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创办的新闻广播和出版媒体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宣传舆论工作，在建党前后、大革命时期、红军时期、抗战时期，创办了众多的新闻广播和出版媒体。在异常艰难的斗争形势下，这些报刊、广播电台等媒体肩负着历史的使命——阐明党的理论主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对与打击敌人，在党走过的风雨历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最早的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期，马列主义已在中国传播，一些社会学派哗众取宠、争夺阵地，打着“先锋”“新潮”的旗号，篡改马克思主义理论、歪曲共产主义学说，让广大进步民众一时难辨真伪，无所适从。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提出：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

1921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在上海建立，由中央局宣传部主任李达负责，社址设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成都北路7弄30号）二层小楼里。这幢二层小楼既是中央局宣传部办公地点，也是李达的寓所，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在这里编辑出版，各地党组织发给中央的信函都寄到这里，还负责接洽各地来上海联系党务工作的同志，堪称上海的秘密革命中心。

人民出版社成立当月，在《新青年》杂志（1921年9卷）发布通告，阐述建社宗旨与任务：“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的趋向，测定潮势的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的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通告还列出计划出版书日，其中有《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者丛书）等50多种。

李达曾回忆说：“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任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26号’。”当时，广州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大本营，社址标注广州，让反动政府无法罗列“鼓动激进、宣传赤化”等罪名阻挠、查禁。但是，中共中央局一些机关相继遭敌特破坏，人员暴露，不得不转移外地，留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极为有限。李达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党的早期活动》一书中记述：“从1921年10月到1922年9月，中央工作部只有3人，除出版《共产党》月刊和人民出版社的书籍，还要阅看各地组织的文件，并给以适当的指示。”

在白色恐怖中，李达与出版社的同志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短短一年时问，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列宁传》《工钱劳动与资本》《国家与革命》《劳农会之建设》等马列著作18种，并配合党的宣传工作，面向大众出版了许多宣传读物。如1922年初，为纪念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卡尔·李卜克内西牺牲三周年，出版了《李卜克内西纪念》，李达撰写前言，高度评价李卜克内西“革命精神永远不死”，颂扬他领导工人武装起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壮举，深受青年学生、工人群众欢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22年11月，中共中央派李达去湖南任职，人民出版社并入《新青年》杂志。人民出版社虽独立存在仅14个月，但它出版的经典文献、宣传读本，为促进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推动革命进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最早的机关报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等团体曾相继创办《劳动界》《劳动者》和机关刊物《共产党》《先驱》月刊等，但都因发行不畅、资金短缺、当局查禁等原因停办。

1922年8月，中共中央执委会在杭州举行的会议上讨论舆论宣传议题，陈独秀、张国焘提出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远东日报》，但李大钊、蔡和森认为，目前党的工作重心、活动范畴尚不具备“日报”内容，密集出刊容易流于形式，经商讨，决定创办《向导》作为机关周报。

9月13日，《向导》周报创刊，由陈独秀负总责，蔡和森任主编，高君宇、郑超麟、张太雷等人任编辑。当时北洋政府对新闻管制十分严格，若向当局申请出版宣传共产党政治主张的报纸，根本不可能获准，但没有办报许可，《向导》只能秘密印刷。

《向导》创刊号在上海付梓，载有陈独秀撰写的《本刊宣言》：鲜明地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推倒军阀”“建立统一、和平、自由、独立的中国”为奋斗目标。《向导》初刊时不分栏目，刊发几期后起设《时事评论》《中国一周》《世界一周》《外患日志》《寸铁》等，以精短的文体、犀利的言辞阐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介绍国内外大事，揭露外国列强的罪行，激励国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

《向导》没有刊号，邮局不给发行，只得靠邮寄和派发给报童，出刊不久，当局发现这份未经审批的周报登载许多“违禁”内容，便下令查封。印发到第6期时，上海警务处和静安寺巡捕房查抄了设在英租界的《向导》编辑部，邮寄、派发的报纸也遭收缴、焚毁。

面对严峻形势，报社开会商议对策，蔡和森说：在上海搞不到出版批号，能不能到其他城市想想办法？一句话提醒了陈独秀，他想起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有个堂弟，在北京市政府负责审批报刊出版。他马上写信给蔡元培请求协助办理刊号，并让罗章龙带着信去找蔡元培。经一番周折，岁章龙终于拿到用“罗敖阶”名字注册，以刊载“理论研究、学术论文”为主的《向导》的出版批号。

《向导》从第8期起得以公开发行，当时，国共两党开始酝酿第一次合作，统治当局对共产党舆论宣传的限制有所放松，《向导》周刊从只限在上海、北京设立分售处（发行站）逐渐扩展到长沙、重庆、成都、香港等30多个城市，还相继在巴黎、柏林、伦敦等国外城市设立销售点，每期发行量达10多万份。

《向导》的出版，在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动员组织民众反抗军阀统治，指导大革命时期的各项斗争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

据统计，《向导》出刊期间，登载有关工农运动的文章205篇，其中有彭湃的《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一封信》（70期）、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1期）、瞿秋白的《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195期）等。陈独秀在《向导》刊发了274篇文章，蔡和森用“和森”“本报同仁”等署名发表了139篇稿件，瞿秋白有67篇社论、述评和长篇通讯见报，李大钊用“CTL”“CT”笔名发表多篇评论，周恩来（伍豪）、王若飞、李立三等都多次为《向导》撰写稿件。

