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北朝服饰文化对比和融合
作者: 裘峻
以朝代更迭为背景,古人服饰的变化极具包容性。秦朝的短暂统一不足以充分融合并发扬各族服制,汉承秦制并受各类社会文化的影响,才初步建立服饰制度,而魏晋南北朝的更迭掀起了中国服饰制度的创新风潮。南北朝服饰的演变和发展离不开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文章分析了南北朝服饰文化的对比与融合,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南北朝服饰文化对比
汉族服饰。古代人没有固定的住宿场所,他们的生存难以得到保证。春秋时期周礼制度遭到破坏和侵蚀,早期儒家出现,旨在解决人们的痛苦,引导人们向善,当时统治者试图用“仁释礼”的方法来重建周朝的礼乐文化。孔子重视服装的功能,认为仁即美,即完整。孔子也提倡人格美,在着装上含蓄内敛地指明了美学方向。这种追求揭示了汉族服饰美学的真谛。“美与温柔”是君子的基本修养,也是做事的目的。服装是外在的体现,蕴含了君子的最高追求目标。
战国时期,儒学思想代代相传,所谓的以服饰的外观来体现内外兼修的思想潮流已传承多时。从人到社会再到自然,三者循环相连,服饰不仅蕴含着古人对自然的尊崇,还有对未来的憧憬,人道、自然、天道在服饰中达到了高度统一。在中国服饰历史上,战国时期所表达的“天人合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此可知,古人对服饰的设计追求是具有复杂性和社会性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处理三大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这两种特性奠定了后期文明“对比”“融合”的基础。
虽然古时各地语言习俗不同,但也常常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北长靴南木屐。长靴在南方普及后并没有那么盛行,研究表明这与该地区的气候有很大关系,就像屐到了北方也不受欢迎一样。气候差异导致了南屐北靴的现象出现。不难想象,南方人追求新潮、自由、随性,宽木屐的设计与他们的诉求不谋而合。当时木屐很流行,人们经常穿着。木屐是木制的,有两齿,因为具有摩擦力,所以能很方便地踩在泥地上。到了晋朝,木屐流行起来,男女都很喜欢,鞋底的齿在光滑的泥地上起到了防止跌倒的作用。南北朝的谢灵运最爱游山玩水,屐的设计非常符合他游山玩水的需求。他在上山时去掉鞋底的齿便于行走,在下山前将齿再安回去,防止下山滑倒。
当时,越来越多的王公子弟喜欢穿着高齿屐(如图1所示),是魏晋南北朝的双齿木屐,高齿屐在南朝成为风尚,更显名士风流。《颜氏家训·勉学第八》中这样记录:“(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文中体现了士族大夫在生活中十分喜爱穿着屐去游山玩水。《南齐书》中这样记录:“太祖镇东府,朝野致敬,玩之犹摄屐造席。”太祖得知木屐的穿着风潮后,却并不惊讶,并且还拿着木屐仔细观察,高兴地说:“我穿了二十多年了。”因为木屐不像履那样传统而正式,所以以上的场景很少见。
在以孝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倡导下,汉服的服装风格极具夸张化——追求宽大、奢华,北魏·彩绘陶俑一组偃师博物馆藏(如图2所示),南朝陶女俑南京市博物馆藏(如图3所示),服饰飘逸洒脱,宽衣博带。这些核心特征就如颜之推所说:“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其提及的士族们表现出贪图享乐的不良品行。
少数民族服饰。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服饰呈现出独特而多元的风貌,与汉族服饰形成鲜明对比。其一,北方少数民族服饰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色。例如鲜卑族服饰,其典型特征之一是短衣长裤。这种着装风格适应了他们骑马驰骋、放牧狩猎的生活方式。短衣便于骑射时手臂的活动,长裤则利于在草原上行走和骑马,保护腿部免受风沙和荆棘的伤害。他们常穿着皮靴,这样不仅利于保暖,还能在骑马时提供良好的支撑和稳定性。此外,鲜卑族服饰多采用动物皮毛制作,既体现了当地的资源特色,又能抵御北方寒冷的气候。其二,南方少数民族服饰也展现出别样的风情。如百越族,其服饰多以轻薄、透气的布料为主,这与南方炎热潮湿的气候相适应。女子服饰常装饰有精美的刺绣和图案,色彩鲜艳丰富,体现了他们对美的独特追求和精湛的手工艺水平。男子服饰相对简洁,但也会在领口、袖口等部位添加一些装饰元素。少数民族服饰在配饰方面也各具特色。北方少数民族常佩戴金属饰品,如耳环、项链、腰饰等,这些饰品不仅具有装饰作用,还可能象征着身份和地位。南方少数民族则擅长使用贝壳、羽毛等自然材料制作配饰,增添了一份质朴和灵动的气息。
由此可见,南北朝时期汉族、少数民族服饰无论是在款式、材质还是在配饰上,都体现了各自独特的文化特色和生活环境的影响。
南北朝服饰文化融合
其一,文化交流。受汉族着装礼仪文明的影响,胡人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其服装的改良被称为“胡服汉化”。另外,北魏孝文帝受根深蒂固的汉族服饰文明影响,实行了全国性服装制度,从上到下、快速而有力地推动了胡服改革,改革同时也转变了胡人的思想观念。当时南方地区是汉人掌权,前朝的汉文明依旧占据主流地位。服饰特点是裙踞式,主流风格是宽松大气。因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而宽衣在生活上有很大的活动范围。那个时代的士族生活轻松、家族富裕,对衣着越来越讲究,服装也变得越来越大。在玄学的影响下,追求清新素雅的潮流愈演愈烈,衣服的宽度也越来越大。对于汉人来说,传统阶级文明思想让其没有全部吸收胡服风格,而是将其特点与汉族服装相结合,在保留汉族服饰特点的基础上,加入胡服元素进行改良。其中广口袖就是最为显著的改良点,影响力延续至唐朝。
