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密码破译

密码是各个军事、政治集团之间开展斗争的秘密武器。密码破译指恢复出密文中隐藏的明文信息的过程，完成这一过程需要各种非常专业的技术、手段、措施、方法和工具。密码破译被视为一种战争利器，谁掌握了先进的密码破译技术，谁就掌握了制胜的法宝。

密码破译观念的传播

20世纪初，密码破译技术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较早开展密码破译工作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当时国内报章甚至刊载有关于破译密码的报道。如：1927年11月，北京《晨报》曾刊发一则东方通讯社的消息《密码变成明码》，内容为：“奉军之密码电报专家，对于阎锡山、冯玉祥、南京政府彼此往来之密码电报，已完全可以译出，于作战上，颇有贡献。”这则报道所披露的事实证明，张作霖针对阎锡山、冯玉祥及南京政府的密码破译卓有成效。同一时期，阎锡山、蒋介石等也陆续开始了自己的密码破译工作。

从现有资料所知，当时通过译介的国外文献，很多中国人了解到密码可破的事实，如，国际上公认的将密码破译引入公众视野的《美国黑室》一书，很早就被译为中文。该书作者赫伯特·雅德利，一战期间在美国国务院开创了密码破译工作，1929年离职后撰写《美国黑室》，对自己所了解的有关密码及秘密通讯破译工作进行详尽的叙述，还首次系统性披露一战前后美国的密码破译工作，该书于1931年出版后引发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该书披露了一战后华盛顿裁军会议期间，美国破译出日本外交电报，从而导致日本重大利益损失的内幕。据美国密码学者戴维·卡恩所述，“这本书在日本引起了一阵狂热，在日本公众和官场巾产生‘极大的轰动一’，使得该书的日文版印量竟然超过了英文版。

该书很早就传人中国，目前可知的最早的中文译本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南杨历樵节译、天津大公报社印行的《美日外交秘幕》，封面上用醒目的大字印着“美少佐雅德賚著”。译者在该中译本引言中写道：“此书披露后，欧美舆论界，为之震动。日本报纸，尤为甚嚣尘上。”1937年4月，南京拔提书店印行了《美国谍报研究部》一书，该书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主编的《中央警官学校丛书》的一种，这是《美国黑室》的另一个重要的中文译本，其中关于密码编制及破译部分基本是全文引用。

密码破译技术对情侦人员的影响

《美国黑室》一书对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影响非常大。据曾任军统局第三处少将处长的程一鸣回忆，1934年，军统的前身特务处“找到一本在美国出版的《美国黑室》，叙述美特研究日本密电码的实际情况，交由特务处电讯总台台长魏大铭专门负责研究，收听日本电讯的规律，侦研日本的密电码”。1938年8月，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印行的戴笠著的《政治侦探》一书，是一部军事学校使用的特务工作系统教材，书中的“密电码”一节大部分内容即根据《美国黑室》的相关内容编辑。 《美国黑室》这类书籍的广泛传播，给中国军队中从事情侦工作的人员带来了密码可以破译的观念。例如在红军中开创密码破译工作的曾希圣、曹祥仁就是因这个观念而投身这项工作的。红军密码破泽人员邹毕兆回忆，“曾希圣同志讲过，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结识了一个国民党电报局的报务员，该报务员说他能够猜译密码，这给管情报工作的曾希圣同志一个深刻的印象，时时想着要破密码”。曹祥仁的儿子也回忆，“父亲读了一本从上海传人苏区的有关破译密码的书，书名为《斗智》，是美国人写的。从书中他得知，密码是可以破译的，便开始苦苦思索，进行猜译”，“读了这本书，曹祥仁了解到破译密码的可行性，建立了突破的信心”。虽然起初曾希圣、曹祥仁还没有掌握破译密码的正确具体方法，但正是有了“密码能够破泽”这一观念的支撑，他们才会竭尽心力去学习并尝试破译密码，最终在红军中开创了技侦情报事业，为红军在历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中及时获取敌军情报作出杰出贡献。

人员流动促进密码破译技术的传播

密码破译技术传播的情况更为复杂。除了长期效力某一同定军政集团的密码破译人员，也有极个别的在多个军政集团间流动，比较典型的是李直峰。

1929年3月，李直峰经同学介绍，进入阎锡山山西省政府交际处工作，在太原秘密检译有线密码电报。李直峰回忆，“阎锡山的电务处用人，都是招募亲信，所以大都忠心耿耿，不会泄密”，但陆续也有个别人员投奔其他军政集团，除了投奔杨虎城，还有投奔石友三、蒋介石等的。