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在建校25周年纪念活动巾，发放了2000份民意征询函“目前中国的《日报》《周刊》你最爱看哪种？”收同1007张，其中《向导》获224票，名列读者喜爱报刊榜首。

1927年7月18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发行近5年、共出版201期的《向导》被迫停刊。

《向导》周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集中宣传反帝、反封建斗争纲领和统一战线方针，有力促进了工农运动发展和劳苦大众的觉醒，记载了党领导大革命时期的斗争历程和取得的各项功绩，是极为珍贵的党史文献。

最早的日报

1925年，英国巡捕在上海制造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外国报纸却叫嚣“五卅事件”是“赤俄”聚众造反、是“匪党”武力暴乱，上海诸多媒体屈服于北洋军阀虐政，不敢报道事实真相，许多国人都被蒙在鼓里，

5月31日晚，上海中共党组织领导人蔡和森、李立三、刘华、瞿秋白等召开紧急会议，做出成立上海市总工会、开展更大规模斗争等重大决策，还决定由巾央局委员瞿秋白任主编，出版《热血日报》，并利用《热血日报》公布“五卅惨案”真相，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

6月1日，瞿秋白选调中共党员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6人成立热血日报社。著文撰稿对这些文化人并不难，但白手起家出版一张报纸却非易事。瞿秋白主持召开会议布置任务后，众人便分头去采访、约稿，联系租房、印刷、发行等事宜。

瞿秋白和沈泽民租到了房子，还与胡愈之、郑振铎创办的公理日报社谈妥，由他们临时承担《热血日报》的排版、印刷、发行。郑超麟等人采访、约谈了一些进步人士和记者。第一期《热血日报》各版主要栏目分别为：一版“我们的要求”“外人铁蹄下的上海”，二版“紧要新闻”“舆论与批评”等；瞿秋白亲题报头，撰写发刊词和社论等文章。

经紧张的编撰、修改、审核以及排版印刷，6月4日，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最早的日报创刊号付梓，有“五卅惨案”真相的长篇报道，揭露北洋政府媚外求和的屈辱政策，批判民族资产阶级的冗余软弱，上海民众反帝爱国风潮等文章。

2000份《热血日报》“创刊号”派发给报童，不到中午便卖光；工人们启动机器，加印出2000份，黄昏时又全部告罄。第二天，应报童要求，“创刊号”又印了2000份，亦在短时间内全被买走。过期报纸畅销街市，这在上海报业发行史上实属空前。

时任《热血日报》记者的何味辛晚年回忆：当时党组织处于秘密活动状态，报上不能印主办单位，版面上登的报社门牌号其实也不存在，编辑部真正地点在闸北华兴路56号一间客堂，屋中间放一张木桌、几条长凳，为防特务发觉，门窗全都堵严，房间闷得像蒸笼，大家在昏暗的灯光下工作，挥汗如雨。瞿秋白患有支气管扩张，发作时常常咳血，血点溅到文稿上，大家既敬佩又心痛地说，主编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我们的报纸是名副其实的“热血”日报。

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曾同忆道：“办报的日子，秋白每天都午夜才到家，简单吃一点夜宵，又要撰写文稿、审核清样，只睡三四个小时就起来去工作，气管病发作不时咳血，去医院打完静脉针又赶往报社。办报不到一个月，他体重掉了5公斤。”

《热血日报》出刊后，编辑们分别用“热”“血”“沸”“腾”“了”5个单字作笔名，撰写了《中国人不要做外人爪牙》《推翻媚外的军阀官僚》等23篇评论，揭露、抨击帝国主义、反动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的丑陋嘴脸和罪恶行径。

共产党人主办的这份日报，仅出版24期就被统治当局查封，但它以鲜明的政治主张、强烈的革命感召力、广泛的社会影响，激励人民同军阀政府、外国列强进行顽强抗争，在揭露帝国主义暴行、支持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热血日报》影印合订本，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珍贵历史文献。

最早的通讯社

1927年，巾国共产党在赣南、闽西等地组织、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并于1928年6月组建起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12月，红军全歼国民党第十八师，活捉师长张辉瓒，被俘的王诤、刘寅等6名国民党无线电技术人员加入红军。

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对这几位无线电技术人员十分重视，特意备餐款待。聚餐时，毛泽东说：“莫看宝贵的电台在战斗中打坏了，但你们的技术更宝贵，要用它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讯，为革命做贡献，为工农服务。”

1931年5月，红军利用缴获的一部100瓦的电台和部分无线电器材，在江西宁都组建起无线电小队，由王诤任队长。不久，上海中共党组织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技术人员携带一部电台来到中央苏区，加强了红军电讯队伍的力量。他们还举办培训班，为湘西、鄂北等地的红军武装培养无线电技术人才。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红色中华通讯社”（以下简称“红中社”）同时成立，呼号为CSR（Chinese Soviet Radio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的英文缩写），由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以栗负责，王观澜、李伯钊担任编辑工作，王诤、刘寅、曾三负责收发报。“红中社”通过无线电台，将文字转换成信号发射，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各种新闻，从瑞金传向四面八方。

“红中社”发布的消息除了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中共党组织的报刊登载，还由湘赣、鄂豫皖、川陕、闽浙等苏区的电台抄收，并标注“红色中华社讯”或“红中社电”，发表在《红色湘赣》《红色闽北》《工农报》《红军》《战场日报》等报刊上，一些外国驻华记者也极力搜集“红中社”消息对外发稿，如苏联的《苏维埃中国》杂志、法国的《救国时报》等都曾刊载多篇“红巾社”播发的稿件，把中华苏维埃的消息向世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