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江苏畜牧业

江苏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比较适宜畜牧业的发展。在隋唐五代时期，江苏就已经展现出了丰富的畜牧业资源，其以平原为主的地理环境为畜牧业提供了优质的养殖空间，其良好的气候条件为畜牧业提供了丰富的饲料来源，又因其地理位置优越，形成了传统的畜牧业区域格局。现主要探究该时期江苏畜牧业发展的历史背景、发展概况、养殖技术，进而讨论隋唐五代时期江苏畜牧业在我国畜牧业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及影响。

隋唐五代是大发展、大跨越的一个时期，被人所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发生在此时期，我国的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有了极大的发展。这一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和谐，都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作为封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畜牧业，也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江苏地处我国南部，向来以农耕经济为主，但在这个时期，畜牧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安史之乱”以后，大量北人南迁，其中一部分流民至江苏，他们给江苏带来了新的畜牧品种和先进的畜牧养殖技术，在经济重心开始转移和南北方文化进一步交融的同时，江苏畜牧业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畜牧业发展的历史背景

政区沿革

隋唐五代，包括隋（581—618）、唐（618—907）、五代（907—960），共380年，此时期中国从长期分裂走向统一，然后又经历了短暂的南北分裂。隋唐五代时期基本上是以道、州（府）、县这三级地方行政制度对各个区域进行管理的，这期间发生了许多行政区划的变化。隋唐时期，江苏的地理位置与现代并不完全相同。隋朝时期，江苏境内就已经包括了苏州等十一处行政区域。从晋朝开始就一直有南迁至今江苏省所处地区的北方移民，这些移民主要南迁至今天的南京等地。唐朝时期，中国设十道，江苏境内包含了河南道、淮南道和江南东道这三处。江苏自古纵跨南北，气候多变，水资源丰富，因此植被种类多，这使得江苏地区拥有适宜畜牧业发展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在我国并不多见。由于江苏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比较适宜畜牧业发展，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展现了其丰富的畜牧业资源，因其地形以平原为主，又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江苏畜牧业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格局。

社会条件

隋朝建立后，为强化中央集权，隋文帝在较大程度上调整了社会生产关系，为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保障。据《通典》记载，隋夺北周政权后，仅过了三十年，人口就增长了480万余户，可见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比较可观的。隋炀帝暴政，虽修建东都，开凿运河，创置进士科，功不可没，但是远征林邑、三征高丽、三下江都、六巡北塞，赋役繁重，滥刑酷罚，推行了一系列暴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劳役和兵役的苛重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短缺，直到唐代“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社会发展才步入正轨。唐后期土地集中、政治腐败，国破民苦是当时最显著的特征，但此时的南方社会相对比较稳定，战争较少，农村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隋朝统一之后，对南北运河进行重新疏通与连接，形成了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极大地促进了隋唐时期水路交通的发展，带动了沿河沿江地区城市经济的发展。运河沿岸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这些地区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儒学研究和儒学教育作为上层建筑，也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尽管我们在研究中并没有发现一个地方的经济发达程度与儒学发展程度之间有完全对应的正比例关系，但隋唐时期在这些发达的运河沿岸城市中的确产生了不少著名的儒学人物和重要的儒学著作，《唐书》的《儒学传》所列举的江淮地区儒生的比例也相当高。可见，儒学的发展，特别是儒学研究的学术性成果的产生，也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的。

经济背景

由于隋结束了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的动荡格局，使中原再次实现统一，人民的生活得到安定，人口数量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到了唐玄宗时期，社会经济达到了高峰，这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背景。当时的粮食满仓，公私仓廪都很殷实，男耕女织的农业生活为社会各行业发展创设了良好的条件[1]。此时期，朝廷还制定了更加科学完善的经济政策，在原有的均田制基础上，实行了租庸调制，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赋役负担。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隋朝经济的发展。隋唐五代时期，在原有的双辕犁工具基础上，通过改良升级制造出了曲辕犁，提高了农民垦荒和耕种的效率。隋朝继续实行均田制，唐朝时期更加完善，正如《魏书》中所记载的那样[2]，实施均田制有利于促进农牧业发展。

