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军事指挥艺术研究

邓小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始终身处对敌斗争最前线，通过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出奇制胜，屡破强敌，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为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立下不朽功勋。

立足全局谋战争制胜之道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从担任百色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到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从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一直是我党我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对敌军事斗争中，他始终站在全局高度分析和筹划问题，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经过1年的军事较量，国民党军被歼灭97个半旅，约110万人，全面进攻被粉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对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但不断遭到我军打击，同时，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蒋介石无论是在军事或政治上都打了败仗，此时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而解放军在战争中不断得到锻炼和发展，装备大为改善，士气更加旺盛，得到人民更加热烈的拥护，转入战略反攻时机已经成熟。中央军委果断实施战略进攻，决心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和物力、使我军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由于国民党军重兵陷于陕北和山东战场，兵力部署“很像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其中央部分就成了要害和薄弱部分”，而在南线鲁西南、豫皖苏直到大别山，兵力十分空虚，成为要害和薄弱部分。中央军委决定由晋冀鲁豫野战军担负起向大别山这一“要害和薄弱部分”跃进的重要任务。

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进攻序幕。7月23日，鲁西南战役尚在进行中，中央军委电令刘伯承、邓小平：“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后，按照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部队进入休整阶段。此时，陕北解放区在胡宗南部的持续攻击下，区域缩小，人口减少，“弹药、粮食、被服奇缺，人员补充也甚为困难”（《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98）。29日，刘邓收到中央军委一封标着3个“A”字的紧急电报，电报中说：“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这封电报使刘邓忧心如焚，为缓解陕西、山东及其他地区部队的作战压力，刘邓立即复电中央军委，表示10天后行动，“以适应全局之需要，直趋大别山，准备无后方作战”（《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部队连续作战，未来得及休整，款项、弹药、被服补给严重不足，如立即进行大的军事行动，将会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但邓小平考虑的是整个解放战争大局，他说：“我们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愈有利。”（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戎马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全体指战员行进在“无人烟、无道路”的污泥中，用推拉扛抬将辎重拖出黄泛区，粉碎了蒋介石将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于黄泛区的计划。进入大别山后，粮食弹药极为短缺，“山大人稀，大部队集中活动，供应十分困难。刘司令员和我们的棉衣都是自己用稻草灰染的，自己做的”（《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正是靠着有我无敌的气概和创榛辟莽的闯劲，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牢牢站稳了脚跟。多年后，邓小平向子女讲述这段历史时，仍语带哽咽地说：“当时，真正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邓小平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超常胆略，善于从战争全局出发考虑问题，不顾任何困难和险阻，率部挺进大别山，创造了千里跃进的战略进攻样式，为全国性战略进攻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充分展示了邓小平立足全局以谋战争胜利之道的军事指挥艺术风格。

敌进我进实施机动灵活的外线作战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正确方针指导下，八路军取得了敌后抗战的系列胜利。但随着对八路军游击战术的了解，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蚕食政策。多采用反复连续奇袭、奔袭的战术，学习并发挥了游击战术”（《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日军实施的“囚笼战术”给晋冀鲁豫根据地造成严重破坏，1942年，邓小平、刘伯承根据对敌斗争形势变化，创造性地提出“敌进我进”的方针。

邓小平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一般采取“诱敌深入、内线歼敌”的作战方针，即敌在外线，我在内线。一般情况下，处于内线作战的军队，争取主动较为困难些，而外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容易些。毛泽东十分强调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论述：“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而“敌进我进”恰恰是实现外线作战的主要手段，是打乱敌人作战部署的有效方法。当敌人逐步向我根据地纵深进攻时，我军向敌人后方进攻，占领敌人后方的广大地区；敌人占领了铁路、公路等重要交通沿线以及大城市，我军则占领铁路沿线的县城与乡村，对敌形成反包围之势，如刘伯承所言，在“全面的游击战争的局面中，进行机动作战，适时分遣集中，在内线与外线上夹敌活动，并适时把主力由内线转入外线，扼其补给咽喉，断其交通，进行作战”（《刘伯承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

1943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对“敌进我进”方针进行了系统阐述，他指出：“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敌进我进，不是盲目强调进攻，而是在积极防御思想指导下，为夺取战争主动权而采取的一种作战样式。战争指导者必须根据战场敌我态势，经过准确分析研判，然后决定作战行动，当进则进，当退则退，但必须牢牢掌握主动权，力避被动。对于如何在敌占区、游击区实施敌进我进，邓小平提出了具体方法、步骤：其一，在敌占区“创立了少数格子网内的隐蔽游击根据地”（《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一卷），这不仅从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和战后着眼，而且是坚持山地根据地和平原游击战争的主要环节，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主要手段；其二，在“隐蔽斗争上，敌人伸入根据地的特务活动，和我伸入敌占区、伪军伪组织内隐蔽积蓄力量的斗争，也将是日益发展日益激烈的”。

