腹中弹，他脱下上衣勒住肚子，忍着剧痛继续战斗，直到机枪射出最后一颗子弹，壮烈牺牲。缉私队撤到城北5公里外的落陈屯，又陷入敌人包围圈，李改生率队退到一个大院里坚持战斗，双方激战数小时，终因寡不敌众，李改生率领的2个缉私班全部牺牲。

缉私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革命战争年代，在缉私战线上，因受伤致残、牺牲的同志有很多，他们的英雄事迹，在中国红色缉私史上铸就永不磨灭的光辉丰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