其二,政治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服将周边民族的服饰特点相互贯通,即将汉服与胡服的特点结合。然而服饰的发展不是彻底自由的,在传统的皇室文明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作为统治者,在当时复杂的局面下,要突出“汉”的主导地位,因此开始强力推行汉化政策,即服饰一律依汉制,禁止穿传统胡服。在如此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各族人民绞尽脑汁,在观察汉服服饰文化特点的基础上,使传统胡服在历经学习、提取、模仿后,迎来了革新的风潮。当然,各族人民是以汉服所具有优势的设计点作为胡服的改革突破口。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据此可知,频繁的战争和政权更迭加速了不同民族的融合,这对胡服的改革产生很大影响。
其三,服饰风格融合。根据史料记载,“冠”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北朝之前,其从中原地区起源,并逐渐向北方地区传播。区别于汉朝的冠,魏晋时期冠的个头变高,帽口变小,当时被称为“小冠”或“平上帻”。当时流行的官制帽子最为独特,还很受欢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服装也很有特色,“大袖”“追求优美”是服装的主流。这样的潮流直到南朝时仍然流行。魏晋时期,女性的服饰都是主打宽松的风格,袖子要宽,领口要对称,下身着条纹裙,腰间需系一条腰带,两侧还须系一条丝绸腰带。这个时代女性的裙子主要为具有纹理袴褶的下摆裙。此次的服饰融合,在深度和广度上可以说远超前朝,袴褶的形制一直延续至唐代,成为唐代服饰的标志之一。袴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上至文武官员,下至士庶百姓所普遍穿着的常服。胡人改良后的服饰造型独特,设计巧思,也给予汉族服饰新颖的设计思路。改良后的胡服在当时风靡一时,成为汉族人十分喜爱的服装。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裤褶服。作为需要长期迁徙的民族,胡人习惯奔波动荡的生活,他们还有许多代代相传的独特生活习惯。这些因素使他们的服装更轻便、简洁,裤褶服便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服装。该裤的裤管在膝盖处收紧,这样的设计使得行走时轻松、便捷,方便骑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时局动荡不安,战乱频繁,各民族文化逐渐融合,轻便实用的服装更加适合随时可能到来的迁徙,这也让胡服在中原地区越来越流行。如北魏·釉陶鸡冠帽骑马俑(如图4所示),骑兵所着为当时北朝最流行的袴褶服。在汉人眼中,外出散步或狩猎时,胡服的上衣和裤子的设计有着极大的优势。汉朝的服饰是改良过的,因为胡服与中原传统服饰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改良是有针对性的。而“上衣下裳”是先秦时期的主要服装形制,到了汉朝,“深衣”这种将上衣和下裳连在一起的服装形制更受大众喜爱。其中,全裙是一种类似袴褶的外套,它的袖口偏小,领子是交叉领,类似于如今的衬衫类服装。穿着全裙有相对应的规矩,即无论在家还是在正式场合,裤子都要打褶,避免失态。后期几乎所有的男性都穿着需要翻袖的上衣,渐渐地,这类服装款式在男性间越来越受欢迎。
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正式的鞋子被称为“履”。不同的造型和使用场合使“履”的款式变得越来越多,而不同鞋型也有不同的称呼。为了满足各式各样的需求,鞋匠会针对女性和男性的特点分别制作履。其中男性鞋子的样式很独特,鞋子通常是高头大靴,外表看起来尽显自由优雅,但由于鞋头宽大,所以不方便走路。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多穿长靴,鞋子是由皮革、麻、锦、绢做成的,款式繁多。鞋的命名由外形和颜色决定,有“凤头”“立凤”“玉华飞头”“五色云霞”等专属名称。然而这些鞋子的鞋底非常厚重,与襦裙搭配起来使得行动不便,所以多数是女性穿着,鞋子的设计风靡一时。因为当时女性的脚跟男性没有多大差别,所以有些男性也会穿着女性的鞋。
胡人穿的靴子在北方的游牧民之间也非常受欢迎。因为其可以抵御寒冷,所以当时北方民族都爱穿,靴子满足了他们的日常所需。当时,北方的民族厌倦了骑马和漫游的生活,他们把目光转向富裕的中原,一个接一个进入中原,建立了自己的制度。随着牧民向南迁移,北方族裔独特的文化习俗在中部平原盛行,胡服在中原风靡一时。与此同时,国家动荡不安,战争纷扰不断,北方越来越多的民族被迫向南迁移。这也进一步加快了南北文化一体化的进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不仅影响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和生活习惯,也让少数民族的服装加入了汉族服饰元素。此外,少数民族的服装特点也融入汉服中,孝文帝改革之后的北朝陶俑形象(如图5所示),展现了改革后民族融合在服饰文化上留下的深刻印记。南北朝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朝代。它尊重并吸收多元文化,使服饰具有鲜明特色。服装的艺术特色是社会模式、政治环境、经济条件和文化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不仅反映了人们的生活环境,还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社会、审美、道德和文化价值的变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