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阶层崛起的原因

北宋时期的士大夫阶层构成了北宋社会政治的中坚力量。土地政策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社会阶层的升降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崇文抑武国策的确立，科举制度的完善、取士人数增加、宋学的发展等为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和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条件。

士通常是指古代读书人，士人凭借知识进入政权体系成为“士大夫”“官吏”，形成我国古代的特殊群体：士大夫阶层。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宋代是“士大夫阶层之新觉醒”时期，在宋朝尤其是北宋，士大夫阶层在思想观念及社会地位上均发生显著变化，广泛参与政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文章将结合北宋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分析北宋士大夫阶层崛起的原因。

北宋经济制度和社会阶层的变化

北宋士大夫阶层的崛起，首先离不开北宋有别于他朝的经济制度。宋代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百姓可以随意进行商品买卖，这种买卖不仅体现在生活物品上，还体现在土地上，无论身份贵贱，均可进行土地买卖（如图1所示）。

土地流转速度的提高，反映到政治上便是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升降沉浮频繁，政治、经济地位极不稳定，士庶的界限基本消失，庶族地主逐渐崛起。随之而来的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当时盛行的观念是不论身份高低贵贱，均可参加科举考试，进而在上层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抱负，这便增加了下层百姓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机会。

经济制度的变换引起大众思想观念的变化，人们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层政治舞台，促进了依靠科举出仕的文人庶族地主的崛起，他们构成了北宋时期的士大夫阶层，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北宋时期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

北宋“崇文抑武”“以文治国”的国策

经济条件作为北宋时期士大夫阶层崛起的经济基础是必不可少的，而士大夫阶层崛起与北宋时期的国策也是必不可分的。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如图2所示）制定了“崇文抑武”“以文治国”的国策，以及一系列优待士大夫的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士大夫阶层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首先，“杯酒释兵权”“兴文教、抑武事”。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政权，史称北宋。鉴于五代十国时期各国兵戎相见、武将夺权的事实，公元961年，赵匡胤在一场酒宴中劝诫大臣“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隔天大臣们便告病假，释兵权。由此宋太祖收归兵权，开始重用文官，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在这一背景下，北宋逐渐形成了以文官为主的官僚体系，壮大了士大夫队伍，促进了士大夫阶层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宰相须用读书人”。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翰林学士窦仪解答太祖对“乾德”年号的疑问时，告知太祖“此必蜀物，昔伪蜀王衍有此号，当是其岁所铸也”，于是太祖叹道“宰相须用读书人”，认为文官对其治理国家更有帮助。此说法被宋代士大夫们极力渲染，借此提高了宋代士大夫的地位，促使北宋时期士大夫阶层发展壮大。

宋太祖赵匡胤在肯定文人价值的同时“欲令武将读书”，并提出“以文代武”，认为任用文官儒士能够治理好国家。宋代各位皇帝均以“好文”著称，这为北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宽松优越的政治环境。在统治者的支持和带领下，北宋朝着“文治”的方向越走越远。这样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北宋士大夫阶层的崛起。

最后，“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宋人叶梦得在其《避暑录话》中记载了关于宋太祖碑誓的真实性，王夫之在《宋论》中亦有相关记载。这都证明了碑誓的重要性，且碑誓一次又一次提高了北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地位，给予士大夫一种护身符，士大夫也因此敢于参政、议政。由此北宋士大夫阶层拥有了不同于他朝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地位与思想观念。

北宋初期“崇文抑武”的政治措施，对士大夫阶层的发展极为有利，提高了士大夫阶层的地位，促进了士大夫阶层的发展，使得北宋形成了一个以士大夫阶层为中心的文人政治局面。

北宋发展完善的科举制度

隋炀帝创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正式形成，即一种凭借考试成绩的高低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就此诞生，意味着文人将在国家政治治理中占据重要位置。科举考试创立后，士人大多投身科举，以求入仕，至此中国文官政治逐步形成。北宋时期发展完善的科举考试制度，进一步扩大了士人数量，促进了士大夫阶层的崛起与壮大。

首先，北宋科举考试科目更加完善且有增多。宋朝诸科内容更加丰富，包括经科、礼科、史科、传科、法科等科目。诸科丰富的内容，扩大了参加科举考试者的知识储备，促进了士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宋哲宗设立“宏词科”，宋徽宗改为“词学兼茂科”，统称为词科。词科即专为朝廷选拔代言人才的科目。而词科出身的文学家扩充了士大夫阶层的队伍。北宋时期丰富的科举考试形式，扩大了参加科举者的知识储备，提高了士人的能力，进而皇帝对于士大夫阶层持较为尊重的态度，这提高了士大夫阶层的地位。

其次，北宋科举考试制度增加了防止舞弊的措施。为打破当时权贵对科举考试的垄断，为底层考生提供一条比较公平的翻身之路，北宋时期制定了封弥法、誊录法、锁院制、别头试四种制度来保障考试的公平公正，增加了优秀士人晋升的机会。

欧阳修在《欧阳修全集》中记载：“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才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北宋的科举考试保证公平公正，尤其通过糊名法、誊录法等方式，更使科举考试显得“无情”。正因科举之“无情”，才为读书人提供了一条入仕的途径，增加了中举名额，壮大了士人队伍，促进了北宋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北宋科举考试场景图（如图3所示）。

最后，北宋科举考试录取人数增加。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提到“国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以策名列前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这说明北宋时期科举考试录取之广。通过整理萧源锦先生所著《状元史话》一书中的数据，现将中国历代科举中举人数（如表1所示）以及北宋时期各统治者在位期间中举人数（如表2所示）加以统计并比较。

由表可知，宋代科举取士人数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中最多；北宋时期，中举人数基本上呈现增长的趋势。

总而言之，北宋时期通过科举入仕的群体比较庞大，这些登科之士，基本上都有机会担任官僚，进入国家行政体系，促进士大夫阶层发展壮大。这一时期，以中举者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为国家的治理建言献策，积极推进一系列改革，促进了北宋社会的变革。同时，其带来的社会变革又为其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平台，进一步使其发展壮大。

宋学精神的兴起

宋学精神包括怀疑精神、独立精神、创造精神、开拓精神和内求精神等。其中独立精神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较大。独立精神突出表现在不畏政治，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由此士大夫阶层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广泛参与政治，这使得北宋时期的士大夫阶层表现出异于他朝士大夫的特征。北宋士大夫阶层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群体，还是一个政治群体，推动社会变革。在宋学精神的指导下，北宋时期的士大夫阶层积极进行改革，通过在政治上的作为，北宋士大夫阶层拥有了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加壮大。

正如柳诒徵先生所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宦寺虽为祸而亦不多，而政党政治之风，亦开于宋。”这说明宋朝形成了异于其他朝代的“士大夫阶层”，构成了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士大夫政治”。

北宋士大夫阶层的崛起，不仅表现在政治地位上，而且表现在思想观念上。

在社会地位上，在北宋“以文治国”国策与发达的科举制度的影响下，士大夫阶层队伍迅速壮大，使得其在社会中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且北宋时期士大夫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奉行“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他们积极上书言事、评判历史、参与政治，有一种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在思想观念上，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北宋时期士大夫阶层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民本思想，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极高的精神境界。北宋时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绑定在一起，凸显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在北宋时期独特的社会背景下，以文人为主体的士大夫阶层迅速发展壮大，乃至“崛起”。士大夫阶层在社会变革中贡献出了极大的力量，促进了北宋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北宋士大夫阶层的崛起离不开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宋朝能够成为我国古代经济发达、学术繁荣的朝代，与士大夫阶层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与思想特质密不可分。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