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能臣刘统勋

刘统勋（1700—1773），字延清，号尔顿，山东诸城人。其为康熙朝的举人，雍正朝的进士，在乾隆朝开始崛起，历任多职，官至大学士。世谓“大学士非兼军机处，不得为真宰相”，而刘统勋在乾隆十七年（1752）入值军机，乾隆二十六年（1761）任东阁大学士，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成为首位汉人领班军机大臣，参与朝中重要决策，深得乾隆皇帝信任，是名副其实的“真宰相”。刘统勋深扎官场多年，深谙为官之道，在治水方面更有其独特见解，是一位治水名臣。刘统勋在刑部任职多年，刑部由此端正了风气。他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操劳猝逝，被追授太傅，谥号“文正”，得到了臣工身后可以得到的最高谥号，也是乾隆朝六十年里唯一获此殊荣的大臣。乾隆帝在他死后给予高度评价，“朕失一肱骨”“如统勋乃不愧为真宰相，汝等宜法效之”。

政绩作为

西域图志与四库全书

为巩固边防，有效管辖边疆，加强对边疆的管理与了解，以及弥补边疆缺少志乘的遗憾，乾隆帝决定修著一部官方志书。乾隆二十一年（1756），“自军营至伊犁，以抵哈萨克，率汉唐来匈奴西域地。其山川部落，前史类多舛误。盖外藩本无载籍，史官无所征信，又未尝亲履其地，惟藉传闻，而方言口授，轻重缓急间，语音顿异，况复时代迁移，益难追考”。以前因边疆战乱频繁，无暇顾及。“今已擒贼奏功，刘统勋在军中无所职掌，当专办此事。著传谕刘统勋会同何国宗前往。所有山川地名，按其疆域方隅，考古验今，汇为一集。咨询睹记，得自身所亲历，自非沿袭故纸者可比，数千年来疑误，悉为是正，良称快事，必当成于此时，亦千载会也。”《皇舆西域图志》共五十二卷，全书包括关于对西北用兵的御制诗文，新疆的自然地理、民族风情、军政经济等。刘统勋与测绘队踏遍天山以北地区获取的大量实地测绘资料，皆被采用于《皇舆西域图志》中。《皇舆西域图志》成为后来新疆地图的蓝本。

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乾隆帝认为“现在办理《四库全书》，卷册浩繁，必须多派大臣，董司其事”，于是降旨“刘统勋、刘纶、于敏中、福隆安等人俱著为正总裁”。此后刘统勋上疏：“纂辑四库全书，卷帙浩博，必须斟酌综核，方免挂漏参差。请将现充纂修纪盷、提调陆锡熊作为总办，增加纂修与考订人员，更资集思广益之用。”刘统勋举荐了《四库全书》的主要编撰者纪昀与陆锡熊，为《四库全书》的编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治水能臣

乾隆元年（1736）十月，内阁学士刘统勋随大学士嵇曾筠赴浙江学习海塘工程及治水之法，为后来治水积累了经验。乾隆十一年（1746）三月，刘统勋被任命为漕运总督。刘统勋走马上任之后，亲临河道勘察河势，查看水工，开启了督修河道、治理水患之路。乾隆十三年（1748），运河涨水，以致黄河下游出现灾情。刘统勋与大学士高斌奉命巡查山东的赈灾情况，并勘察河道。针对此次灾情，高斌以及刘统勋提出应修整六处：“一、德州哨马营之滚水坝，宜酌减落低，以消漳、卫盛涨。二、海丰县之马颊河入海处，宜疏导沙淤，以消分流水势。三、聊城县之徒骇河减水坝东，宜开挖淤塞，以消汶水北流盛涨。四、东平州之戴村，三坝由身高下不一宜将玲珑、乱石、二坝，酌减落低。五、济宁州泗水下流之董家口，已成河形，宜顺入迤东之白马河。六、沂州府属之江枫口系沂河顶冲之处。”降低德州哨马营和东平戴村两处堤坝的高度，提升沂州江枫口两处堤坝的高度，拦截河水，防止溃坝和水灾。疏导聊城人工开挖以引导黄河水的支渠——引河，将运河洪水通过引河分流注入大海。分流洪水、加固关键地方的堤防，不仅化险为夷，而且减轻了山东的灾情。这次治水展示出了刘统勋的治水能力和智慧。

