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青在抗战时期的推动作用
作者: 许文婷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国统区建立了西北民主青年社(以下简称民青)。该组织旨在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并与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展开斗争,成为一支进步的青年组织。抗日战争后期,在宣扬民主思想、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上,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西北民主青年社概况
在抗战时期,青年在宣传民主思想、争取和平及反对独裁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民青作为一个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进步青年组织,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积极参与抗战宣传,传播民主理念,呼吁实现和平与民主。同时,勇敢抵抗独裁统治,为民主自由事业奋斗。民青以其组织的力量和影响力,为青年提供了一个团结一致、积极行动的平台,促进了青年群体的觉醒和团结。1945年上半年,王维祺、李敷仁、武伯纶等采取分片单线联系的方法建立了民青的基层组织,并在陕西师专、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等学校发展了一批又一批成员。4月,在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负责人杜斌丞、杨明轩的支持帮助下,由李敷仁、武伯纶、王维祺、张光运、郑竹逸共同发起成立了民青。
当时杜斌丞、杨明轩、李敷仁等担任民盟西北总支部的主要职务,民盟认为中国的民意只有在得到充分伸张的情况下,党派之间的竞争才能够得到消除。党派之间的竞争如果缺乏民意的真实反映,很容易陷入利益斗争和权力争夺,不仅难以为国家带来真正的进步,还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和分裂。因此,唯有通过促进民意的充分表达和尊重,才能够消除党派之间的竞争,实现国家政治的稳定与和谐。民盟西北总支部作为民盟的一个支部,它们在政治主张上有着相似性。并且由于当时民盟享有合法地位,为了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民青的5人小组建议与民盟进行合作,以民盟的名义开展活动,同时发展壮大民青自己的影响力。民青的5人小组也成为“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委员会领导成员。尽管民青是民盟内部的一个秘密组织,但它具备独立的领导机构,形成了自主的组织和运作体系。内部成员都有自己独立的名册,这保证了民青在政治和组织方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仅体现在组织结构上,还体现在其活动和决策过程中。民青有权自主制定活动计划和策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行动方向,确保在政治立场和组织运作上保持独立性和灵活性。
民青直接受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工委的领导。省工委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对民青进行指导:一是由杨明轩负责,直接与民青进行联系;二是通过省工委派出的联络员韩夏存(唐磊)与民青常务工作负责人李敷仁和王维祺联系。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尚未在西安建立统一领导机构,因此民青成为共产党与青年群众之间联系的重要桥梁。在这个特殊时期,民青以其独立的组织形式和灵活的行动方式,承担起了与青年群体沟通、组织和动员的重要责任。他们密切联系青年学生,传递党的政策、理论和指示,引导青年群众参与各项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
尽管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向着胜利的方向发展,但国民党反动派依旧存在,这严重影响到了国内的和平,当时情况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光明和黑暗两条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与此同时,各地的群众民主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陕西也不例外,而民青主要活动在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教师中,通过自己的骨干分子去团结、联络学生中的各种进步社团和进步力量,同国民党当局反动独裁势力进行抗争。
民青主要领导人概况
西北民主青年社最初的5人小组均为共产党员,在成立青年社团时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杨明轩同志曾担任过陕北抗日大同盟常务主席。在陕西法政学堂和秦省第一中学就读期间,他接触到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积极阅读充溢民主理念的文章,并全力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念。在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更是积极拥护。1936年7月,他主动与中共党组织联系,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日战争后期,陕西省工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西北文化教育界和中上层人士中大力推动民主运动。杨明轩当时担任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主席,因此在陕西国统区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和号召力。1944年11月,成都民主青年协会成立,1945年4月,在杜斌丞的支持和杨明轩的具体指导下,由李敷仁、武伯纶、王维祺、张光远、郑竹逸等5位共产党员共同发起,经由中共陕西省工委的同意,成立民青。
另一位民青骨干人物杜斌丞,向来支持学生爱国运动,鼓励学生为国效力。杜斌丞同志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对于革命一直持支持态度,一生坚持不断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成都、重庆、昆明、西安等地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1944年9月,杜斌丞先生和资深党员杨明轩在西北启动了民盟建立工作,标志着民主运动的开始。凭借多年的实践经验,他们深刻认识到民盟在群众基础和力量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因此,他们决定动员和组织青年。在抗日战争期间,杜斌丞四处奔波,全力支持民青的建立、发展和斗争。可以说,民青的成立、发展及其所进行的斗争与杜斌丞先生的倡议、支持和指导密不可分。他们的努力为民主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为革命事业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民青主要人物李敷仁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一生都在为了传播老百姓的声音、救国而奋斗。在李敷仁负责西北宣传工作期间,曾在日记里写道:“我决心奋发努力,赶上前去,在可能范围内,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尽我最大限度的力量。”193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把一批又一批的进步学生送到延安去从事革命活动。1946年春天,党组织派当时中共关中工委韩夏存与李敷仁碰头,传达党的指示,让他继续放手发展民主运动。此后,李敷仁深入学校,发展学生运动,从事一系列革命活动。
