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赞之：艰难曲折志弥坚

1947年6月，中共桂东地下党组织先后在钟山县英家乡（今属清塘镇）、富川县古城乡（今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举行武装起义，攻占钟山县英家、公安两个乡公所，缴获枪支30余支以及弹药一批，将英家粮仓3000余担粮食分发给贫困群众，由此揭开中共广西省工委（以下简称“省工委”）横县会议后，广西地下党组织开展全省武装斗争的序幕，在广西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英家、古城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就是时任中共桂东区特派员兼英家特支书记吴赞之。

桂南驰骋逐日军

吴赞之（1917—1978），原名吴修（责力），参加革命后曾化名蔡亚祥、蔡老五、五哥、何学儒等，1917年9月18日出生于广西融县石岩村（今融安县沙子乡三睦村石岩屯）一个汉族农民家庭。家中兄妹五人，他排行老二。吴赞之自幼聪敏好学，先后在本乡私塾、高小读书。1932年春、1933年秋，他相继考上桂林县立桂山中学、广西省立第三高中（今桂林中学）。上高中后，吴赞之经常阅读在上海读大学的哥哥吴修勤寄来的各种进步书刊，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1934年春，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1937年秋，经同学介绍，吴赞之到临桂县灵溪乡（今属灵川县潮田乡）小学任教。次年春，他转往桂林美术学院当临时干事，一个多月后，又应聘为省教育厅雇员。1938年9月，经中共党员、曾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队员唐振裘介绍，吴赞之加入民先队，并利用工作之便，秘密印刷民先队的抗日宣传资料。

1938年11月，吴赞之考入第三届广西学生军，成为第一团第二大队第七中队的一名上士班长。第七中队队员多数是柳州周边县份的学生，聚集了梁林、龙兆佳、龙兆昆等中共党员，以及魏文荣、侯信、庄炎林、李福材、梁宣（马粦）、岑友鲲、覃绍彰等一批进步青年。

1939年2月，第一团在桂林七星岩附近集训结束后，开赴平乐县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4月，分赴富川、钟山、贺县（今贺州市八步区）等地。吴赞之所在分队3个班留在平乐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他们深入各村屯，通过召开座谈会、演出话剧、教唱抗战歌曲、出墙报、张贴标语、画漫画等形式宣传全民抗战，平乐民众的抗日热情不断高涨。

同年11月，桂南战事告急，第七中队集中宾阳，参加学生军第一次整编后，奉令调往武鸣县（今南宁市武鸣区）的长龙、伊岭、双桥和甘圩一带，开展协调军民关系、支援前线作战等工作。吴赞之因表现出色，晋升分队长。他和梁林、魏文荣、侯信等中队骨干奉命组建游击队，伺机抓捕敌特汉奸、袭扰日军。

1940年3月6日，吴赞之在致哥哥吴修勤的《桂南战场上的青年工作》（载《抗敌》1940年第63、64期）一文中写道：“我们曾解决了不少的居民间的困难问题，曾捉了多数的小汉奸……曾经月余不领薪，曾经两三日没有吃饭，大家还能做事，并且越艰苦，我们的精神越振（奋），越痛快……而敌人更因此对于我们憎恨和惧怕，他们悬赏捉（拿）学生军，每（人）各一千元，尤其是我和其他几位是游击队的主角，赏格在四千元以上。这是我永不会忘记（和）骄傲的！”这是他当年桂南战地生活的真实写照。

1940年夏，学生军集中在隆安县下颜圩进行第二次整编，缩编为1个团，7月正式改称广西学生军团，下辖3个大队和1个女生队。吴赞之所在中队改编为第二大队第七中队。同时，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整编后的广西学生军团成立中共总支委员会。7月18日，经总支书记杨烈、总支委员梁林介绍，吴赞之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任第七中队党支部书记。

9月上旬，第七中队奔赴同正、扶南、绥渌三县（今属扶绥县）开展战地服务工作。11月，侵华日军退出广西后，广西地方当局将学生军集中于收复区，组织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根据中共广西学生军团总支委员会关于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和加强地方工作的指示，吴赞之先后介绍侯信、郭家驯等在中队中享有威信的积极分子入党，以此带动更多的进步青年；他和梁林等人相继开办青年政治学习班，安排肖雷、覃及芳、魏文荣等中共党员授课，注重激发学员的爱国热情和革命觉悟。参加学习的不少青年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

