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秘密电台的创建与广西红军

1929年10月13日，一支约一个团的国民党队伍全副武装，从广西省府南宁市西乡塘一带疾步开进邕江边的洋关码头后，紧张而有序地分乘停泊在那里的军船，逆流开往左江方向。这支队伍是广西第五警备大队，由掌管广西军事的李明瑞及大队长俞作豫指挥，几个月后在龙州举行起义，建立中国红军第八军。

同月15日，又一支规模相近的队伍紧急开往洋关码头，沿右江方向逆流而上。这是广西第四警备大队及广西教导总队，由大队长兼教导总队副主任张云逸率领。12月11日，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大队长张云逸率领这支队伍举行了百色起义，建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南地区最早建立的红军部队。但鲜为人知的是，广西的这两支部队拥有无线电台通信，是第一支与党中央秘密电台取得联系的中国红军。

党中央秘密电台的创建

中国共产党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始人是张沈川和李强。二人由周恩来指定，被视为中国共产党无线电通信事业的“母机”，创建时期为党培养了很多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决定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信设施，以加强中央对各地党组织和红军的联系。那时，无线电在我国还是新事物，又因国民党政府的严格控制与禁阻，必须要自己动手制造发报机，训练报务人员，困难重重。当年10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因其他部门无力办理，决定交由中央特科交通科来承担。周恩来亲自找人谈话和部署，让李强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张沈川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

李强毕业于上海东华大学土木科，非专业的他经过一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在1929年秋天安装成功一部50瓦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后交由张沈川来操作、检验。张沈川因此成为党的第一个无线电报务员。

张沈川是湖南慈利人，考入私立青岛大学第一期预科后，曾任青岛学生联合会主席，参与领导罢工斗争。他和罗荣桓是同学，1926年还一同离校，赴广州报考中山大学教育系，不久他离校参加北伐，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0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找来时任上海法租界中共地方党支部书记的张沈川谈话，动员他去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当时正好有报纸登载上海无线电学校招生广告，地址在上海的老西门蓬莱路。张沈川跑去一看，学校的牌子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的牌子挂在一起。原来这所学校是第六军用电台台长和几个报务员设立的，目的是赚一些外快。第一期招生50名，学生一律走读，学习时间多在夜晚。他化名张燕铭报名，被成功录取。

巧合的是，该电台台长兼学校校长就是原先青岛测候所的报务员刘鹤年，在青岛时，张沈川曾与他一起参加支持日商纱厂罢工工人的“青沪惨案后援会”。张沈川对他说，由于家里生活困难，无法再上大学，为养家糊口，只好跑来上海学习无线电技术。

学校请了交通大学的两名教授来讲授理论课，由电台的报务员讲授收发报技术。开学时，组织给张沈川买了电键、蜂鸣器、干电池等自学的应用工具以及一台矿石收音机和耳机，李强帮助他在住处装了天线、地线，当时只能收抄徐家汇天文台长波发射的法文气象预报作为练习。

1929年5月，学习了8个月的张沈川结业，经刘鹤年同意，进入第六军用电台当实习生。刘鹤年见张沈川做事认真，能够完成收发报业务，便经常要张沈川值夜班，好让他们一伙到外面鬼混。刚开始时，电台的报务主任还帮助张沈川练习收发报：张沈川收报时，他在一旁边看边听；张沈川发报时，他就负责收抄。几次测验下来，没有发生差错，他便放心让张沈川代班。实习中，张沈川逐渐摸清他们的活动规律，趁深夜独自值班时，偷偷抄录了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交给中共党组织。他向同住的一名技工学习装、换发射天线，给蓄电池换蒸馏水，还装了一台真空管的无线电收音机。

7月，有3个国民党黄埔军校电讯班的毕业生分配到电台实习。这些人受过特务训练，打着蒋介石的牌子，东张西望，盛气凌人，弄得电台人心惶惶，他们还经常在张沈川代班时找他麻烦，张沈川当机立断，离开电台。特科给张沈川在英租界赫德路租了一间二楼前楼，组织上派曾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贺果和他同住同学习，又买了不少无线电器材，由李强绘制路线图样，带着他们制造收发报机，深夜收抄旧金山、伯力等地外文政治经济新闻，供领导参考，其间，曾因叛徒出卖不得不搬家。张沈川一边继续与李强研制收发报机，一边开始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

同年冬，李强领导他们研制出收发报机，并立马开始和张沈川建立起党的秘密无线电台。一天，周恩来约张沈川谈话，介绍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女同志蒲振声“住机关”，既做掩护工作，也学习收发报。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的住房布置得像富裕之家。他们夜间用业余无线电台的呼号呼叫，其他业余电台回答，试验了几晚，都能够通报，完全符合研制要求。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就这样在敌人严密封锁下的上海建立起来了。电台使用的第一本密码是周恩来编制出来的，因而又被称为“豪密”。张沈川因此成了我党最早的无线电专业人员和首位报务员。

经组织安排，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学过电台业务的黄尚英来实习，很快也能独立操作。随后，张沈川和李强对经各地党组织物色的伍云甫、曾三等人员，秘密进行无线电报务培训。

因敌人在上海管控极为严格，为防止被破坏，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强到香港建立电台。在香港安装电台比在上海安全，而且香港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比较多，当局管不过来。1929年底，李强和黄尚英第二次去香港，将带去的电台安装好后，黄尚英试着发了几天报，信号很稳定。1930年1月，香港电台和上海党中央的电台正式开通，开创了中共通信工作的新局面。

