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南方局统战工作

1939年1月，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战相持阶段的国际国内形势，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其根本任务是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民主运动，争取抗战胜利。在十分困难的条件和险恶的环境下，南方局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方针、政策和指示，根据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实际情况，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统战的新局面。

坚定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

1938年，随着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制造武装摩擦，掀起反共高潮。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积极同国民党当局打交道，通过谈判、协商等多种方式，抵制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在尖锐、复杂、艰险的环境中维护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局面。

抵制国民党“溶共”计划国共合作开始后，蒋介石始终企图吞并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10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对周恩来表示：第一，不限制各方对主义的信仰；第二，无意取消各党派或不允许其存在，但是“惟愿融为一体”。蒋介石所言只是试探之词，实则想取消中国共产党，从而实现他对两党的操控。周恩来知道蒋介石的意图，当即表明态度：“中共不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介石并不死心，12月12日，在重庆约见中共代表王明、董必武、博古、吴玉章等人，更加明确地提出，取消中国共产党，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王明等中共代表坚定地拒绝了蒋介石企图将国共两党合并的要求。1939年1月20日，蒋介石又约见周恩来，要求周恩来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的主张电告延安中共中央。周恩来再次明确拒绝合并两党的要求，次日将与蒋介石谈话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说明蒋介石想要统一两党的主张，希望中共中央回电说明立场。为此，中共中央发出《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由周恩来转给蒋介石。电报明确表示，决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蒋介石看到中共中央的电告，这才打消了想要“溶共”的念头。南方局通过这一系列的坚决回应，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溶共”的图谋，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

击退国民党反共高潮在国共两党共同合作的抗日战争过程中，国民党曾多次发动反共事件，破坏抗战，袭击共产党军队，企图消灭共产党，但在延安中共中央的正确指示下，南方局成功击退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国民党自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后，便逐步制造反共事件。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国统区大肆镇压和迫害共产党组织和进步群众的同时，对陕甘宁边区也进行大规模的武装攻击，先后制造平江惨案、深县惨案、确山惨案等反共事件。事件发生后，南方局领导人指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立即将事件公之于众，使国人了解真相，形成舆论，对国民党施压。同时，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及时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沟通，控诉其残暴罪行，并要求迅速合理解决，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国民党当局能以民族利益为重，彻查此案，将肇事者治罪，为遇难者平冤昭雪，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通过公布真相、列举事实、争取中间党派支持及与国民党谈判等方式，南方局击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不罢休，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约9000人奉命北上，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包围袭击，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悲愤交加，1月18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南方局同时将编印的《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围歼真相》传单散发出去，使“皖南事变”真相大白于天下。此外，南方局领导人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与国民党交涉，要求停止围攻新四军，提出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善后办法，申明若不接受将不会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通过这一系列的统战活动，南方局成功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发动政治攻势，制止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南方局与国民党的交涉合作过程中，只要是有利于团结抗战之事，中国共产党都尽力予以支持、配合，但如果国民党对日军妥协退让，对中共发动反共事件，南方局也决不纵容，必定予以回击。就这样，南方局与国民党既联合又斗争，数次击退反共高潮，坚定维护国共合作。

配合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国共两党两军之间协调对敌作战行动，调整相互关系，长时期里都是按照周恩来提出的建议，遇事相商，通过两党间的谈判来谋求解决矛盾冲突。中国共产党方面，主要由南方局承担中共中央同国民党中央谈判的责任。南方局的主要领导如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人，都是中国共产党负责同国民党中央谈判的代表；也有从延安派来重庆的，但都是和中国共产党常驻重庆的代表、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一同进行谈判。许多有关谈判的具体方案、办法和应对策略都是在南方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研究决定的，大量具体工作也是南方局人员完成的。南方局直接出面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人员有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博古、凯丰、王若飞，其中周恩来的作用最为重要。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的高级谈判时断时续，几乎每年都在进行，其中最重要也最为人们熟知的有四次，周恩来均参与。第一次在1940年1月至7月，为争取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时局好转和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局面，周恩来、叶剑英以中共代表身份与国民党代表何应钦、白崇禧进行谈判。第二次在1942年10月至1943年7月，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中共中央以大局为重，为改善两党关系，派林彪到重庆，与周恩来等以中共代表身份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等谈判。第三次在1944年5月至11月，为缓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后的国共关系，争取应有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派林伯渠到重庆，和董必武一起，以中共代表身份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等谈判，并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改组国民政府、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国民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第四次在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和王若飞的陪同下来到重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在此期间，毛泽东直接同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多次商谈。有关国内和平问题的具体谈判，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的。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开展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经过43天的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等留在重庆就悬而未决的问题继续同国民党方面商谈。这四次国共谈判，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战大局，争取了暂时和平，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南方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争取和团结联络中间党派