柳钟耕耘历艰辛

1941年6月，学生军解散，吴赞之受党组织派遣，通过中共党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广西支团部筹备处组训组组长周可传的关系，分到三青团柳江分团部任书记。吴赞之赴柳州上任后，陆续调整人事，组训股、总务股的股长以及股员、录事等岗位均由中共党员、革命青年和进步群众担任，使分团部逐步成为中共地下活动的据点和秘密联络站。他以合法身份为掩护，指导龙城中学学生自治会成立抗日宣传队，积极推动柳州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他将收到的国民党机密文件以及柳州地方当局的重要活动安排，及时报告上级领导杨烈，以便党组织采取应对措施。任职期间，吴赞之对三青团的业务敷衍了事，不仅不发展三青团组织，还借机抑制三青团的社会影响。

1942年7月，桂林“七九”事件发生后，根据省工委的紧急部署，中共柳州市委书记路璠、组织部部长杨烈、宣传部部长李文浩撤离柳州，凡有可能暴露的柳州地下党员也全部转移。随后，省工委撤销中共柳州市委，指定吴赞之为中共柳州特派员，负责领导柳州党组织工作。8月底，吴赞之的活动亦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省工委得知情况后，指派庄炎林赶往柳州，通知吴赞之尽快转移。

9月初，吴赞之以身体不适需要到外地治病为由，辞去分团部书记职务，和庄炎林一道秘密回到融县老家。潜伏1个多月之后，两人分开行动，庄炎林去荔浦寻找党组织，吴赞之赴玉林等地隐蔽待命。1943年春，吴赞之转到那马县立国民中学（今马山县周鹿中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此前，1942年10月，省工委书记钱兴从灵川县转移到钟山县英家乡白沙井村，先后从各地抽调党员干部到英家乡，组建新的省工委机关。

1943年8月，吴赞之调至省工委机关，负责安全保卫和后勤工作。为掩护党的工作，钱兴、吴赞之分别化名蔡亚十、蔡亚祥，以叔侄相称，连同钱兴的妻子邹冰、刚满周岁的儿子小参，扮作从广东逃难来钟山县投靠朋友的四口之家。不久，钱兴决定将省工委机关搬到较为偏僻、更便于隐蔽的钟山县燕塘乡（今燕塘镇）牛垌。进入牛垌后，钱兴夫妇、吴赞之在莫晚叔等难民的帮助下搭盖茅棚，与他们合伙开荒种地，上山割草烧石灰，还养了几只小鸡。刚开始生活极端困难，有时无米下锅，只好到别人翻犁后的土地捡些遗漏的红薯充饥。经过吴赞之和钱兴夫妇数月的艰辛劳动，出售石灰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庄稼也有了不错的收成，在保障省工委机关人员生活口粮的同时，也为党组织解决了部分活动经费。

1944年初夏，国民党平乐专署借故要在牛垌办农场，省工委机关复迁回白沙井村。为便于活动，吴赞之在马路边搭了一个简易棚子，卖粥兼营杂货，不时挑着货担到各地贩卖，向党组织和党员传递省工委的指示和相关情报。其间，受钱兴委托，吴赞之以学生家长为子女交学费为名，前往贺县中学（今贺州市中学），同中共党员、校长路伟良（杨江）接头，明确其近期主要工作任务。

1945年7月，原中共桂东北区特派员、临阳联队政委黄嘉等3人在恭城县西岭乡（今恭城瑶族自治县西岭镇）被国民党地方当局以所谓“汉奸”嫌疑逮捕，投进恭城县监狱，后被押转到设于平乐县的广西高等法院第七分院监狱。吴赞之协助钱兴组织营救。1946年7月，经过多方面的努力，黄嘉等3人被第七分院宣判无罪，免保释放。

桂东起义启先声

1945年3月，吴赞之兼任中共英家特支书记，张赞周任特支副书记兼英家农村支部书记。同年7月，钱兴决定将省工委机关迁往昭平县黄姚镇。临别前，钱兴指定吴赞之为省工委驻桂东组织员，要求他在拓展以英家乡为中心的钟山县工作的同时，指导、推进富川县革命活动。1946年2月，省工委任命吴赞之为桂东区特派员，负责领导钟山、富川两县党组织工作。

