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四川南部县的新式学堂

在清末创办新式学堂的大潮下，坐落在川东北一隅的南部县也创建了大量的新式学堂。新式学堂成为南部县教育近代化的代名词，并一度促进教育、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并在解放思想、促进四川地区革命意识的传播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南部县新式学堂的创办

清末的中国可以说是灾难重重，1901年统治集团要求实施改革，此为清末新政。清政府从宣布实行新政之初，就极其重视对教育的改革。1901年4月清末新政正式启动之后，清政府便谕令各地创办新式学堂，以此作为培育新式知识分子的阵地，此为20世纪初大规模兴办新式学堂的开端。各地在清末新政中积极响应上级谕令，逐步创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南部县也不例外。

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为统治阶级培养了所需要的大量人才，但最终趋于腐朽，难以选拔真正的人才。随着时代的召唤，中国迫切需要解决时代问题的人才。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出现了京师同文馆等新式学校，用以培养洋务人才，但彼时的学校旨在培养某种“技术人才”，他们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式人才。维新变法时期维新思想家们也注意到“育才兴学”的重要性，创办了近代式的学堂，如京师大学堂，但维新变法的持续时间实在短暂。这说明近代以来中国接受过先进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是稀少的，每次改革走在前面的人只是少数，想要改革取得成功必须填补新式人才的空缺，不断进行思想上的革新，以此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南部县新式学堂的创办除了响应新政外，还离不开当地有志之士的努力与推动。从《南部档案》中的许多文件中可以看出，时任南部县正堂的史久龙、章仪庆对兴办新式学堂的确非常关注和热心，有关学务的札令、通饬、示谕、委任的档案达数千件。时任劝学所总董的孙纯烈对于学堂的学款亦极为重视，他认为凡是地方筹定的学务费用，应该确定性质，无论是什么事情都不得移借挪用。另外，总董李雨苍通过“整并三股，定人包抽，各保补差”的方法筹集经费。这些都是南部县新式学堂能够顺利创办起来的重要原因。

此后，南部县新式学堂的数量急速上升。据统计，光绪三十一年南部县共有官立学堂2所，公立21所，合计23所，至光绪三十四年，南部县已有官立学堂4所，公立学堂121所，合计125所。由此可见，在清末新政期间，新式学堂的发展情况较为良好，南部县的教育改革正在稳步进行着。

在当时的南部县，筹集经费的工作主要由劝学所来完成。劝学所是20世纪初期成立的主持各地学务的机关，是近代教育机构的雏形，在兴办新式学堂、筹集资金、培养师资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劝学所通过多种渠道来筹措款项：第一，将本地方以前的学田产业调拨给劝学所管理；第二，部分地方公款；第三，将一些庙会、善堂、行会的收入充当经费；第四，鼓励个人捐款，捐款多达一两千者总督呈报皇帝给以嘉奖；第五，学堂学生缴纳的学费。

新式学堂根据资金来源可分为官立学堂、公立学堂和私立学堂。各县根据学堂招生对象和教学科目等又将学堂分为小学堂、中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等。小学堂可以更加细致地划分为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实业学堂又有工业、农业、商业之分。各地还根据需要创办蒙养院、半日学堂、女子学堂等。由此可见，学堂的种类是多样的，那么每个学堂肯定都有自己的管理方式和不同学科的师资力量。

可以说在20世纪初期以及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式学堂的师资力量都是匮乏的。当时清政府一声令下各地纷纷创办大量新式学堂，但中国传统的教学方式、授课内容和新式学堂大相径庭。比如体操、外国语言文字、教育心理等都是不同于传统的现代学科，教授这些课程的教习须得有系统学习这些课程的经验。洋务运动以来出国留学的新式知识分子相对较少，不能满足当时对于师资队伍的要求。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从当时的全国范围来看，基本上给出了三种解决的办法：第一，派人到外国留学；第二，在各地设速成师范教育机构；第三，聘请外国教员。但以上措施都免不了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不论是到外国留学还是建成师范教育机构，要得出成果都需要相应的时间，至于聘请外国教员基本上局限于大中城市，小地方很难聘请到外国教员。

受教育群体及教育内容分析。前面提到南部县新式学堂有许多种类，不同的学堂受教育的群体是不同的。比如，受教育群体年龄的差别：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是依学生年龄层级上升的学堂。蒙养院学生三岁到七岁，初等小学堂学生七岁以上，高等小学堂十五岁以下，完成学业即进入中学堂。师范学堂分为初级师范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进入初级师范学堂的学生为部分高等小学堂毕业生，进入优级师范学堂的学生为部分初级师范学堂毕业生和部分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学生在完成优级师范学堂的学业后即可成为初级师范学堂和中学堂的教师。因为在新式学堂运行过程中师资力量匮乏，所以大量培养师范学堂毕业生，引导其再次回到低层次的学堂中任教。

