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恽代英与学生运动

恽代英（1895-1931），原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湖北武昌，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恽代英在学生时代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创办利群书社，后又创办共存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1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上海大学教授，同年8月被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宣传部主任。由恽代英创办和主编的《中国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主张的重要阵地，培养和影响了一代青年。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在上海怡和纱厂联系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狱中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36岁。

从学运中走来加入中共

恽代英在学生年代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13年，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以下简称巾华大学）预科，在校期间撰写多篇进步文章，先后在《新青年》《端风》《青年进步》《东方》等刊物发表。1915年，恽代英升人中华大学，攻读哲学。他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封建文化；擅诗善文，独具演说天才，深受老师的器重和同学的仰慕。1917年10月，恽代英和挚友梁绍文、冼震、黄负生等在中华大学校园里创办了互助社，宗旨是“群策群力，白助助人”。这是武汉地区第一个青年学生进步团体，也是全国最早创办的青年学生进步社团之一。1918年夏，恽代英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巾华大学；同年秋，受聘于巾华大学附中担任教务主任。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消息传到武汉，恽代英和互助社成员热烈响应。他带领互助社等青年团体和学生写宣言、散传单，创办宣传教育学生的刊物，发动、领导、团结、指挥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等群众运动和斗争，率领青年和学生调查和抵制日货，维护民族经济，以反对日本等帝国主义侵略的实际行动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扩大和深入推进五四运动在武汉的影响。

同年9月，恽代英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经历五四运动洗礼和武汉学生运动实践锻炼的恽代英，深受少年中国学会同仁和武汉地区青年学生的信任和拥戴，被推举为武汉地方青年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地领导着青年学生高举反帝爱国旗帜，与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坚决斗争。

1920年2月，恽代英同林育南等人创办了“利群书社”。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新青年》《共产党》等书籍和刊物。书社每天都吸引着许多追求民主和科学的进步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成为了武汉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利群书社正常运营后，1920年春末，恽代英接受少年中国学会的约请，赴北京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6月，编辑丛书任务完成后，回到武汉继续领导学生运动。同年秋，恽代英赴安徽宣城，出任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到任后的恽代英立即对该校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指导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主持举行五四纪念会等。恽代英实行的教育改革和在学生中开展的革命活动，令宣城地方反动势力十分恐惧。安徽省军阀以恽代英“组织党羽，煽动学生，图谋不轨，大逆不道”为名，下令通缉。恽代英被迫于1921年5月离开宣城，只身经芜湖、安庆来到南京，投入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工作。

1921年7月上旬，少年巾国学会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行年会，在讨论学会宗旨和主义问题时，争论十分激烈。恽代英意识到学会有分裂的可能，为表明对学会前途命运的态度，他向大会作了题为《学会前途危险，应该讨论如何分裂》的发言。这场斗争深刻地教育了恽代英，使他把改造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少年巾国学会的梦想破灭了，加速了他向马克思主义方面转变。7月中旬，恽代英和林育南、李求实等在湖北黄冈成立“共存社”，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日的”。

恽代英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巾，逐渐认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由信仰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注重研究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布尔什维克和劳农专政等问题。他通过创办和经营利群书社等广泛接触、联络、团结青年学生，扩大、拓展传播马克思主义渠道与方法，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同时也增强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认识。在安徽宣城任教时，因改革教育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受到地方反动势力和军阀的打压，恽代英更深切认识到，选择马克思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促使恽代英放弃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而转变到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方面。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等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1921年7月，巾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当时已具备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接受巾国共产党主张的恽代英闻讯，即向中共组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经中共组织考察、批准，恽代英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期入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中共党员恽代英以武汉为阵地，在党的领导下通过青年学生团体，组织领导武汉地区学生运动的宣传教育和群众活动。

鉴于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和工、农、商群众运动的良好发展态势，1921年10月，中共党员恽代英受少年中国学会派赴四川，同时肩负中共组织赋予的使命——传播马克思主义、开拓推进四川的革命运动。10月底，恽代英抵川南25县联办的川南师范学堂（今泸州师范学校），任教务长。

守初心担任学运领袖

青年时期便确立了爱国主义思想的恽代英，在五四运动爆发时已大学毕业，从事教育工作，并已成为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五四号角的时代强音召唤和激励他投身五四运动，担负起领导五四时期武汉地区学生运动的重任。

当袁世凯答应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时，恽代英即呼吁武汉的爱国学生抵制日货，反抗帝国主义者经济、政治侵略的恶劣行径，坚定的维护国家主权和正当利益。他发动组织学生示威游行，希望激起广大国民的爱国心和反帝爱国的实际行动。

当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消息传来武汉时，恽代英于5月6日晚上写下《四年五月七日之事》一文，连夜将其印制成传单，发动学生广为散发。他在文中满腔义愤地提醒国民：不要忘记四年前“二十一条”的耻辱，痛斥日本剥削压榨中国人民的恶行。字里行问饱含深情，铿锵有力地号召爱国学生，团结起来勇敢地投入到爱国救国的斗争洪流中。恽代英在后来的日记中高度赞扬北京五四运动，认为这场运动给予卖国贼沉重的痛击，让他们知道巾国人民是不允许他们出卖国家主权的。北洋军阀当局对学生运动实行残酷镇压，学生群体的思想受到压制，行为有所约束，锐气受到挫折而消沉。为鼓舞学生士气，致敬英雄，恽代英等筹备并参加在爱国运动中殉难学生的追悼大会。恽代英撰义褒扬青年学生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号召和激励广大青年学生继续投身革命运动。