1932年秋，经在杨虎城部下工作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介绍，李直峰脱离阎锡山，化名李致远，为杨虎城组建了密码破译机构。他的工作先后由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周梵伯领导。周梵伯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前，这一机构的“任务是专收红军的明码宣传电文，此外，着重收译蒋介石和其嫡系之间的密电”；两安事变发生后，在何应钦调集重兵拟对陕西展开军事行动时，该机构通过破泽何应钦的密电，掌握了其所指挥军队的兵力部署、口令信号、陆空联络符号以及部分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这些情报，按照杨虎城的要求，转交给了中共方面，获得周恩来的称赞。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被迫离任出国，李直峰也偕同原供职杨虎城密码破泽机构的武子明、郎世杰一同前往南京，担任中统破译机构的机密二股股长，继续从事密码破译工作。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整合各机构的密码破译人员，组建了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李直峰又调任该研究室密电研究组副主任等职。但李直峰长期与中共方面保持联系，在不同时期都曾把自己掌握的一些重要信息传递给中共，还为中共的相关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显然，类似李直峰这样的技术人员在多个军政集团问的流动，使密码破译技术得以在更广的范围传播和转移。

国外密码破译技术的传入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统通过与苏联建立中苏情报合作所以及聘用《美国黑室》的作者雅德利来华工作等行动，在密码破译方面引入了国外的技术。俄罗斯学者鲍里斯·阿宁所著《无线电电子谍报战》指出，中苏建立情报合作关系后，由苏联破译机关派出的一个特别行动组“在抗日战争中被派赴中国，援助中国抗日。这个小组每个月破译近200封日本密码电报，该小组在华工作一年半期间总共破译出日本10种军事密码”。除了这些直接的工作成果，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专业人员带来了他们的工作经验。

据当时担任中苏特种情报电台副台长的邱沈钧回忆：“‘中苏台’的侦收工作，和一般侦察台不同，一般侦察台以抄收敌台电报供给研译为主，不记录其他。而‘中苏台’除截收电报外，还必须注意并记录敌台通讯联络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如各台通讯中的纵横联系关系、电台呼号组成、信号强弱，呼叫时间长短、电报错漏查问、机上谈话，乃至报务员拍发电报手法特征等方面，均在注意之列。”

这些系统的工作方法，国民党方面此前闻所未闻。通过学习使用这套方法，邱沈钧很快就认识到，详尽的侦收记录是整理和研究敌台通讯网的主要材料，从而能判明监听电台所属部队的指挥系统；被监听的电台人员的机上谈话也有泄漏其驻地和部队番号的可能性；从对电报查错的问答中，也可获知对方密电码的性质；掌握敌方人员的发报手法特征，更是辨别敌电台面目的关键。

而此前国民党方面电讯情报工作的核心只是破译密码。正如后来担任中美合作所美方负责人的梅乐斯所评价的：“中国显然对情报通讯分析不感兴趣，对解决破译密码所遇到的问题也不买账，他们仅喜欢‘破译密码’。”苏联人带来的这套军事电讯情报业务经验极大地提升了军统相关的业务水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中驻印英军就不具备这样的技术能力，国民党军统后来在与英国进行情报合作时，邱沈钧率同军统的技术人员使用从苏联人那里学到的这套技术，在协助驻印度英军防御日军航空队空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不断追求新的情报技术。全面抗战爆发后，戴笠通过军统特务、驻美副武官萧勃与雅德利取得了联系，以1万美元的年薪谈妥了邀请他来华工作的合同。1938年11月，雅德利使用化名秘密来到重庆，一边研究日本密码，一边为军统培训破译人员。

雅德利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培训。一方面他使用自己编写的《密码分析初步》一书，把世界各国密码演变沿革及其文字特性、频数规律等基础知识作为培训内容；另一方面则使用军统电讯侦收部门侦获的日军密电的现实材料作为研究分析对象，指导学员进行分析研判统计。这些教学方法令国民党特务机构的破译能力提高很快。

关于雅德利在中国工作期间的成果，戴维·卡恩在其所著《偷看绅士信件的人：美国“黑室”创始人雅德利传》中写道：“他破译出7个2位编码，3个3位编码，2套移位密码系统，3个所谓的tana编码，以及被称作关东军A、双假名B、德国5位字母和50指标等几套密码系统。至于破译的过程和方法，大多数都已被他的学生写进了报告。”只不过，雅德利的密码破译技术已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虽然他在破译日本密码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些气象密码、航空队简易通讯密码并不能代表日本在二战中真实的密码水平，他的破译技术仅限于能够破译普通密码，从中获得情报的价值也就极为有限。这一情况，国民政府方面也都掌握，1939年12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分管情报业务的第六组所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考核报告书》指出，“敌电侦译工作，已粗具规模，现在美国顾问指导下，正积极进行中，对敌方的航空密码及普通密电，均已有相当结果，唯最重要的敌方陆军密电，如师团或联队所用者，尚无眉目”。

雅德利通过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来开展培训，随着他在1940年7月合同期满返回美国，这段差不多持续一年半的引进国外破译技术工作也告结束。1943年4月后，军统通过与美国签署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引入了美国的器材、技术，密码破译能力又有了进一步变化。

由于密码破泽技术的传播，20世纪初期各个政治、军事集团不同程度的掌握了密码破泽技术，并打起了破译密码的谍报战。在抗日战争中，中方利用密码破译技术获取敌人大量重要情报，有力地打击敌人，对中国取得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