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山儿女展风采 携手共创新辉煌

70年栉风沐雨，70年历史沧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金秀大瑶山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用“日新月异”“今非昔比”“翻天覆地”都难以形容。在这一过程中涌现了许多类似“石牌头人当县长”“穷苦‘山丁’翻身做主人”“民间歌手上北京”“黄泥鼓舞‘出国门’”等一个个关于民族交融和民族团结的生动故事，谱写了一曲曲委婉动人的民族团结之歌，展现了一幅幅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和谐画面。

石牌头人当县长

陶玄天，瑶族，1906年出生，金秀镇大六拉屯人。他天资聪颖、爱交朋友，小时候就是孩童们的首领，青年时经常跟随老石牌头人走村串寨，处理各种案件纠纷，结识了瑶山诸多威望高、能主事的头人，逐渐掌握了办案的程序，成年后赢得瑶民们的爱戴和拥护，被推举为石牌头人之一。

1940年，国民党武力“开化”金秀瑶山后，为了巩固其在瑶山的统治地位，实行“以瑶制瑶”的策略。金秀设治局局长刘延年得知陶玄天在瑶民中威信很高，便吸收陶玄天为国民党党员，并给予村民代表头衔。陶玄天加入国民党不久就看透了国民党的本质，他不甘心为国民党卖命，毅然脱离了国民党。

滴水村石牌头人全金标和陶玄天志同道合，陶玄天脱离国民党后，他们更是成了莫逆之交。1943年，全金标等带领瑶民武装攻打金秀设治局时，陶玄天是骨干之一，他利用自己身为石牌头人的身份，掩护进步青年撤出国民党包围圈。以金宝生为首的金田武工队经常活动在永宁乡（今金秀镇、崇义乡、三角乡一带），思想倾向革命的陶玄天经常与他们接触，并以自己的身份优势尽可能地掩护他们的活动。

1951年2月底，大瑶山剿匪结束，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为贯彻执行中共广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加强团结，发展生产”的方针，时任六拉乡副乡长、乡长的旧头人陶玄天反复琢磨怎样才能把这一方针落到实处，正当他绞尽脑汁时，恰好东北乡（今长垌乡）盘瑶赵德金、盘文安来找他商量批山事宜。他心里突然一亮，心想自己何不带头放弃“山主”特权，以此促进生产？盘文安得知陶玄天的想法后，顿时心花怒放：“如果这样，你就是我们的‘救命菩萨’了！”“不，‘救命菩萨’是共产党。”陶玄天笑答。

陶玄天有一句挂在嘴边的顺口溜：“油同罐，盐同包，笋同壳，竹同根。”意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要“山主”们放弃数百年持有的特权，涉及整个金秀“长毛瑶”的利益，估计困难不小，他想起了金宝生。

金宝生同是茶山瑶人，因出色的才干于1951年2月被任命为修仁县金秀瑶民自治区副区长。陶玄天找到金宝生，将自己要动员金秀茶山瑶带头放弃特权的想法作了汇报。金宝生也正在考虑这件事，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第二天，陶玄天就召集金秀、白沙、六拉、昔地4村“上层”人士开座谈会。陶玄天开门见山地说：“我认为妨碍民族团结，阻碍生产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山主’特权。大家试想一下，盘瑶批山要交租，农忙要帮工，还有什么团结可讲？收成二至三成要交给我们，生产劲头自然出不来。因此我认为，要贯彻上级‘团结互助，发展生产’的方针，我们必须放弃‘山主’特权……”“那怎么行？”有人像被黄蜂蜇了一下，立即打断陶玄天的话，“‘山主’特权是祖传的，哪能讲放弃就放弃？阿安（金宝生小名）是怎样讲的？”有人附和。“阿安说，‘山主’特权是封建所有制的产物，是强加在‘山丁’身上的一副枷锁，他们多次反抗，都被‘山主’石牌压住。1940年国民党‘开化’瑶山，虽然废除了石牌制度，但换汤不换药，仍无法改变‘山主’对‘山丁’的剥削。国民党做不到的事共产党肯定能做到……”“这是真的。”“在山外，解放军一来，先是清匪反霸，减租退息，接着斗地主、分田地。在我们瑶区，也只是时间问题。”“山外斗地主、分田地，山内会不会斗‘山主’、分山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陶玄天结合金宝生的指示，进一步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山主’‘山丁’是以族系划分的，即使同一族系，也有贫富之别。斗与不斗，分与不分，是以阶级成分来划分的。为落实上级‘团结互助，发展生产’的方针，大家讨论一下是否放弃‘山主’特权，给‘山丁’第二次解放？”