南方局成立初期，与国民党各派沟通联络较多，毛泽东提出“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要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队伍的主张后，南方局汲取之前教训，提出了中共在抗战相持阶段统战工作的新思路，即以过去偏重于联蒋转向对包括中间党派在内的中间势力的团结和争取。在此思路下，南方局团结了大部分中间党派，支持其建立政党，维护其利益，使他们与中共建立良好关系，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运动中。

支持中间党派建立政党抗日战争时期，中间党派在争取民主与和平的过程中，不断分化、整合，逐渐形成一些新的政党组织。因其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反对内战，与共产党有共同的政治诉求，南方局对他们的成立与发展给予极大的帮助。如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从酝酿、成立到发展都得到南方局的大力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在南方局的引导或协助下成立的。这些民主党派成为反对独裁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重要力量。1941年，在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经王昆仑、王炳南等人酝酿，中国民族大同盟正式成立，其成员主要包括中共党员、各民主党派成员、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政府中的进步人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次年，中国民族大同盟改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周恩来每次从延安返回重庆，都邀请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座谈，传达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提出今后努力方向，对他们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给予高度评价。1939年，在周恩来、潘梓年的支持下，重庆自然科学界人士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干铎、谢立慧、李士豪等近20人组成不公开的组织——自然科学座谈会。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同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成员经常联系，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也经常参加南方局在新华日报社举办的纪念会、联欢会、座谈会、时事报告会等活动，成为新华日报社和南方局亲密的朋友。为了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坚持抗战和争取民主，1944年，经周恩来、潘梓年授意，自然科学座谈会的部分成员先后以个人身份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构成了该会的主体。1945年9月3日，民主科学座谈会召开扩大会议，并更名为九三座谈会。1946年，九三座谈会改建为九三学社。毛泽东在渝期间会见了九三学社的创始人梁希、潘菽、金善宝等人，与他们交流时政，分析形势，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纲领，其后，民盟、九三学社、民进和民建等也都提出和平民主建国和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政策的主张。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夺取解放战争胜利、埋葬蒋家王朝、成立新中国，获得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

善意批评中间党派和给予建议抗日战争初期，中间党派曾对国民党有过幻想，当国共两党发生矛盾时，中间党派要求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主张，南方局对其提出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帮助他们认清国民党的本质。“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方局将国民党破坏抗战、发动内乱的行径公之于众，各中间党派和广大爱国人士对国民党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十分愤慨，纷纷指责蒋介石，对中共表示同情和支持。为了掩盖反共真相，蒋介石想让中共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以缓和时局，中共看穿蒋介石的意图，随后提出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善后办法，表明只有国民党接受十二条善后办法，中共参政员才会出席国民参政会。各中间党派对此表示赞同，并愿与中共站在同一立场，但当蒋介石为了拉拢中间党派，表示同意接受中间党派设立各党派委员会的要求时，他们又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力劝中共出席大会。对此，周恩来对中间党派表达中共坚持原则的立场，同时善意提醒中间党派不要上国民党的当，避免被其各个击破。后来蒋介石在大会上并没有实现所谓民主许诺，中间党派看穿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明白了共产党对其进行善意批评教育的良苦用心。正是共产党一次次善意、正确的批评教育，才使中间党派不断地改正自身缺点，从而坚定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决心。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通过对中间党派领袖人物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做统战工作，成功把他们汇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这些在南方局帮助与支持下成立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贡献了巨大力量。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这些长期与中共合作的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爱国人士几乎全都汇聚于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与全国人民代表一起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即是以此为起点建立起来的。

关怀帮助中间党派南方局领导人在生活上给予中间党派真诚的照顾和帮助。“皖南事变”发生后，邹韬奋经营的50多处生活书店除重庆一地，其余均被封闭或限制停业，其处境也十分危险，在此情况下，周恩来亲自安排人秘密护送邹韬奋前往香港，建立新的文化阵地，对剩余书店的隐蔽疏散等后续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周恩来、董必武都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帮助。学校缺教师，南方局就相继派党员和教师到学校一边教书，一边协助陶行知办学。陶行知经常去看望周恩来，周恩来非常尊重他，与他促膝谈心，讲解政治形势，询问他的工作情况，给予真诚的关心。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轰炸并进攻中国香港，香港很快沦陷，驻留香港的著名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在港的国民党友人和国际友人陷入困境。在紧急关头，周恩来致电在香港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廖承志，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接到电报，廖承志立即与东江纵队取得联系，于是，驻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与东江纵队携手合作，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香港大营救”。到1942年底，共有800多名进步文化人士、爱国民主人士等撤出香港，安全回到内地。经过这次营救，众多中间党派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在危急关头对他们的无私关怀与真诚帮助，坚定了跟随中国共产党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