乾隆二十六年（1761）七月，黄河在河南祥符县、山东曹县等多地出现决口，共漫决二十六处之多。朝廷著大学士刘统勋、协办大学士公兆惠督率查办，及时堵筑漫口。杨桥决口夺溜直趋尉氏县之贾鲁河，十分之七经由惠济河，十分之三均入淮汇湖。杨桥夺溜后，下游断流，危害最大。刘统勋等人认为应该于上游原河身内先挑引河一道，分减缺口水势。开挖引河掣挽大溜以杀水势之法与乾隆帝不谋而合。八月刘统勋上奏，开放引河，形势已成。乾隆帝赞曰：“看来此次刘统勋等所办杨桥工程，较之从前张家马路漫工，竣事更为迅速，可见大工之集，全在董理得人，则事半功倍，非必帑费工多。”在此次治水中，刘统勋勤勤恳恳，实心任事。“及闻刘文正临工执事，人员休惕不安，盖公之威望足以慑其气，清声足以服其心矣。及公至法令严明，人不敢逾其期，料物源源毕集，将弃战兢从事，而公于疑难时必以身先每下一绿，亲立塌头，旁观莫不震动而公处之泰然怡然，是以万夫勤办，兵将用命，趋事如将不及，进啼傈傈畏惧，惟恐或失。”杨桥漫工于十一月初一日己时合龙，河流顺轨，筑大堤二百七丈。乾隆帝龙颜大悦，于工所建立河神专祠，岁时祭享，并称赞刘统勋等人董率有方，工程迅速，酌量赏赉，以示鼓励。