经过热烈的讨论，当太阳西斜时，陶玄天统一了在场人的意见——同意放弃“山主”特权，允许盘瑶自由开荒，谁种谁有，不再要“山丁”交租、帮工。陶玄天最后叮嘱与会人员，请他们回去好好传达座谈会确定的“山主”特权是封建所有制的产物、放弃“山主”特权是大势所趋、放弃“山主”特权才能放开手脚搞生产等精神，广泛听取村民意见，争取在长垌乡的茶山瑶、花蓝瑶行动之前落实，为其他乡做出表率。

通过几天的工作，村民普遍认识到时代变了，陶玄天即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并请金宝生到会指导。金宝生引导大家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启发群众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旧中国变成新中国，旧瑶山能否变成新瑶山，能否贯彻落实广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团结互助、发展生产”方针是关键。最近作为“山主”的金秀四村，自上而下地讨论放弃“山主”特权，这是个进步，因为大家找到了妨碍民族团结，束缚生产力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个问题在这次会上获得通过，六拉乡将会为金秀区乃至全瑶山解决“山主”与“山丁”矛盾做出历史性的贡献。金宝生话音刚落，热烈掌声夹杂着“通过”“通过”的喊声经久不息。

掌声一落，金宝生频频合掌致谢：“谢谢大家，谢谢乡长，你们带了个好头，金秀区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1951年6月9日，金秀瑶民自治区召开代表会议，推广六拉乡的做法，促进全区放弃“山主”特权，订立团结公约12条。7月20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论，说该公约“对目前瑶区工作确定了一些有根本意义的政策，树立了解决少数民族内部问题的榜样”。8月17日，广西省人民政府在金秀召开大瑶山各族代表会议，修仁县副县长梁华新作报告，茶山瑶头人陶玄天、苏公伴在会上带头宣布放弃“山主”特权。3天后，即8月20日，中央民族访问团带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瑶族人民的关怀来到金秀，进一步推动民族团结工作，《大瑶山团结公约》应运而生。1952年5月28日，大瑶山瑶族自治区（县级）宣告成立。陶玄天在民主改革中有远见卓识，成绩显著，当选为大瑶山瑶族自治区（县级）副区长，1956年6月被任命为大瑶山瑶族自治县副县长。

穷苦“山丁”当主人

李佩珍，瑶族，1933年出生，忠良林秀村人。

旧社会盘瑶同胞大多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山丁”。“山丁”需向“山主”租种山地，除每年都要交租外，3年后还需要种上树木还给“山主”。李佩珍9岁就跟随父母上山劳动。每年交租以后，所剩的粮食无几，吃野菜和芭蕉根度日是常有的事，她的一个弟弟就在贫困的生活中不幸去世。

1944年10月，日军入侵大瑶山边缘地区，李佩珍的父亲被日军打死。家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辛苦劳作所得的粮食还不够交租，“山主”强抓李佩珍去顶租，她妈妈把她藏在红薯窖里才躲了过去。“山主”走后，母女俩抱头痛哭，妈妈说：“佩珍呀，我们穷“山丁”就像大石板下面的苦竹笋，不知到哪天才能出土见天日。”李佩珍在跟着奶奶和妈妈相依为命的日子里，学会了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苦情歌》：

