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发展中少数民族妇女角色变迁

在民族旅游背景下，少数民族妇女不再只是传统的家庭妇女，她们的社会角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文章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以纳西族妇女为例加以分析。在民族旅游发展的影响下，纳西族妇女的经济角色、政治角色、家庭角色、思想观念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对于传统社会角色的背离，这种改变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着积极调试。

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旅游开发中的主力军，少数民族妇女在民族旅游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而她们所扮演的角色也较以往有所变化。少数民族妇女角色的变迁问题不仅关系着少数民族妇女的发展，更关系着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文章以丽江市玉湖村为调查点，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玉湖村纳西族妇女进行深入调查，来探究民族旅游发展中纳西族妇女的角色变迁，以此尝试引导少数民族妇女的角色变迁朝着有利于民族旅游开发的方向发展。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妇女角色转变

民族旅游不仅包括独特的自然风光游，更是以民族文化为核心资源的一种跨文化交流方式。在民族旅游发展中，少数民族妇女逐渐变成了一种被包装的旅游产品，其社会地位和角色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认识和定义。目前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旅游发展中的性别话题，研究成果虽还不多，但较以往有所丰富。总体而言，关于民族旅游与少数民族妇女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妇女的研究。陆云分析了民族服饰文化对少数民族妇女产生的影响，指出民族文化优势可转变为旅游经济优势。景晓芬认为旅游不仅能提高少数民族妇女的收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民族传统文化。胡周燕、李若青认为彝族女性民族服饰是该民族文化上层建筑的集中体现，反映出彝族的价值观与文化观。

民族旅游发展中妇女的角色转变研究。吴庭菊指出，侗族妇女在旅游中凭借其性别优势，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了收入水平。廖婧琳以苗族为例，指出旅游地妇女相较于非旅游地妇女的家庭地位得到了较大提升。刘韫认为旅游不仅使藏族妇女的经济独立性增强，同时促进了她们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改变。

民族旅游对少数民族妇女的影响研究。金少萍分析了民族旅游对少数民族妇女产生的影响，认为她们的参与有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多层面的积极意义。王兰指出为了迎合旅游市场，民族文化呈现出商品化，还有可能失去其本真性，导致传统的少数民族妇女文化被同化。张瑾认为受到外来游客的影响，部分少数民族妇女染上了不良的生活方式。

目前关于旅游与妇女关系话题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关于民族旅游地妇女的研究则不是很多，而且现有研究对少数民族妇女在民族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角色变迁缺乏全面、深刻的分析。因此，用社会性别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少数民族妇女在民族旅游中的角色作用与角色变化，重视少数民族妇女的发展，从而为促进民族旅游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丽江玉湖村民族旅游发展概况

玉湖村坐落于玉龙雪山脚下，隶属于丽江市玉龙纳西自治县白沙镇，全村辖9个村民小组，农户383户，共1465人。2003年以前，玉湖村是丽江市典型的后进村，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生产靠救济，是玉龙县最贫穷的村子，更有“有女不嫁玉湖村”的说法。2004年，玉湖村成立旅游专业合作社，开展乡村旅游服务。目前，玉湖村已形成了以旅游合作社为主，以村民自发参与的旅游客栈、旅游餐饮、旅游购物为辅的旅游产业格局。全村参与旅游服务的人员接近1000人，2023年1月到8月，玉湖村共接待游客超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520万元。玉湖村坚持“生态立村、旅游富村、文化兴村”战略，成为丽江市“生态、文化、旅游、和谐”的示范村，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游客。

纳西族妇女在民族旅游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民族旅游主要的吸引力之一。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异质性是民族旅游吸引游客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这些异质性的承载物就是民族地区独具特色的建筑，以及民俗文化活动。从带领游客参观纳西族特色的石头民居建筑群、洛克故居、黑白水古战场遗址，到家庭旅游接待、骑马体验、国际旅拍，再到纳西传统手工艺及民族歌舞表演，纳西族妇女都在此充当了主要角色，因而也是当地民族旅游的主要吸引力之一。

家庭旅游的主要接待者。作为家庭旅游的主要接待者，从接待游客、采购食物、烹饪制作到安排住宿、寝具的整理与清洗等工作几乎都是妇女在承担，但这与以往妇女所从事家务劳动的意义完全不同。家庭旅游接待是有偿的，能更多地体现自身价值，而且所从事的劳动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通过各种活动体验、饮食住宿及歌舞表演向游客展示当地的民风民情，在此过程中，纳西族妇女直接或间接成为当地文化的传播者。