刑部办案

乾隆元年（1736）至乾隆六年（1741），刘统勋任刑部侍郎。乾隆十五年（1750）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刘统勋任刑部尚书。深扎刑部多年，刘统勋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并且署理过陕甘总督，对基层有一定的了解。刘统勋在任期间不仅多次出差治水，还多次出差办案。腐败一直是困扰清代河防的重要问题。河防中的腐败尤其表现在工程方面。每遇河道决口，要花费大量的银子，但是收效甚微。乾隆曾说：“外省工程办事，概多迁就虚浮，河工尤甚。”乾隆十八年（1753），高斌上疏：“洪泽湖泛溢，邵伯运河两闸冲决，铜山等邑被淹颇宽，高邮、宝应、兴化诸县被淹浸，车逻坝过水至四尺有余，而下游被水必重，田庐必有灾伤。”而布政使学习河务富勒赫奏：“臣奉命查勘萧砀一厅及外河、山安两厅，始知各厅将岁修抢修钱粮，任意亏空，以致工料无措，应请敕令高斌、张师载、逐一核实清理并亏空误工各员，严参治罪。”乾隆帝署尚书策楞、尚书刘统勋命往江南，会同高斌查办事件。经过深入调查，策楞与刘统勋等人疏发：“外河同知陈克浚、海防同知王德宣亏缺皆至二三万。通判周冕，应办物料，全无贮备，以致二闸被冲。”乾隆帝认为高斌和张师载毫无觉察，平时捏饰徇纵，置之不问，将其二人革职，留工效力赎罪。其余侵帑各员，俱著革职查问。至九月，又发生黄河在铜山县张家路决口，冲开缕堤越堤一百四十余丈的险情。乾隆帝认为当时秋汛已过，何致冲决河堤，其中必有情弊，命策楞与刘统勋彻查此事。经过调查后，策楞与刘统勋等人奏称：“铜山县堤工溃决，概因同知李焞、守备张宾共同侵吞工帑，且七月就有迹象二人并未及时分报，直至堤头坍卸，始行具报，以致漫溢。”乾隆帝震怒，将李焞、张宾二人正法，高斌、张师载二人绑赴行刑处所，令其目睹李焞、张宾行刑，再行宣示恩旨释放。为应对河务中的腐败，乾隆十九年（1754）正月，刘统勋奏请，河工衙门办公项银应立章程永杜浮滥。河工一切公项之用每年约共银三万余两至五六万两不等，乾隆五年（1740），前河臣高斌奏明造册送部修案，凡有动用自应遵照达部册内议定章程核实办理。刘统勋等人查河臣堪工盘费修理等项，每项需银数百辆至千余两不等，执事银二三百两不等，计其需用最多之年约不过六千二三百两而止。乾隆十一年（1746）以后至十八年（1753），用至一万二千余两至两万五千余两，较从前达部数目每年多用五七千两至一万九千余两不等，以致将本款用尽，又将存库水利余平银五万七百余两用讫无存。而工纵有次数多寡之不一，修理虽有大、小、修、拆、造之不同，但不应年多一年，毫无限制。河库道每年有修理天平衙属等银300余两至400余两不等，自乾隆十四年（1749）以后用至900余两，较前多用银百四百余两。刘统勋等人认为此项银两虽属公项，岂容任意浮糜。办公之项必须立定章程方可永杜浮滥。于是向乾隆帝提出：“江南河工经费，其有定款定数者，仍应照数支销，其有定款而无定数者，以乾隆五年报部之数为准，除现在协办河臣二人，各分给五百两以资公用外，其河臣勘工盘费及修理廨舍工食犒赏等项，准其动支银五千两，按月支给。河库道修理天平库署等项，准其动支银五百两，均听各该处自行通融办理。其无定款定数者，照耗羡章程，遇有动用之处，令河臣奏明办理。”对河工经费做出一定的限制，可以减轻其给国家财政带来的压力，防止河工侵吞河帑，在抑制河务腐败方面有一定效果。

乾隆三十年（1765），刘统勋奉命以大学士身份管理刑部事务，地位在堂官之上，掌管着部内的政务以及人事权。刘统勋管部的时间很长，且影响极大，具体表现在对刑部的规章制度以及刑部风气的影响方面。乾隆三十七年（1772），刘统勋等人对各司秋审略节的拟写进行了程序化的规范，拟定十八则，称为《摘叙略节条款》。此举使秋审册更加统一、简明、清晰，可以避免遗漏关键信息。刑部差事清苦且艰巨，刑部官员能做到操守清廉实为不易。而刑部从乾隆中期刘统勋担任管部大学士起，就树立了重官箴、励操守的风气，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晚清。

肱股之臣

位极人臣

清朝皇帝用人行政惯有“首崇满洲”的原则，首席军机大臣深受皇帝器重，在实权方面超越了领班大学士一职。因此，首席军机大臣的选任最能反映出皇帝的用人方针和对大臣的倚重倾向。而领班军机大臣通常由满人担任，汉人作为领班军机大臣在乾隆六十年中只占了八年。张廷玉在雍正四年（1726）被授为文渊阁大学士，后来更是帮助雍正帝筹划建立军机处，但这并没有让他在军机处赢得领先位置，领班军机大臣大多仍是由满人接任。从雍正十一年（1733）开始，领班军机大臣先后由鄂尔泰、讷亲、傅恒担任。而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由于刘统勋资历较深并且威望较高，成为乾隆时期的首位汉领班军机大臣。