难了难，半筒苞米煮三餐，你要问我怎样吃，吃水留渣第二餐。一筒小米八瓤水，煮粥照见瘦脸皮，半碗粥水半碗泪，洗碗未干肚又饥。

苦难言，好比猪胆泡黄连，近山有柴无米煮，近米无钱饿过天。北风呼呼无被盖，夜夜蹲在火塘边，烘暖胸前背又冷，咬牙顶过五更天。

1951年初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山剿匪。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谣传共产党有“四杀”（杀富人、杀壮丁、杀女人、杀老头和小孩）和“二不准（晚上不准关门、男女不准共居）的影响，瑶族同胞害怕得纷纷离寨弃家，躲藏于深山老林之中，李佩珍奶奶由于年迈留在家中。第二天清早，李佩珍放心不下奶奶，悄悄地回村看望，发现村里驻有解放军，他们有的在打扫巷道，有的在帮修理房屋，有的在动手烧火、挑水、煮饭。眼前的一幕幕情景使李佩珍产生了疑惑，难道这就是传闻中所说的共产党的队伍吗？开饭的时候，解放军同志给她家送来大米饭和热菜，并给她讲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的谎言。李佩珍奶奶搂着孙女说：“我们遇上神仙的队伍了，我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碰上这样好的兵。解放军同志告诉我，他们是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这次来大瑶山是为了打土匪，解放瑶族同胞的……”解放军希望李佩珍能够和他们一起上山发动瑶族同胞回家，不要再受国民党的蒙骗而有家不敢回。李佩珍当时17岁，深受感动的她答应上山寻找自己的同胞，劝他们尽快回家。

李佩珍以亲身经历向躲在山上的同胞作宣传，解除了乡亲们的疑惧。很快，大家都陆续回寨，其他村寨的同胞也陆续回到家里。后来，李佩珍还为解放军带路剿灭土匪，冒着风险到土匪活动区为解放军送信。林秀乡农会成立时，大家推举李佩珍当副主席。1952年，林秀乡人民政府成立，李佩珍被选为乡长。在党的培养下，她于195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1954年9月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忠良区妇联主任、县妇联主任、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佩珍经历过大瑶山的新旧两个社会，她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最好，毛主席最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穷苦“山丁”的今天。1953年4月，李佩珍作为妇女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妇联第二届代表大会，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那天，当毛主席在接见大厅出现时，李佩珍情不自禁地含着热泪奔向毛主席身边。毛主席伸出大手和她握手，端详着她的民族盛装，慈祥地问道：“你是哪里人？什么民族？叫什么名字？”李佩珍兴奋地告诉毛主席：“我来自广西大瑶山的盘瑶族，叫李佩珍。”毛主席微笑着说：“你的名字很好，瑶族的服装真美！”会议期间，全国妇联主席蔡畅还和李佩珍亲切交谈，向她了解大瑶山瑶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情况，鼓励她要好好工作，为妇女当好家。

1956年8月，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委托广西省人民政府组织中国少数民族代表团赴越南进行友好访问和参加越南国庆典礼，李佩珍是16名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发前，覃应机团长对她说：“李佩珍，我们这次出访越南，很光荣！因为我们是伟大祖国的代表。”覃应机团长见她始终穿着民族服装，亲切地问道：“你在大瑶山也穿民族服装吗？当地的瑶族同胞也穿民族服装吗？”李佩珍回答：“是的。”覃团长连连称赞道：“瑶族干部穿瑶族服装好！这样才不脱离群众，群众才会把你当作他们自己的知心人。佩珍呀，你千万要记住，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要脱离群众呀！”在出访越南期间，胡志明主席盛情接待了中国少数民族代表团，4次出席代表团晚宴。胡志明主席的广西桂柳方言讲得很好，他曾专门向李佩珍了解情况，并说越南也有瑶族，欢迎他们到各地走走看看。

回国后，党和政府送李佩珍到广西民族学院学习文化，使她脱掉了“文盲”的帽子。之后，李佩珍曾担任广西妇联二届至五届执委，自治区第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退休后，李佩珍曾深有感触地说：“回顾解放以来，党和人民给予我很高的荣誉，我多次上北京开会，多次幸福地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现在虽说我已年老退休，但党对我的关怀和培养、党对少数民族的大恩大德我永远难以忘怀。”

民间歌手上北京

瑶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可谓无事不可用歌描绘，无话不可用歌叙说，山歌是他们表达思想、交流感情的重要方式，与他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在瑶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山歌好手，赵凤英就是这些歌手中的其中一位。

赵凤英，1921年出生于大瑶山脚下坪村老虎冲一个贫穷的“山丁”家庭，7个姐姐先后被病魔无情地吞噬了幼小的生命。赵凤英12岁时，母亲去世；14岁时，父亲被反动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进牢狱。面对这样的日子，她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捧着讨饭的烂碗，穿村过寨，悲痛地唱道：

人有爹娘靠爹娘，我无爹娘靠石山，

人靠石山石山稳，我靠石山石山翻。

为了生计，赵凤英被迫给柘山黄家当童养媳，正如她所唱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