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光武帝研究综述

刘秀统治期间，社会经济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强化，史称“光武中兴”。在这个过程中他展现了非凡的政治头脑，他的制度设计以及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举措备受学界关注，关于光武帝的研究硕果累累，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

政治制度与吏治

东汉初天下初定，百废待兴，面对国家从战争状态过渡到和平状态的需要，光武帝根据强化皇权、整顿吏治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关于处理功臣问题。臧知非的《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与东汉政治建设》（《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4期）认为“退功臣而进文吏”既可以保全功臣们的爵禄和亲密的君臣关系，又能将儒学纳入汉家统治唯一性的轨道。但“进文吏”不利于边防，其导致郡守、县令的军事素质低下和军功激励机制的消失，官民离心、军士作战积极性下降使东汉后期边乱不止。徐振的《东汉前期功臣政治势力探析》指出，光武帝推崇儒学但重用文吏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儒士不熟悉行政程序，往往纸上谈兵，介入现实政治治理往往会适得其反。王莽重用儒士而引起天下大乱，光武帝引以为戒，自己在构建政权的过程中必定会注意相关问题。另一方面是光武帝追慕武宣之道，企图再现汉武帝时的繁荣景象，汉武帝的政策是文吏与儒士兼采，同时不偏重于儒士一方。东汉建立之初，太过柔和的做法难以稳定天下初定的局势，严刑峻法才能尽快巩固新兴的政权。赵瑞军在《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研究》中认为东汉初年刘秀所退功臣包括东汉初年的所有军功官员，除云台二十八将这种在中央机构任职的功臣外，还有州、郡、县的地方军功人员。

关于中央官制的问题。张启琛的《东汉王朝行政中枢权力的分割》（《安徽史学》1988年4期）认为《通典》中所述“后汉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事而已”之说不完全符合实际，虽然东汉一代通过扩大尚书职权来强化皇权，但是尚书只能有时代表皇帝督责三公，而绝对无法真正凌驾于三公之上，只能说在三公权力被削弱分割之际，尚书执行了更多的国家重大事务而已。从典章制度上来说，三公依然是行政中枢的首脑。刘文超的《东汉“三独坐”问题研究》分析了“三独坐”出现的原因：在地方豪强坐大、吏治腐败的严峻形势下，光武帝整顿吏治，强化中央集权，而“三独坐”（尚书令、御史大夫、司隶校尉）均负有监察不法、严肃吏治的职能，因此，“三独坐”的设立正是光武帝刘秀“整顿吏治”治国方略在政治体制上的反映。

经济制度的兴替

东汉建立后。经济凋敝，光武帝推行了一系列恢复发展经济的政策。

关于度田。传统观点认为光武帝“度田”没有成功，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范文澜先生。他认为：光武帝在这场与豪强的博弈中没有胜出，由此东汉朝廷完全屈服于豪强势力，不再检查垦田实际数额。范文澜之后，有许多学者一致认为光武帝的“度田”行动并没有成功。朱绍侯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中认为刘秀实行度田，引起了豪强地主的反抗，最终软硬兼施，对豪强地主妥协让步，平息了反抗，同时不得不取消度田制度。林剑鸣的《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认为豪强大姓的公开反抗使刘秀无计可施，最后只能让“度田”之举不了了之。王毓铨在《“民数”与汉代封建政权》（《中国史研究》1979年3期）中认为面对大地主们的反抗，光武皇帝对大姓妥协了，此后再不检核垦田户口。光武皇帝以这次斗争为戒，认为应当“柔道”治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不少学者不断对光武帝度田失败这一观点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光武帝的“度田”并没有失败。臧知非在《刘秀“度田”新探》（《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2期）中认为刘秀的“度田令”在此过程中被严格执行了，并没有半途而废，有效整顿了经济秩序，消除了社会不安因素，肃清了军阀割据的残余，同时部分解决了秦汉以来农民田税负担过重的问题。曹金华在《试论刘秀“度田”》（《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4期）和《刘秀“度田”史实考论》（《史学月刊》2001年3期）中也持此观点，认为刘秀杀了度田不实的官吏后并未随即下诏停检，也不是不再检查垦田与户口的实数，而是“遣谒者为更正”，核实户口垦田数据，强迫“诸郡”“坐租”者补交了因隐瞒而少交的租税，然后才结束度田。刘秀以后，“检核”等制度也继续执行。晋文在《东汉光武帝的度田问题》（《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4期）中认为度田并非光武帝首创，在光武帝度田成功还是失败的问题上他认为用现有的史料去证明光武帝度田完全失败失之偏颇，但光武帝的确对大多数豪强地主做了一些妥协。他认为证明光武帝度田成败的正确做法是找到建武十五年以及之后几年常规度田所记录的全国垦田总面积的统计数据和相关的田租征收数额。袁延胜的《东汉光武帝“度田”再论——兼论东汉户口统计的真实性问题》（《史学月刊》2010年8期）根据武威汉滩坡的简牍中关于“度田”的相关内容证明光武帝“度田”并非失败，而是继续被执行下去。又从“抑强”政策出发，认为光武帝“度田”没有失败，不存在光武帝妥协于地主豪强的说法。