新式学堂的教学内容呈现出中西合并的特点。但可以明确一点，封建传统色彩依旧很浓厚，类似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这种传统科目可以见于所有类型的新式学堂（如修身科目，初等小学堂读朱子的《小学》，高等小学堂读朱子的《四书》；读经讲经科目，读《孝经》《孟子》《论语》等科举考试书目），为所有学生的必修科目，可见在清政府主持下的教育改革仍不可避免地打上封建制的烙印，依旧是旧有书院的实质，依稀可见对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

南部县新式学堂的特点

南部县新式学堂的最明显特点就是以初等中小学堂为主。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县及其以下城市以开办中小学堂为主，高等中学堂以及大学堂的创办主要以省为单位。南部县作为县级地方行政单位，在清政府教育改革的安排下主要就是创办中小学堂。据统计，光绪三十一年南部县有学堂共125所，其中实业学堂2所，师范传习所4所，半日学堂4所，女子学堂2所，模范初等小学3所，其余为初等、高等中小学堂。

实业学堂本身分为农、工、商、船四类，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四川的实业教育不拘泥于章程，而是因地制宜。南部县位于我国巴蜀地区嘉陵江流域，这里的地形、气候适宜发展蚕桑业。20世纪初期以来，南部县的新式教育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新式学堂数目与日俱增，虽然实业学堂的数目不多，但其中的实业学堂已经深深地展现了南部县作为嘉陵江流域蚕桑区的一部分在近代化浪潮下的本地特色——蚕桑传习所的设立。通过设立蚕桑传习所来培养蚕桑实业人才，此为南部县的新式学堂大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表现。蚕桑传习所的设立培养了一批掌握了现代技术和机器的蚕桑实业人员，为南部县的蚕桑业发展作出贡献，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实业经济的发展。

南部县新式学堂的影响

清末新政后南部县的新式学堂数量达到120多所，每年接受教育的人数达成千上万人，家境贫寒的子弟也可以利用闲暇时间进入半日学堂学习，新式知识分子的数量急剧增加。正是这种普及式教育，以县内全部适龄人员为接受教育的对象，使得接受教育的群体迅速扩大，新式知识分子人数明显增多。这些进入新式学堂学习的学生俨然和旧式科举制度下只知埋首经书、追求功名的士人有所区别了。就其课程变化而言，引入了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并且开设了体操一课，注重学生的身体素质培养。新式学堂的分类亦逐渐科学化，突出年龄的差别和专业的差别，不仅渐开社会风气、解放思想、培养新式知识分子，也使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对于促进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20世纪初期，清政府的统治实际上已经土崩瓦解，在这个时候实行清末新政只不过是统治集团为挽救统治危机的应急之策，但实际效果与统治阶级的意愿相违背。在编练新军和改革教育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新军成为清政府的掘墓人，同样，新式学堂成为清政府思想上的掘墓人。

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在集合学生、发动群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推动近代中国发生深刻变革的力量。青年学生是最富于朝气的群体，在与西学的接触中他们了解到了先进的政治制度与平等的人权等内容，此后便不再欣然接受传统的封建政治制度，转而积极投身各种革命团体，成为颠覆旧王朝的一股崭新力量。

在古代的选官制度下，读书人除了真正考取功名赴其他地方做官之外，大部分会留在乡村，成为政府与百姓之间沟通交流的纽带。而新式学堂建立、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出现了人才从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趋势，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乡村的日趋落后，与城市的差距拉大。这是因为县级地方行政单位办学综合考虑地理位置、距离等因素，新式学堂大多数选址于城镇，南部县自然也不例外。就内容而言，新式学堂的教学科目已经具备现代教育学的分科教学模式，再加上近代化浪潮下，传统的小农经济已经瓦解，学生在接受系统的新式教育后，所学到的知识在乡村难以找到用武之处。况且要在社会上找到糊口之计，就得前往人口多，就业机会多的城镇，自然加快了乡村精英脱离农村、走向城市的几率。随着一代代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新式知识分子涌向城镇，不愿再回到与现代化脱节的农村，城乡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这是在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新式学堂是近代教育发展的重要载体，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各地新式学堂的建立、发展情况并探寻其特点，以进一步深化对近代教育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