民族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对于任何一个少数民族而言，妇女最能代表和体现其民族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据调查，许多纳西族妇女认为，在向游客展示民族艺术与文化的同时，她们对本民族文化和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加强了自身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这种展示更是一种自我展示。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主体力量，纳西族妇女在参与旅游服务的过程中增强了文化自信心，在保护和传承本民族文化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旅游发展中纳西族妇女的角色变迁

性别角色是和社会地位连在一起的，一定的角色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人们的社会地位只有通过角色才能表现出来。我国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决定了文化传统中一直留存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男外女内的家庭劳动分工模式是最基本的现象。在传统社会，纳西族妇女的社会角色比较简单，但是随着旅游所代表的现代力量的介入，纳西族妇女的社会角色不由自主地发生着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受人文、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文章主要考察旅游发展中妇女角色的变迁。

经济角色的变迁。在玉湖村发展旅游业以前，大部分村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业，而且由于土地贫瘠、可耕作面积有限、种植业发展困难等原因，村民的日子过得十分拮据。纳西族妇女是家庭中的“当家女”，主要承担再生产的任务，除了操持家务、洗衣做饭、抚养子女等，同时还负责一部分农活；男性是家庭的主心骨，主要承担的工作为田间重活及外部交往等。从妇女承担的工作来看，经济参与和经济贡献并不明显，因此在家庭中仍被认为是附属角色。在旅游开发后，妇女们开始从事一些新的职业，如牵马服务兼导游、家庭旅游接待、手工艺制作与买卖、民族歌舞表演等。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增多，比男性在旅游工作方面更具优势，从再生产角色逐步转向生产角色。重要的是，从旅游中获得的巨大收益不仅改善了妇女的经济状况，也提升了她们的经济地位。

政治角色的变迁。在玉湖村的传统中，妇女基本不参加政治活动，虽然享有基本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妇女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极低。随着旅游开发带给妇女就业机会的增加，为了获得更多的旅游收入，妇女的参政意识明显增强。由于参与村务管理方便认识更多的政府人员及企业人士，带来更多的旅游信息和客源，这无疑会激发妇女的参政意识，她们开始意识到许多政策法规与自己是息息相关的。但从目前玉湖村妇女的参政情况来看，除了参与意识有所提高以外，参与程度与参与形式并没有很大改变。政治生活的参与是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改善妇女的政治参与环境，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还需多方因素共同作用。

家庭角色的变迁。受到传统农业经济结构的影响，妇女的工作范围主要是家庭，承担的角色是家庭主妇。由于缺乏经济支撑，妇女在家庭中缺少话语权，在婚姻、生育等问题上的意见也没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早婚、多子女的现象十分普遍。随着玉湖村旅游的发展，家庭劳动分工发生了变化，妇女不再是以往单一的家庭主妇角色，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旅游接待上，而男性也开始分担一些家务劳动。经济能力的独立提高了纳西族女性在家庭中的发言权和决策力，妇女的意见更容易被采纳，在婚姻和生育问题上，妇女也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可见，旅游的发展在增加妇女经济收入的同时，也提高了她们的家庭地位。

思想观念的变迁。在旅游合作社成立之前，只有少数妇女作为“牵马人”参与到旅游开发中，她们在牵马途中向游客讲解当地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过早地与外地人打交道使得纳西族妇女热情开朗，交流能力较强。旅游合作社成立后，更多的妇女都投入到旅游开发中，通过与游客交流，她们开始走出家庭，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加强了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促进了个人意识的增强，见识的广阔也使他们更加注重子女的教育。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她们的旅游经营思维也发生了改变，开始有了经商意识，同时更加注重环境与文化的保护。总体而言，由于旅游所带来的信息化的冲击，纳西族妇女的思想观念与外界趋于同化。

一方面，民族旅游的发展为纳西族妇女提供了一个展示自身及民族文化的平台，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赋予了纳西族妇女新的社会身份和角色，使她们自身的价值得到了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妇女社会地位及综合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民族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本民族文化更好地传播和保护。需要强调的是，妇女角色的变迁并不是完全颠覆传统的家庭妇女角色，而是在传统角色基础上的调适和补充，走出家庭到社会公众领域发挥自身的潜能并不意味着对家庭的背离，经营家庭还是她们最主要的任务。角色的转变是时代和社会等多因素的作用，并非来自她们自身的选择，但她们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策略性地认同并表演着新的社会角色，以此寻求一种适合自身角色发展的方式。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