畜牧业发展概况

养牛业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向来重视农业生产。除了统治者制定的经济政策外，战争引发的人口南移也是促进江苏农业发展的原因之一。“安史之乱”使得北方经济大受摧残，百姓流离失所，被迫离开家乡来到南方，而江苏则是北方人口大量迁入之地，其给江苏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江苏农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写于江苏一带的“咏农诗”层出不穷，江苏的农业发展水平不言而喻。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畜牧业提供的动力，隋唐时期，江南牛耕普遍，农家多饲养牛，故每家有牛栏，称为牛宫。陆龟蒙《祝牛宫辞》：“冬十月，耕牛为寒，筑宫纳而皂之。”这是农业和畜牧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经典案例，常被人们津津乐道。由此可见，把传统农业与畜牧业割裂开来看待是片面的。隋唐时期，养牛业主要有漠北诸族养的黄牛、西域诸族饲养的封牛、青藏高原诸族驯养的牦牛以及其他地区饲养的耕牛，各地均会向中央王朝进贡牛群。其中唐朝的犁耕动力主要靠牛，因此朝廷对耕牛的饲养非常重视，认为“农功所切，实在耕牛”，从巩固封建政权的需求出发，唐朝政府强调要保护耕牛，禁止宰杀。唐代的养牛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从江苏地区出土的文物，如扬州发现的陶牛头等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唐朝时还建立牛籍，加强对养牛业的管理。

养马业

隋唐五代时期对养马业的重视程度不亚于中国古代其他时期。养马业主要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形式，其中官营养马业发展迅速，在官营养马业的带动作用下，私营牧马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唐代牧马地区相当广大，“安史之乱”后，吐蕃趁机占领陇右，这里的唐马消失殆尽，而后我国的牧马区被迫南移，徐州等地逐渐成为南方重要的牧马区。徐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中国历史上有多次重要战争发生于此。这里的战马一部分用于本地边防，一部分良马还会被抽归中央，以敌北寇。民间牧马业方面，由于战乱，北人南迁，迁入江苏的北人为这里的人们带来了先进的养马技术，促进了江苏民间养马业的发展。江苏私营养马业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马的数量在短时间内剧增，苏马的价格曾一路走低，可见此时期养马的数量不在少数。按唐律，马、驼、牛等大牲畜是不准私自宰杀的，欲屠宰者，还需要向官府申报获批。

养猪业

人们常说：“唐人以胖为美，固唐人喜猪肉。”“以胖为美”的说法曾经多次受到历史学者的反驳，但唐人喜吃猪肉却是事实。穷人吃不起肉，富人却大量地囤积猪肉。“诗圣”杜甫曾有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值得一提的是，江苏南部素来有“鱼米之乡”的称号，南方人多食鱼肉，但这一现象在隋唐五代时期有了一定的改变。“鸡猪鱼蒜，逢着（著）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3]可见当时吃猪肉相当平常，“去年十二月，身在霅溪上，病里贺丰登，鸡豚聊馈饷”。随着养猪业的发展，猪肉的产量也不断增多，江苏人饭桌上的猪肉越来越多。“安史之乱”后，北人南迁极大地促进了南北融合，南方人迅速融合了北方人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南迁的北人带来了先进的畜牧技术，其在促进江苏养猪业不断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改变了江苏人的饮食习惯，喜爱吃猪肉的人越来越多。隋朝养猪相当普遍，“李汾秀才者，越州上虞人也。性好幽寂，常居四明山。山下有张老庄，其家富，多养豕”[4]。可见养猪已不再只是普通农家的专属。“咸通七年，徐州萧县民家豕出溷舞，又牡豕多将邻里群豕而行，复自相噬啮。”[5]溷指猪圈，可见周边百姓家家皆养猪。这一时期养猪方式仍出自《齐民要术》，即放牧和圈养相结合。唐朝时期圈养的猪品种优良，养猪现象也十分普遍，当时还出现了养猪大户，他们不像普通农家那样仅养一至两头猪[6]。在隋唐五代时期的江苏境内，农业发展繁盛，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畜牧养殖业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畜牧养殖技术的发展。

养禽业

苏南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着十分适合水禽饲养业发展的地理条件。隋唐五代时，这里成为政治和经济中心，当地民户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大力发展鸡、鹅、鸭养殖。江南一带鸡、鹅、鸭的饲养也很普遍，到处是鸡、鹅、鸭成群的景象。唐代时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南方水田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使得南方水稻作业的用工量也有所增加，南方的水利建设也逐步超过了北方，农田开发也取得了突出成就，南方的水稻逐渐取代北方的粟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此时期，经济重心往南移，其中养禽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江南水乡民户养鹅、养鸭者众多，凡是江河湖泊均可饲养，而且江南一带利用小儿牧养鹅、鸭的现象随处可见。如苏州一带“鸭，今水乡乐岁尤多畜，家至数百只……今肥饱一鸭便生百卵，视他禽尤有息”[7]。显然这里的养鸭业已经走上了商品化道路，是农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此外，在鱼类养殖方面，其养殖规模也不断扩大，技术也得到了改良，利用水草收集鱼卵、养鱼开荒种稻、驯养水獭捕鱼、盆养观赏鱼等均是新创。这些发明创造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养羊业