李强后来回忆说，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百色起义取得成功，消息经香港电台很快转报给在上海的党中央，给予大家极大的鼓舞，这说明广西红军最早使用无线电台，是第一支通过无线电台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的部队。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无线电台，1931年初才与中央建立联系。1930年底至1931年初，蒋介石集中1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红军在龙冈消灭敌一个师，活捉师长张辉瓒，并缴获一部电台，但发报机已被破坏，只留下一台完好的收报机和充电机，实际上只能算半部无线电台。

1931年春，中共中央开始向各大根据地派无线电台和技术人员。伍云甫、曾三等带着李强等人制造的50瓦功率电台，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但因电台功率太小，无法与在上海的党中央联系。5月，红一方面军与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作战，知道他们有一部100瓦的大功率电台，告诉部队作战时注意保护电台。结果一切如愿，红一方面军打败了敌军，完好无损地缴获了这部电台。曾三通过这部电台，与上海的党中央取得联系，从此中央苏区与党中央之间开始电讯联络。

党中央电台与广西红军的“姻缘”

张沈川还在国民党军队第六军电台实习时，就与后来成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的李明瑞部有联系。

一天夜晚，张沈川正在电台代班，收到来自广西柳州的国民党军队总司令部第四军用电台发给他的一份明码电报，说掌管广西军事的第四编遣分区主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兼整编第十五师师长李明瑞，已电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拨3000元，请张沈川代购书籍。张沈川以电报为凭，到上海中央银行找宋子文批准，宋子文详细问了他和李明瑞的关系后才予以批准。张沈川取得现款后，即交中共中央宣传部，购买了大批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送往广西，为1929年冬起义反蒋制造革命舆论。

过了不久，张沈川又接到广西方面请他先去柳州接管第四军用电台，再去南宁参加省政府工作的电报。他立即向周恩来汇报，获批准。但第二天，周恩来告诉他不要去，因为我党要在上海建立自己的地下无线电台。周恩来问他还有什么人可以介绍去广西，张沈川推荐了当时在上海总工会工作的袁任远等4名党员。张沈川转而和李强一道，着手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无线电台。

上述所发生的两件事，都与李明瑞师的政治部主任、广西省政府秘书长姜丕臣相关。姜丕臣（也有姜丕承一说），又名姜祖武，是张沈川的同乡与好友，长沙达材法政专门学校毕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北伐军进入长沙后，中共党组织派他到桂军，开始在团里做政治工作，后调到第七军第二旅，做旅长李明瑞的秘书。李明瑞率部返广西时，姜丕臣任整编第十五师政治部主任、省绥靖司令部秘书长、广西省政府秘书长。姜丕臣向李明瑞汇报后，向张沈川交代了以上两件事。

广西的无线电通信最早出现在1921年8月，一年后因机件损坏撤台。1927年，白崇禧把在北伐中缴获的孙传芳的3部长波无线电台运回，在南宁安装，1928年春建成邕宁（南宁）无线电长波电台，与同年建成长波电台的梧州、柳州，组成省内第一个无线电通信网，仅为军界联络和传达政令服务。1928年冬，驻邕第十五军司令部设立第一部发射功率为100瓦的无线电短波台，开通梧州短波无线电路，并可与太原、南京、上海、广州等地通报，后短波台由固定电台改为移动电台。

到1929年夏秋，所属部队一部曾发动南昌起义的张发奎部从湖北南下，意欲支持汪精卫反蒋，呼唤广西方面支持。张发奎的口述自传中说：“在南行途中，我一直同俞作柏保持联系，使用密码电报联络。”说明秘密电报已在军队中推行。

红七军、红八军是由广西最高军事长官李明瑞直接掌握的部队兵变而来，其原有的无线电台便成为红军的通信工具。广西红军因此不仅成为中国红军中最早与党中央建立无线电通信的队伍，而且部队之间的使用，要早于党中央及香港电台建立之前。

时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代理军前委书记陈豪人，在百色起义第二个月，即1930年1月给中央的《七军前委报告》中提到：俞作豫指挥的第五大队自从转变后，实力颇强，尚存实力若干，料赴上海汇报的龚饮冰、邓小平必有其转变的详细报告。“此间虽有电来往，但其内容则未悉。”讲到了百色与龙州两军间有电报来往一事。

报告同时还提及通过电报，在准备左右江起义中双方沟通的几件大事。

一件是邓小平建议两边部队共同组成红七军，以李明瑞为军长，张云逸为第一师师长，俞作豫为第二师师长，但被前委讨论否决。报告中说：“自平兄到龙后，后方（曾来）两电，其要点拟四大队即第一师，五大队改为第二师，以明为第七军军长，逸为一师长，作为二师长。但我们接受此消息后，几次讨论决定四大队仍为七军，五大队为八军，明兄任总指挥，在七军方面统不致改名称而生影响，在明兄方面，据过去我们通电说明兄小住百色指挥，他必能□我军的影响及其声势之更大也。”

一件是反映龙州方面党员干部紧缺：“第五大队时来电”，工农商学各方面人员力量薄弱，邓小平赴龙州后亦感人才缺乏，“目下右江方面人才亦甚为缺乏”。电报因此请求中央派党的负责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龙州工作。

一件是龙州起义决心已下，“据五大队前委来电说公开宣传不日可见红旗飘扬于左江，我们电促其从速转变，以壮声势，合取南宁”。

报告末尾还提到邓小平离开百色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的经过：“平兄前得中央电召，此间同志因工作关系苦留，彼硬要去，在龙变前一天已行。故中央走电阻之回去已不及。工作召（由）前委负责，并请派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来色工作。”

这是中共中央收到来自红七军起义后的首份权威报告，记载了当时红七军不仅与龙州未起义的五大队有电报联系，且还能收到中央的来电，而收到电报是邓小平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的最主要原因与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