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五大特性的内涵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独具特色的文明形态之一。纵观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从以下五个维度把握其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连续性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意识，在漫长演进中赋予时间维度深刻的人文意义。创新性彰显了中华文明非凡的创造力，不惧挑战、勇于革新已内化为民族性格。统一性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核心信念，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国家的精神纽带。包容性造就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恢宏格局，善于吸纳多元、兼收并蓄。和平性体现了中华文明重和合、善交流的本质属性，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价值坐标。探寻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必须立足于对上述五大特性的深刻把握，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以古鉴今、推陈出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记录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图谱。在世界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悠久绵长、博大精深，以其深厚积淀、多元一体、开放包容而著称于世。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文明研究，于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从五个维度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并强调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这彰显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准确把握中华文明五大特性的内涵，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力量、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连续性：历久弥新的文明基因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最显著的特性之一。在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中华文明历经无数挑战和磨难，却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绵延不绝、薪火相传。这种连续性一方面得益于中华民族独特而稳定的遗传基因，使得作为生命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血脉长存；另一方面，这也源于中华民族历久弥坚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认同，历代中国人都善于从纷繁变化中把握事物基因，在动态演进中追溯文明本源。

司马迁的《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恢宏气魄上下求索，力图勾勒历史的长期走向。他通过对历史的客观记述，探究人间沧桑巨变，思考天道运行规律，体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史记》开创性地建立起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将历史放入宏大的时空坐标系中审视，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以“鉴往知来”的历史智慧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他以通史体例编年，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前959年）的历史为经，衍生出许多治乱兴亡的政治利弊得失，意在为当世执政者提供借鉴。两部著作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现实的切实关怀，对未来的高度负责，彰显出中国人民特有的历史主义情怀。

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始终笃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价值伦理，将个人修养与家国情怀、天下理想紧密结合在一起。无数仁人志士致力于“经世致用”，或躬耕陇亩、教书育人，或力排众议、批评时政，或著书立说、传道授业，在方方面面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种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政治伦理指引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形成了儒雅的人格风骨和深沉的历史关怀，推动中华文明不断焕发生机。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穿越时空、绵延至今，根本在于历代中国人对自身文明持续不断地认同、反思与创新。这体现了一种既崇古又创新的历史观，一方面尊崇传统，努力在前人积累的文化遗产中汲取智慧；另一方面又不囿于成规，勇于突破陈规陋习的桎梏，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因此，中华文明的历史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前进，既有延续，又有发展。每一个时代都在致力于发掘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创新性：革故鼎新的发展动力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在漫长历程中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重要原因。纵观五千年历史长河，每一次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无不伴随着观念的更新、制度的变革、技术的革新。无数仁人志士敢于打破因袭，勇于探索创造，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

这种创新意识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丰富多样的表现。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肯定制度有因革损益的必要性，强调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发展。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主张“克己复礼”，积极倡导仁政德治，开创了儒家文化的新局面。战国时期，各种思想流派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思想解放的局面。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提出“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主张依据时代特点来制定法律制度，对后世变法图强产生了深远影响。

两汉时期，随着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东南沿海转移，“今文经学”应运而生。今文经学学者摒弃传统观念，站在现实的立场解释儒家经典，从政治、经济、哲学等角度入手，对儒学进行了一次全面改造。东汉末年，士大夫阶层日趋庸俗，政治腐败，匈奴等少数民族南下，儒家经学日渐式微。这一背景下，建安文学应时而生，创作出大量反映时代风云、憧憬和平的诗赋作品，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的先声。

宋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文人学士从传统中汲取营养，努力以文章经世，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形成了北宋古文运动的高潮。理学蓬勃兴起，以周敦颐、张载、二程为代表的北宋五子，以及南宋陆九渊、朱熹等都在理学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他们继承发展孔孟思想，调和儒道佛教义，对儒学的核心范畴进行了新的诠释，为重塑社会秩序、应对时代课题提供了思想武器。