“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对江苏畜牧业的影响很大：第一，给江苏引入了大量北方家畜品种；第二，促进了江苏家畜养殖技术的提高。关中及中原地区的人民也长期饲养马、牛、羊，他们拥有许多先进的马、牛、羊养殖技术，随着他们的南迁，许多先进的畜牧技术也必将被他们带入南方，如绵羊的引入就是一个典型。绵羊自唐后期随北方移民大量进入苏北的淮北地区后，经当地群众长期选育，俗称淮羊，自唐末进入江苏后迅速繁衍，成为独具特色的江苏绵羊品种。但江苏地区以饲养山羊为主，出现了“白羊成队难收拾，吃尽溪谷巨胜花”的局面[8]。唐朝时期，不仅官府大量养羊，平民百姓也普遍养羊，目前各地出土有陶羊等文物的遗址数唐代最多，唐代不仅饲养山羊，也饲养绵羊，从唐代开始江苏地区也逐步饲养绵羊了。由于唐朝与吐蕃交往甚多，西藏的蛮羊和吐蕃羊也运往内地，丰富并发展了唐代的养羊业[9]。

畜牧养殖技术

饲养与繁殖技术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各领域技术发明和革新的高产时期，在多个领域都有创造发明。农业生产工具、农田水利、大田作物栽培技术、畜牧兽医、渔业技术等领域的发明创造，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唐六典·太仆寺》卷十七中已经有关于家畜饲养饲料定额的记载，其中就包含了象、马、驼、牛、羊、蜀马、驴、骡等不同家畜的饲料种类和具体用量，其中规定的饲料就包含了大豆、盐、粟、青草、青刍、稻谷、禾和青豆等，其不仅规定了每种家畜的饲料种类，还对具体饲养用量进行了定额，可见当时的饲养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唐朝时期，官府还专门建立了家畜饲料基地，不仅使家畜饲养规范化，还带动了周边农户家畜养殖的发展，同时也保证了冬季的饲料供应。唐朝还制定了各监牧需要参照的相关制度，可见当时对官营畜牧业的组织管理工作是比较完善的。

此外，隋唐五代时期已经有十分成熟的相畜理论和相畜技术。“由外以知内”和“由粗以及精”的相马理论及其有关技术不仅强调了掌握相马的技术要领[10]，还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整体的相马技术水平。隋唐五代时期，通过对相畜理论和相畜技术的一系列研究，官府开始从境外引进优良的马匹品种，并对这些马匹进行了改良与培育，培养出了一批批健壮的优质马匹。除此之外，还引进和培育了许多优良的羊种和猪种[11]。

隋唐时期的官营畜牧业以养马为主。唐朝政府在中央设立太仆寺、驾部、尚乘局和闲厩使，在地方设立监苑，形成了严密的监牧制度。唐朝官府还制定了十分完善的马籍制度，不仅包括完备的登记马种优劣的制度，还包括相应的马印制度，即通过给马匹打上不同的印记来区别不同的马匹。这样把马的良莠区别开来，不仅是为了征调方便，还具有存优去劣的意义，同时也为良种马匹的繁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代在马匹良种繁育方面的突出成就是从西方输入大批马种进行杂交，以改良国内马种开始的，如唐初武德年间位于今新疆北部至苏联中亚细亚一带的康居国献马四千匹。从各地出土的唐三彩陶马的健壮优美的型态中亦可看到唐代良马的具体形象，它应是良马的真实写照，而不仅仅是陶塑工人的艺术镑张[12]。可见这一时期的马籍制度和马印制度更加完备，其为良种马匹的繁育奠定了基础。

在饲养管理方面，隋唐时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唐代张说在《陇右群牧颂德碑序文》中提到春分时节出牧，秋分时节收牧，烧野和清除马厩，以及用泉水清洁牲畜的身体，给牲畜喂养精美的草料，在夏天搭建凉爽的草棚，在冬天布置温暖的遮蔽处，调教小牲畜，驾驭大牲畜，定期为其修整毛发，通过鞭子等工具控制和驯养它们[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