柔道治国与神化皇权

东汉建立之初，面对经济残破、百废待兴的江山和自身强化皇权的需要，光武帝实行“柔道”休养生息，同时大兴谶纬神化皇权和强调正统性。

在谶纬问题上，俞林波的《论谶纬在东汉的禁毁》（《福州大学学报》2012年1期）指出东汉一朝自光武帝开始谶纬兴盛且地位崇高，以至于后代学者在论及东汉的谶纬时几乎无人会考虑和相信其在当时曾遭到禁毁。作者根据《郑志》所载郑玄对张逸问题的回答“当为注时，时在文网中，嫌引秘书，故诸所牵图谶皆谓之‘说’”和《孝经说》《孝经纬》的记载认为谶纬在东汉中期、后期确实曾遭到禁毁。闫海文在《东汉初帝王的谶纬信仰和经学调整》（《兰州学刊》2009年9期）中根据《后汉书·光武帝纪》《后汉书·窦融传》等记载推断光武帝早在地皇三年便被动地接触到了谶纬之说，刘秀起初对此避而不谈，随着西汉末的政局变化，刘秀对谶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刘秀称帝后，谶纬便逐渐渗透封禅等国家各种重大礼仪活动。王步贵的《谶纬与汉代政治》（《西北大学学报》1992年1期）认为谶纬作为政治内容的隐语的内涵，是十分广阔而宽泛的。虽然它服务于统治者的统治，但它同样可以服务于其他阶级和阶层。正因为如此，灾异成为限制统治者权限并合乎社会逻辑和规律的武器。

民族政策与边防

东汉初年光武帝的对外政策与防御对抗少数民族息息相关，东汉初年独特的民族与边防政策由此形成。

在民族政策问题上，学者们普遍认为光武帝在东汉初期对匈奴和西域采取了相对收缩的策略。王子今在《论“西北一候”：汉王朝西域决策的战略思考》（《西域研究》2021年1期）中根据《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指出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对西域的少数民族采取了相对收缩的政策，但并非全面退让。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马援受命南下九真，维护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通行，刘秀对西北地区的保守战略在马援南下取胜后有所转变，突出表现为班超对西域的军事打击。晋文在《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发展与完善》（《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3期）一文中指出光武帝的边疆战略是先安内后攘外，因此对匈奴虚与委蛇并进行军事防御，后来由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光武帝开始对两匈奴采取分化策略，在扶持南匈奴的同时安抚北匈奴以减少军事冲突。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光武帝采纳了班彪的提议，南、北匈奴均可与东汉和亲，但必须遵照大一统观念臣服于东汉政权，由此可见和亲政策在该时期变得更加灵活。刘兴成、薛平拴在《东汉、宋、明三代无“和亲”说质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4期）中指出关于东汉有无“和亲”，学界一致持否定态度，然而在《后汉书》中却有大量的“和亲”记载。这几个朝代的“和亲”不同于政治联姻性质的“和亲”，由此以往学者否认了这几个朝代的“和亲”史实，实际上，“和亲”的内涵广泛于政治联姻，可以通过政治联姻完成“和亲”，政治联姻是实现“和亲”的一种手段，但“和亲”并不一定要政治上的联姻，故作者认为东汉不是无“和亲”，而是无政治联姻。

总之，对光武帝时期政治制度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推进了东汉史的研究，同时应该看到，关于光武帝政治制度的研究仍存在缺乏与海外的学术交流等问题。因此，应当加强与海外的学术交流，以推动东汉史研究步入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