自1944年下半年起,全国范围内民主运动持续高涨的推动势头在陕西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展现出来。各大高校及中等学校逐渐呈现出活跃的迹象,校园内政治性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在这个时期,各校纷纷涌现了一批具有政治性质的社团,它们积极组织讨论会、发行墙报,使校园氛围焕然一新。这些社团不仅为了表达学生的政治意识和诉求,更积极参与民主运动,推动社会变革。通过讨论会和墙报,学生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时事政治,展开思想交流,形成共识。这种校园政治活动的兴起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也为青年学子提供了实践锻炼平台,培养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这一时期的活跃局面为陕西乃至全国的民主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国家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个时候,各种小型青年组织、青年社团、进步青年等都希望能够联合起来,协调行动,以更好地推进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陕西省工委加强了对国统区的工作,并在杜斌丞、杨明轩的帮助下,不断汇聚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的力量,进行民主运动。恰在这时成都学运高涨起来。王维祺以“民盟”组织代表的身份,到成都、重庆两地,分别会见了张澜、张友渔等,并同李相符(“民协”的支持与指导者)、黄寿金(“民协”负责人)等商讨在陕西开展青年运动和建立青年组织,并于1945年4月,建立了西北民主青年社。
西北民主青年社开展的主要工作
民青通过创办进步报刊宣传民主思想,如刚成立初的5人小组的成员都参加了报刊工作。如李敷仁主编《民众导报》,武伯纶主编《经世》等。民青坚决主张反帝反封建运动,支持进步师生的正义斗争。《文化周报》作为民青的机关报,该报刊主要发表进步人士的文章,在宣传民主政治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1945年5月,民青就以《文化周报》的名义,在西安师专举行“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座谈会,传承“五四运动”传统、宣传民主思想,这一公开的政治性进步集会,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民众导报》在宣扬民主抗日、宣传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上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国民党抢夺人民胜利果实,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时,编写群众喜闻乐见的顺口溜,以顺口溜、快板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民青在陕西师专、西北大学等各个院校学生争取自治权利的斗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1945年冬天,随着反对独裁统治和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不断升温,民青意识到了将这一斗争与同学们的切身利益有机结合的重要性。因此,他们积极提出了争取学生民主自治权利的口号,旨在让学生参与到民主进程中来,为自身权益和社会正义发声。这一口号的提出,不仅是对独裁统治的有力抗议,更是对和平民主的坚定呼唤,展现了民青积极投身于民主事业、捍卫学生权益的决心和勇气。与此同时,民青认为一些尚未设立学生自治会的院校,也应当要成立自己的自治会,以便争取权力斗争。如帮助西北大学成立学生自治会及西北工学院的学生自治会,西农、师专、商专、医专的学生自治会等等。这为后来的瓦解反苏游行及“六二”罢课运动的成功都作出了很大的铺垫作用,民青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努力,确保了这两次民主自治权力斗争的顺利进行,也为学生之后的各种进步活动创造了条件。之后,民青与进步社团和学生紧密联系,基本掌握了这些学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这一系列运动对于民主运动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民青的活动以西安为中心,自成立以来就接受进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通过不断做学生社团的工作,宣扬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使其了解中国共产党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使其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青年组织。其社员最多时可达七八百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专院校和多所中等学校中建立了组织,在推动民主运动高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民青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积极组织动员青年参与抗日斗争,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民青成为广大青年的组织者和引领者,他们组织青年积极投身于抗战救亡的各项工作中,为保卫国家安全、捍卫民族尊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民青也在国统区内积极推动民主运动,推进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他们倡导民主思想,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深入基层开展群众工作,促进了民主意识的觉醒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民青的努力为国家的和平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他们的奋斗精神和爱国情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重要一笔。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