皇帝信任

清朝在科举考试中实行回避制度，其中包括亲族回避、地区回避以及工作关系回避。顺治十五年（1658），“凡乡、会试考官、同考官、监临、知贡举、监试、提调之子及宗族应试者，系同宗者照例回避，同姓而非同宗则不必回避”。在乾隆时期，亲族回避的范围扩大，开始扩展到翁婿、甥舅等有服之姻亲。与考官同族者，无论五福以内还是五福以外，一律回避。乾隆二十六年（1761），御史眭朝栋有意沽名，取悦于众，上奏乾隆帝：“主考及内外帘官，子弟亲族，向有回避之例，查乡试入闱之大臣官员，其子弟亲族，多有本籍可归，不难早为之地。惟会试四方云集，数千里外，翘首观光。本年恭遇皇太后万寿恩科会试士子倍加踊跃，请将应行回避之卷，一体收试，特派大臣秉公校阅，其确系可录者，酌拟进呈请旨。”眭朝栋或想在士子中得到一些名望，或想迎合上级，向皇帝奏请允许应回避士子的试卷参加批示校阅。乾隆帝命知贡举熊学鹏查明应行回避士子，其中就有总裁刘统勋之胞弟胞侄二人，于敏中之堂侄一人。乾隆帝认为：“刘统勋、于敏中，既系军机大臣。而眭朝栋，现系军机处行走之员。此次刘统勋、于敏中二人不令随驾，外间已揣其与典试事。而军机处之人，固不待言矣。况朕向刘统勋等曾面谕及之，眭朝栋岂有不知之理。则其所奏，显属迎合上官……眭朝栋，革职不足蔽其辜，著拏交刑部治罪。刘统勋、于敏中之授意与否，姑不深究。”乾隆帝认为这是眭朝栋迎奉刘统勋，并不是刘统勋等人授意的，没有追究刘统勋的责任，而是将眭朝栋革职，可见乾隆帝对刘统勋的信任与赏识。

乾隆帝对刘统勋的信任还可以体现在乾隆多次出巡时都让刘统勋留京办事。皇帝出巡，肯定要将信任的大臣留在京城处理事务。刘统勋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成为大学士后多次在乾隆帝出巡时被留京办事。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帝四巡江浙，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十年（1765）、三十二年（1767）、三十三年（1768）、三十四年（1769）、三十五年（1770）、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巡幸木兰，乾隆三十七年（1772）、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幸避暑山庄，均命刘统勋留京办事，可见其备受重用。

操劳猝逝

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一月，刘统勋赴紫禁城早朝，行至东华门外时，忽婴痰疾，乾隆帝听说后赶忙派御前大臣福隆安携药赶往救治，但刘统勋已经故去。乾隆帝深感震惊并哀悼，随后大为褒奖：“大学士刘统勋老成练达，品行端方，实为国家得力大臣。著加恩晋赠太傅，入祀贤良祠。朕即日亲临奠醊。并赏内库银二千两，经理丧事。”子孙更是受其荫庇，“原任大学士刘统勋，宣力年久，每用轸怀。其子刘墉学问尚优，人亦似有出息，兹服阕来京，著以内阁学士用”。“原任大学士刘统勋之孙刘镮之，现应顺天乡试。未能中试，著加恩赏给举人，一体会试。”乾隆四十二三年间（1777—1778），乾隆帝写了《怀旧》诗，其中包括《五阁臣》五首，选了在他心中最有作为的五位臣子来纪念，其中包括张廷玉、鄂尔泰、傅恒、来保、刘统勋。《怀旧诗》称刘统勋“遇事既神敏，秉性原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乾隆帝说：“汉大学士之足资倚任者，张廷玉而后，有刘统勋。”就汉大学士而论，乾隆朝不下数十人，刘统勋无疑是最受乾隆青睐者。

刘统勋在任50余年中，恪守本职、勤勤恳恳、清正廉洁，深得乾隆帝信任。在任左都御史期间，因其直言敢谏，在乾隆帝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治理水患三十余年，参与修撰《西域图志》，惩治贪官污吏，为国家挽回损失。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成为乾隆朝首位汉人领班军机大臣。虽然位极人臣，但仍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为乾隆朝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不愧为“真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