1945年夏至1947年春，吴赞之奔波于钟山英家和富川古城之间。他领导英家特支在英家乡及周边乡村开展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活动，培养30余名农民骨干分子，并通过他们串联群众300余人。他在古城乡建立工作据点和地下交通站，重建中共古城支部，由肖林任支部书记，毛文彦、黄希文为支部委员，强化党组织的战斗力。他妥善安置从临阳联队转移到钟山、富川的中共党员和武装人员，壮大革命力量。

1947年4月，吴赞之参加钱兴在横县陶圩乡（今横州市陶圩镇）六秀村主持召开的全省党的主要干部会议（史称“横县会议”）。会议对全省武装起义进行了具体部署。

5月初，吴赞之回到桂东，分别向英家、古城的党员骨干传达横县会议精神，共同分析桂东斗争形势，决定在钟山的英家、富川的古城同时举行武装起义，计划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起义的准备工作。随后，他通过多种渠道进一步摸清国民党钟山县政府和英家、清塘、燕塘等乡敌、友、我三方面情况，积极筹措武器，还在燕塘乡张屋村秘密建立一支十余人的地下武装小组，作为英家起义的外围武装。

5月22日，原临阳联队骨干孙忆冬、姚大年自广东西江游击区来到英家，向吴赞之等人传达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以下简称“香港分局”）和钱兴的指示，要求桂东的党组织迅速组织武装起义，以策应西江游击队的斗争。钱兴指定吴赞之为起义总指挥，孙忆冬、姚大年负责军事工作。数日后，古城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意外泄密，距古城不远的富川县城戒备森严，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肖林等中共党员、群众骨干撤退到附近的大源山隐蔽。吴赞之处变不惊、沉着冷静，按计划继续准备以夺取粮食为主要目标和斗争焦点的英家起义。

6月2日，吴赞之获悉国民党钟山县政府准备近日将设在粤东会馆的英家粮仓中的谷子全部运走的情报。6月3日晚，吴赞之在白沙井村张赞周家屋后的大坟堆上主持召开武装起义骨干人员紧急会议，果断决定3天内举行英家武装起义。6月5日晚9时许，参加起义的60余名游击队队员集中于油榨垌村的泉公庙内，举行起义誓师大会，吴赞之作简短战斗动员后，兵分两路袭击英家乡公所和英家粮仓。起义队伍不费一枪一弹，收缴了乡自卫队全部武器，共获步手枪12支、子弹260余发；占领粮仓后，发动群众趁夜将3000余担谷子全部挑走。第二天，国民党钟山县政府纠集地方武装扑向英家，搜捕起义人员的家属和革命群众，接着，平乐专署专员罗福康率部到英家，以“点团清乡”方式，对外来人员进行清查。为避开敌军主力，吴赞之带领游击队主力向山高林密的花山山区转移。6月17日夜，他指挥15名精干队员，突袭钟山县公安乡（今公安镇）公所，缴获步手枪19支、弹药一批。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接到报告后，急令平乐专署调集平乐、荔浦、恭城、贺县等县的自卫队、保安队驰援钟山，严密封锁花山地区，疯狂“围剿”游击队。与敌人反复周旋后，游击队与外界联系中断，几近弹尽粮绝，为了保存革命力量，7月9日，吴赞之决定将游击队队员分散隐蔽，逐步转移到桂东各县和广东西江游击区。7月15日深夜，吴赞之率5名骨干最后一批撤离花山。

6月25日，为配合英家起义，根据吴赞之的部署，中共古城支部发动古城起义，当晚，起义队伍30余人进攻古城乡公所，因敌严密戒备而未果。翌日，起义人员夜袭下城头村一个反动分子的炮楼，缴获步手枪5支。7月初，起义队伍被敌优势兵力重重包围，处境艰难。中共古城支部审时度势，决定将起义队伍化整为零，疏散隐蔽，转入地下活动。

在古城起义中，中共党员孙忆冬、毛文彦、姚大年、黄希文及进步青年何民康、周绍华、魏贞川、周文林等8人不幸相继被捕，后被敌人杀害。

面对起义失败和患难与共的战友惨遭敌人杀害，吴赞之悲不自胜，写下一首缅怀诗，表达对牺牲战友的深深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