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重农抑商政策考

文章结合重农抑商政策的普遍性与西汉初期的特殊性，探讨西汉初年经济社会发展及政策。文章首先阐述了重农抑商政策的起源、演变及困境，以及贾谊、晁错等提供理论支撑，然后分析了重农政策与抑商手段，最后评估政策效果，如重农抑商政策的正负面影响。

西汉初年重农抑商政策产生的背景

西汉以前的重农抑商政策。中国作为农耕文明国家，重农抑商政策由来已久。在重农方面，《国语·周语》早有论述，“王事唯农是务……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从中不难看出周天子注重农耕，认为农耕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线。在虢文公谏周宣王一文中记载：“夫民之大事在农，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此事导致“宣王料民于太原”，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局部人口普查，实质是强制征税以充国库和兵源。

西周时期实行“工商食官制”，周王室和诸侯国控制手工业者“百工”，其生活及生产由政府统一管理，产品专供贵族享用，不进入市场。官府设置专门官员管理手工业、商业及市场交易，这些职位世袭，从制度上抑制了商人崛起。

春秋战国时期，重农抑商是变法改革的重要思想。许行、韩非、商鞅等提出“农本商末”。李悝是重农抑商的先驱，提出平籴法调节粮价。在司马迁所著《史记·商君列传》中也记载道：“僇力本业，举以为收孥。”这也反映出商鞅认为农业是本业，商业是末业。《商君书·垦令》中，公孙鞅主张国家上层建筑服务经济基础，培养全心务农的新一代，视农业为政治首要。韩非子认为工商业者损害小农经济，致社会不稳。秦始皇继承重农抑商政策，为实现富农，派商人和罪犯戍边、修建工程。

西汉初期社会经济环境。公元202年，刘邦登基时，中原地区因战争和秦苛政而秩序混乱，经济凋敝，上到“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状况，下到人民不能果腹。如班固的《汉书》中记载：“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西汉初年，人口流失普遍，经济凋敝，财政赤字。为维护统治，汉高祖以黄老之学为指导，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汉文帝初开放资源利大商发展，导致商人哄抬物价。面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形势，实施重农抑商政策，恢复了残破的社会经济，成为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

西汉前期重农抑商思想的发展。西汉初年，重农抑商思想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如贾谊清楚地看到了西汉初年残破的社会景象，提出了重农抑商政策的必要性。在政论《新书·忧民》中提道：“王者之法，国无九年之蓄……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同时贾谊也认为只有人民殷实、粮食富足才能使国家强盛，才能真正贯彻管子所提倡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能使国家强盛，符合周公的天下大同理念，让各阶层按周礼规范各尽其责。贾谊还在《治安策》中指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表明了他反对奢靡消费的主张，进一步完善了重农抑商思想。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指出：“民贫，则奸邪生……民如鸟兽。”他认为农民的灾难源于天灾、土地兼并及豪商破坏。当时人们转向求富，政论家们紧急上书防思想走偏，为西汉初年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农抑商的理论依据。

西汉前期重农抑商政策的具体表现

三十税一。刘邦建汉后废泰半之赋，行轻徭薄赋，田租减至十五税一后改十一税一。汉文帝再减佃租，田租减至三十税一，持续12年至汉景帝时确立此政策，沿至东汉末。西汉初年还有口赋和算钱，口赋针对7～14岁儿童，每人每年20钱；算赋针对14～56岁成人，每人每年1算（120钱）。汉文帝将人头税降至每年40钱，算赋成为军费来源，另征诸侯和地方官吏献费。汉文帝、景帝减轻徭役，如将丁男每年一月更役改为每三年一次，并在公元前167年废除戍卒令，利于农业发展。

颁布劝农诏书。汉代重视农业，帝王颁布劝农诏书，涉及多方面。西汉初期政府还重视农业技术教育，培养人民重视农业的习惯。《汉书·文帝纪》中记载，诏曰：“农，天下之本也。”这是帝王诏令首次肯定农业为西汉初年首要任务。汉文帝亲自行籍田礼，皇后也种桑养蚕。在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文帝又再次下诏书：“农，天下之本也，务莫大焉。”农业发展需增人力，汉文帝诏“免官奴婢为庶人”，强调农业重要性，此思想延及后世帝王。《汉书·景帝纪》中记载：“朕亲耕，后亲桑，为天下先。”文景二帝树立勤劳耕种形象，鼓励农业。他们频发诏书，其中9道劝农，显示对农业的重视，常自省效果。相比之下，商业被忽视。政府也征调人员培训，推广先进技术工具。

马复令与贵粟政策。重农政策为西汉前期增收，主要用于对抗北匈奴。汉初对匈奴和亲并赐予钱粮，汉文帝时行“马复令”，鼓励养马以对抗匈奴。晁错提出“贵粟政策”，让人们用粮食买爵位或赎罪并将粮食运至长城沿线。这些政策助西汉经济恢复，粮食产量提高，国家粮食储备增加。

归兵于农。西汉初，刘邦为安民乐业，下诏令士兵解甲归田，按功绩赐爵，并免其徭役。此举促使士兵投身农业，以其集体之力推广先进农耕，为国家创造财富。政府并行“徒民实边”政策，引导人口从密集“狭乡”迁往宽松“宽乡”，以开垦更多土地。上述做法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抵抗外敌有益，但导致军功地主、豪强兴起，控制地方。如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庄园可组建私人武装，汉代选官制度如“辟除、征诏”等也助长了这一弊端。