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武工队的组建是邓小平“敌进我进”方针的一次具体运用。为打破日军合围，加强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斗争，邓小平、刘伯承采用“敌进我进”的方针，改变过去单纯以主力与敌人周旋的战术，组织多支精干的武工队深入敌后，广泛发动敌后游击战争，拟定了关于武工队的组织及任务，作为组建和派遣武工队的依据。他们采取办集训队的办法，训练出一批批骨干，分派下去组建武工队。集训队成员是从各部队挑选的军政素质好、战斗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并按工作区域划分为若干组。训练内容主要是了解研究社情、敌情和各阶层的民情，明确敌后工作任务与原则，熟悉相应战术，并通过必要的演习以熟练，制订出行动计划。为增强武工队的斗争信心和能力，邓小平多次到集训队讲话，指出武工队的作战意义及开展工作的方法、战术，要求武工队灵活多变，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武工队很快在各地组织起来，短短几个月时间，太行、太岳、冀南三区就派出42支武工队，1400余人。武工队在敌占区神出鬼没，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打击日伪武装和政权，瓦解和争取伪军，推动了游击战争的发展，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惊呼实为“心腹大患”，不得不抽出部分兵力以应付，这样就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有效支援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至1943年上半年，冀南恢复和扩展了10个县，约占全区面积的1/10；太岳打开了高平、长子、沁水、沁县等边沿区地工作局面；太行恢复了原有地基本区，并在紧靠津浦铁路地敌占区开辟了一块纵横三四十公里的游击根据地。纵观整个晋冀鲁豫根据地，武工队恢复和扩展的面积及增加的人口，约占全年恢复扩展和增加总数的3/5。“敌进我进”方针取得了战略性伟大胜利。

军事和政治手段紧密配合不断瓦解敌军

在战争中，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仅靠军事打击则会“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而无军事实力的政治攻势不会产生任何效果，二者必须紧密配合，才能产生较大作战效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非常重视运用政治攻势来瓦解敌军，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解放出版社，1991），并把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视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邓小平深谙此道，他用兵打仗，善于从政治高度领导和指挥战争，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角度去思考、观察和解决问题，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指挥艺术。

中国古代兵家重视运用“攻心”“心战”等政治手段去瓦解敌方军心士气，传统的“攻心”“心战”主要是离间敌人内部关系，给敌人制造混乱等。人民军队更注重通过启发敌军广大士兵和下层军官的阶级觉悟和对战争正义性的认知，认识到他们所服务的军队和所从事的战争的非正义性，唤起他们对本阶级利益的维护，甚至加入人民阵营。抗日战争时期，多达200余万人的伪军配合日军侵略，严重破坏了中国抗日战争。如何通过“攻心”“心战”以瓦解敌人军心和涣散敌人斗志，最终战而胜之，邓小平作为战略区政治首长，这是需要他思考的重大问题。邓小平认为，在政治上瓦解日伪军是抗日游击队的基本任务之一，“我们要做到每一处的敌人，每天特别是每晚总是处在游击队的袭扰、威胁与政治瓦解之中”（《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一卷），在对敌人军事打击的同时，通过开展政治攻势以争取具有民族心的军官和士兵反正，是完全可能的，“利用一切线索、一切机会，加紧争取与瓦解伪军伪组织。敌人强化伪军伪政权，我们则应强化瓦解、争取工作，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不可马虎、敷衍”。在广泛发展统一战线、团结和保护一切中国人的前提下，他提出瓦解伪军的方针和具体的措施办法。一是认为在敌占区强调阶级矛盾，发展阶级斗争是错误的。只有在阶级团结的精神下，才能开展那里的工作。二是主张团结群众，善于利用已有的合法组织，经过长期工作，逐渐增加抗日内容，只对那种“死心事敌、为人民所痛恨的汉奸、特务分子”才采取坚决打击的方式。三是认为在根据地也应切实注意巩固团结问题。充分发动群众是统一战线的坚实基础，但必须把发动群众约束在统一战线内，团结各阶层，两者都不可偏废。他甚至提出：“对铁路两侧之敌伪据点，应每个据点指定一个专门同志管理，进行长期瓦解敌伪，尤其是伪军及争取群众的工作。”事实证明，邓小平的“攻心”“心战”等政治手段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瓦解了敌军的战斗意志，他们出现拒绝作战甚至大量拖枪逃跑现象。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令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第三十、四十军及新八军对晋冀鲁豫军区发动进攻，平汉战役爆发。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刚打完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况且，敌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为挫败国民党军进攻，邓小平、刘伯承决心采用军事、政治两种手段，在军事打击敌人进攻的同时，在国民党军队中积极开展反对内战的统战工作，利用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参加平汉战役的国民党新八军军长高树勋非嫡系出身，长期受到蒋介石排挤，邓小平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与刘伯承专门研究了对高树勋的争取工作，并派参谋长李达和王定南到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行前，邓小平指示：“这是一个军事仗，又是一个政治仗，一定要军政双胜。高树勋现在起义，不仅对当前作用很大，对今后的政治影响也是很大的。你转告他，时机很重要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回忆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不久，高树勋在邯郸马头镇率新八军起义，并把部队开进解放区。马法五得知消息后，惊慌失措，率第三十、四十军向南突围，刘邓部队实施多路出击、兜击，将其围歼在漳河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