明清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顺应时代需求，心学应运而生。王阳明等心学大家强调“知行合一”，主张在修身养性中体察民情、匡济时艰。他们用“致良知”来解释普通民众的心性，肯定了平民的主体意识，突破了程朱理学的某些局限，推动了儒学的平民化。清代中叶，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从最初的排斥抵触，到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再到严复系统翻译西学，体现了中国士大夫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三步走的心路历程。他们从盲目自大，到审慎借鉴，再到兼容并蓄，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和时代责任感。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社会危机重重、积贫积弱。为了救亡图存，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探索强国之路。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他们或发动农民起义，或倡导变法维新，或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或呼唤民主与科学，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压迫、追求进步的必然选择。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注入了新的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一系列革命实践和理论创新，推动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统一性：多元一体的凝聚力量

中华文明延续发展至今，国家统一始终是贯穿其间的核心要义。在几千年岁月里，许多朝代虽几经分合，最终仍走向统一。这不仅源于统一国家能够调动最大公约数的力量，更关键的是中华民族早已形成了超越时空的国家认同。“家国一体”的观念深深植根在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爱家与爱国融为一体，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相互交织，构建起中国社会的特有结构。这种国家统一的要求，也滋养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凝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56个民族犹如石榴籽般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谱写了多元一体的灿烂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日渐形成，个体、家庭、国家、天下认同交融一体，爱国主义始终是凝聚民族的最大公约数。这集中体现在许多仁人志士的济世情怀中，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推动“两个大局”相互促进，有效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我们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我们构建起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一系列政策的出台，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要我们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步伐。

包容性：兼收并蓄的恢宏胸襟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重要基因。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民族，始终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由此形成了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文明格局。从横向看，中华文明是在不断交流融合中成长起来的命运共同体。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周边众多民族和地区文化交相辉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文化景观。考古大家严文明将这种发展态势形象地比喻为重瓣并蒂莲花，中原文化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犹如最里层花瓣；周边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环绕核心呈放射状铺开，一圈套一圈，愈往外愈丰富多彩。这种你来我往、彼此交融的民族关系，最终使中华文明日渐成熟，愈发绚丽多姿。从纵向看，中华文明更是始终以兼容并蓄的姿态吸收外来文明的养分。无论是西汉时期的佛教传入，还是近代西学东渐，中华文明总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文明基因的优化组合，催生出独具魅力的文化新形态。正是凭借这种包容品格，塑造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独特风范，使其在世界文明的激荡碰撞中历久弥新、愈发璀璨。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共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逆流涌动，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沉渣泛起。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我们要发扬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恢宏胸襟，秉持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处世哲学，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唯有如此，才能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桥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大正能量。

和平性：互利共赢的本质属性

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主张不同文明应和谐共生、互利共赢，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种向往和平的天下情怀，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显著特质，贯穿于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

“协和万邦”“和合共生”“天下大同”，这些理念自古就深深镌刻在中国人的意识深处。中国人讲究“以和为贵”，注重“和而不同”，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应该和谐相处、合作共赢。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和”被视为宇宙的本根，是天地万物赖以生存的根本。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老子讲“道法自然”，无不体现出这种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历经劫波而愈加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和合共生的理念。一方面，对内各民族交融合流、守望相助，即便偶有征战，很快又重归于好，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对外始终坚持互利共赢、开放包容，即便域外强敌入侵，我们也能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郑和七下西洋，显示的正是中华民族海纳百川、广交朋友的胸襟。进入新时代，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们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我们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指明方向；我们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智慧力量。中国的和平发展，既是历史延续，更是时代呼唤。它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契合了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人类文明进步注入强大正能量。

探寻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必须以其五大特性为基本遵循。唯有立足历史、着眼当下、放眼未来，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才能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多年洗礼，在一次次挑战中历久弥新，愈发绚丽多姿。让我们满怀信心，在对历史的深情回望中，更加自觉地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在古为今用中开创美好未来，共同谱写中华文明新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