兴修水利。西汉初年国力不足，难以推广灌溉技术。经文景之治至汉武帝初年，国力恢复，兴修水利成为当务之急。汉武帝时修建150公里漕渠，后又建龙首渠，元鼎年间在郑国渠基础上开凿六辅渠。水利设施修建便于灌溉，汉武帝在河西、酒泉、朔方、西河等新征服的地区用灌溉技术滋养农田。灌溉田地达10000公顷，粮食产量从每亩1石增至4石。兴修水利不仅增粮，还保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西汉初年重农抑商政策的措施

西汉初年，军功地主转变为商人囤积居奇、兼并土地，致人民破产，成为流民，影响社会稳定、劳役赋税征收，且商人僭越等级制度。为此，西汉初期实行抑商政策，主要有以下措施。

汉高祖的重税政策。西汉初年，帝王重农轻商，这与先秦贵粟思想及视商人为不稳阶层有关。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凡编户之民……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纹不如倚市门”。简单来说，西汉初年商人富而欺压百姓，汉高祖实施“贱商令”，取消高额农税，对商人重税、禁奢华、禁做官，限制其买地，旨在贬低商人地位，防止其成为封建地主。

汉惠帝时期禁止商人私人铸钱。汉惠帝与吕后执政时期基本沿袭汉高祖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史记·平淮书》中记载：“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当时实行告缗令打击骄奢工商业者。汉惠帝时之所以禁商人铸钱，是因为允许私人铸钱会增强地方势力，不利中央。禁榷制度抑制商业，促人回归农业，以重视农业。

汉武帝的抑商政策。文景之治后，经济虽复苏，但外有匈奴，内有诸侯矛盾加剧，贫富差距大。汉武帝为打击商贾，公元前113年政府收回铸币权，减少商品交换困难。《史记·酷吏列传》中记载：“武帝伐四夷，国用不足……皆平作钱数。”汉武帝对平民和商人收税，商人税更重，平民有一辆车征收1算而商人加倍，其中船过5丈者也要加倍征收，平民的总资产税是4000钱征收1算而商人是2000钱征收1算。除算缗政策外，汉武帝还颁布了告缗政策，鼓励告发隐瞒财产者。元封元年，汉武帝实施均输平准政策平抑物价，盐铁官营和酒类专营政策增加收入。这些政策打击商人，平稳物价，增加财政收入，但盐铁官营也引发民愤。

重农抑商政策对西汉的影响

重农抑商政策的积极作用。人口增加。考量封建王朝强盛与否常看人口、财富的多寡。西汉初需增加劳动人口来发展农业，是因楚汉战争后人口达低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天下初定，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大侯不过万家。”西汉初年，人口萧条，统治阶级致力于恢复人口。汉高祖重农抑商、组织军队复员、轻徭薄赋，汉文帝、汉景帝继续劝课农桑，实行三十税一，颁布劝农诏书。到汉景帝晚年出现了“户口亦息，列侯者大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的局面。再到汉武帝时期出现了“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局面。由此可见，人口显著增加。

抑制土地兼并。从汉高祖到汉景帝虽强调抑商，但只是限制商人地位，未抹杀商业活力，反而给予支持。因统治者将轻徭薄赋与抑商政策结合，而导致汉武帝初年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局面，这一点表明抑商政策还是值得肯定的。商人积累财富会导致义利关系转变、等级僭越等问题。董仲舒提出限田建议后，度田事件显示未有效控制豪强地主土地。西汉统治者通过贱商令、徒民实边、重税等政策打击商人，抑制兼并，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重农抑商政策的负面影响。滋长小农意识。商鞅变法打破井田制，确立小农经济，为封建王朝奠定基础。重农抑商政策维护封建经济，助经济恢复，但导致保守、科技停滞，阻碍商品市场发展，且阶级歧视影响商人形象。

资源争夺频繁。封建王朝初建时多行重农抑商政策以兴盛王朝。但土地有限，人口增多后，失业农民变流民，被豪强控制，威胁中央。如汉光武帝“度田”遭反抗。多次此类事件会引发战乱、改朝换代、人口减少、经济凋敝，从而又开始新的轮回。封建统治阶级未深刻意识到这点，今需以史为鉴思考“三农”问题。

官商主义盛行。官商依附性强，易受政府支持。封建社会虽抑商，但商业对国家强盛很重要，因此出现“禁榷”制度，即国家垄断商业。官商主义导致产品质量低下，如汉武帝时期盐铁专营和酒类专卖。商人角色转化，从军功地主到豪强地主再到地方势力，因统治者不懂权力下放，商人有机会左右政局。

西汉初年，统治者结合抑商、重农政策与农本、黄老思想，促进了社会经济恢复与发展，出现文景之治等盛世，但后期政策固化，抑商手段随中央集权加深而加强，从衣饰抑制到全方位打击。重农抑商政策虽缓解财政、增加人口，支持了汉武帝抗匈，但对后世也产生负面影响，如官商主义导致产品质量问题。笔者认为，应灵活运用此政策于现代经济发展，正确认识商业的地位，平衡农商。西汉初年实行此政策有必要，但如今需研究如何平衡农商，确保国民经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