为反对日本强占山东半岛，恽代英发起组织“学生实行提倡国货团”。他在拟订的组团大纲中明确规定：“入团者非不得已不用外国货，对社会提倡国货尽调查劝告扶助之责。”要求入团者教育引导群众，“坚决抵制日货”。1919年5月7日，恽代英写下《呼吁青岛》一文，旗帜鲜明地要求饱受日本人奴役的中国人，要理直气壮地坚决抵制日货，保卫民族经济。他将该文印制成传单，组织互助社社员沿街散发，以此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

恽代英身体力行，做抵制日货的表率。他在经办印制的传单上，特意标明用的纸是中国制造；在日常生活中，他坚决不用日货。他在为《勿忘国耻》拟定的办刊宗旨中，专门写上本刊开辟“国货介绍”栏目，要求编辑人员详细介绍当期刊文提及国货的质量、用途、用法和销售此货的地址。他在《学生周刊》办刊宗旨中，把“提倡国货，坚持到底”作为原则之一，承诺接受学生和广大群众的监督。

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年代，恽代英通过办刊办报、撰写文章等方式给学生以思想启迪，帮助学生摆脱蒙昧，接受新知。《光华学报》是恽代英受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委托主办的。在办好《光华学报》的同时，恽代英撰文在多种报刊上发表抨击两方列强欺负中国、揭露国内腐朽统治者腐败行为的文章，帮助青年学生提高认识水平和辨别能力。恽代英在《学生周刊》发刊词中说“维我学界风潮澎湃——望我学生积极进行”，要求《学生周刊》注重以激扬的文字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鼓励学生坚持斗争。他支持《新声》杂志的创办，提出要让《新声》杂志发挥应有的作用，即启发少年思想、示范后来同学。

恽代英以撰文的方式对广大学生进行思想动员，开辟了对青年学生宣传教育动员的新天地。他满腔热情，全力支持学生运动，身体力行、无私无畏地帮助学生群体，主要体现在他以卓越的文采和流畅的文笔，为学生团体及学生运动撰写了诸多电文、公函、宣言等。在北京青年学生反帝爱国斗争热情的感召下，1919年5月9日，武昌各校代表齐集中华大学，欲成立学生团，随后，恽代英受委托撰写4000多字的《武昌学生团宣言书》，阐明了中日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揭露了反动统治者勾结列强、甘当卖国贼的丑恶嘴脸；疾呼全国人民，再不起来行动，国家就要亡了，严肃正告统治者不要镇压学生运动。武昌学生团成立以后，恽代英将《武昌学生团宣言书》电告全国，激励和引导学生群体不能坐以待毙，凝聚成一股力量挽救中国，投身到挽救中华民族的实际行动中！

恽代英得知反动当局试图用提前放假的方式，扑灭学生群体这股熊熊燃烧起来的斗争烈火之时，他写下《武昌中等以上学生放假留言》，向广大学生揭露统治当局“阻止学生爱国”的阴谋，鼓励学生相信自己的正义之举，不要怕被捕，不惧怕权威和暴力，要勇敢而无畏地向卖国政府挑战。

“传播时事真知识，为最切要的爱国活动”的恽代英，在领导爱国运动中接连撰写了《中国与日本最后之决斗》《青岛同山东权利》《参加爱国活动的诸君请听》等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包括学生在内的全体国民起来抗争。学生运动平静以后，恽代英对青年学生的教育引导没有止步，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致力于改革教育，培养爱国实用人才。

5月17日，武昌学生团扩充改名为武汉学生联合会。为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武汉学生联合会决定于6月1日起实行总罢课并发布罢课宣言，举行罢课斗争。湖北军阀王占元命令军警向无辜学生开枪，造成血腥的“六一”“六三”惨案。血的教训使恽代英清楚地认识到：学生孤军奋战的力量是微弱的，不仅不能动摇反动当局的统治，反而会伤及学生自身。于是，他走访联合会的核心人物，争取他们支持学生运动。恽代英和施洋等出席武汉各界联合会代表会议，号召商人罢市支援学生的斗争。他在《武汉学生联合会提出对全国学生联合会意见书》中呼吁“把工商界及整个社会都发动起来，坚持斗争”，他向与会代表详细阐述罢市的道理：可以维护国家主权、惩治卖国贼，还可以“提高人格”。虽然代表大会没有取得实质成果，但激发了商界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在思想上给武汉商人以触动，为后来的武汉商界罢市奠定了思想基础。

恽代英积极热忱的关注商界，散发传单等鼓动罢市，由鼓动商界代表到直接劝告商民。他在传单中鼓励商民：“我们赶早罢市，可以尽国民一份天职。”在恽代英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武汉相继举行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在武汉历史上第一次显示了工人的阶级的伟大力量，武汉工人、商界人士有力地支援了当地的学生运动。武汉形成学、工、商集体抗争的局面，学生拥有强大的后盾，不再是孤军奋战。

学运思想实践结硕果

五四时期的恽代英参与和领导湖北武汉的学生运动，而且在领导和拓展学生运动的进程中注重学习、总结和反思，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学生运动的正确认识。

学运重实践与教育。恽代英认为学生运动也是一场教育，是“刺激性教育”“有效力”的教育。学生运动可以锻炼学生，使其不拘泥于书本上的知识，到社会这个大课堂里去接受锻炼和教育。他在《力行救国论》中提出“力不行，则能力不能切实而增长”，在运动的实践中，学生可以践行在学校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在实践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救国使命感。在斗争中教育学生，激励包括学生在内的全体国民为救国而斗争。恽代英主张学生群体应坚决站在反动军阀的对立面，不为军阀的伪装所蒙蔽，真正在实践中将爱国热情转化为报国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