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市堌堆文化探源

菏泽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它东南与江苏、安徽两省接壤，南、西、北均与河南省毗连，东与济宁市为邻，地理上处于中原文化圈、齐鲁文化圈和黄河文化带，即“两圈一带”的交汇地带。南北长157千米，东西宽约140千米，市域面积达12239平方公里，在这个广袤无垠的大平原上，存在着186个高矮不等、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堌堆”。那么这些“堌堆”是怎么形成的？它们的内涵又是什么？人们说法不一。笔者作为文物工作者，愿从所掌握的考古资料入手，并借鉴有关文献典籍、地方志书和发表的期刊杂志，解开菏泽“堌堆”的面纱，显有不自量力之嫌，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堌堆”的来历

“菏泽”两字最早由《书·禹贡》记载，“导菏泽，被孟潴”其意表明菏泽古时由济水汇入，再从菏水导出，是联通菏水与古济水、古泗水两大水系的天然湖泊。新石器时代，菏泽地域为古黄河、济水冲击平原，土质松软，地势平坦肥沃，其上有大野泽、菏泽、雷夏泽等丰富的水域资源，此外还有古济水、灉水、沮水等河流流经，丰沃的水源吸引了大批史前人民在此居住生活。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在距今大约七千年前，河流两岸以及沼泽带附近开始出现人们定居生活，也因此留下了一个个高大的土丘，即“堌堆”。除去当时菏泽地区多沼泽、多土岗等易于生存的古地理环境，这里先民聚集并形成高大的堌堆，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即古黄河主流多次改道，每逢汛期河水泛滥淹没低处居址。

据历史文献和地方志书记载，自公元前602年黄河决口算起，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两千多年间，黄河下游较大的改道约26次之多，仅在境内和危及境内的大小决溢、改道达70余次，特别是在宋、金、元时期，因连年战乱，黄河得不到治理，决溢极为频繁，河道甚是纷乱，往往数道并行。这一现象的改善源于明朝万历年间，潘季训在治理黄河时把从金元以来的黄河旁支悉数尽断，固定了黄河东出徐州，由泗水入淮的故道，在菏泽部分为流经单县及曹县南部一线。清咸丰五年，黄河又经历了一次决口改道，出河南铜瓦厢后改向东北方，其支流纷繁，旁流分支直到1875年才形成今日之固定河道，在菏泽自西向东流分别流经东明县、牡丹区、鄄城县、郓城县。

自古以来黄河改道甚是频繁，河道更是多道并行，因此菏泽成为了受黄河危害最大的地区之一。勘文献可见“至正中受害尤甚，济宁、曹、郓间，淹没千余里”，金、元时期，黄河决溢危及菏泽者达十之六七。到明代济水河道时常被黄河所侵，正如顾一柔在《山居赘论》中所述“大河之流自孟津向东，由北道以趋于海，则澶、滑其必出之道;由南道以趋于海，则曹、单其必经之地。（中略）要以北不出漳、卫，南不出长、淮，中间数千里，皆其纵横糜烂之区矣。”同时，黄河历经上游后向下夹带大量泥沙，在下游不断淤积形成平原。在文献中见于“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明李协亦有“观黄河者，须知孟津——天津——淮阳三角形，直可以三角洲视之。（中略）则此三角洲面积中，俱黄、淮诸流淤积而成也。其所以淤积如是之广者，迁徙之功也”。岑仲勉就此进行考证，古黄河下游活动范围应似扇形，其上端从河南孟津县东部向北延伸向黄河入海口，其下端从孟津县东部向南延伸至淮、泗入海。由此可知，虽然黄河历经多次改道变迁，但自古以来菏泽均处在扇形三角洲之中。

古黄河下游淤积平原土壤肥沃、土质疏松，适于耕种生存，但同时它未设堤防且多水患，河道漫无边际地变换，洪水来临之时河水奔腾无羁，对原始居民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遑论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们防御力低下，为了在此生存，不得不展开与洪水灾害旷日持久的对抗斗争。每当洪水来临之际，人们离开低洼的旧居，迁移到高处;洪水退去后再回到旧址上重建新的家园。经过一次次河道变迁、汛期肆漫等洪水灾害，人们逐步掌握了将居住面抬高可以避免水患侵袭的简易技巧。于是在与黄河对抗的千百年间，生活居住面不断抬高，逐渐形成了这些兀立于地面，状如土丘的“堌堆”遗址。它们的形成就像今天菏泽市东明县黄河滩区的“村台”一样，当黄河洪水来临，人们从滩区居住的地方搬到堤外，洪水退去，人们又回到原址重建家园，一次次循回往复，日久天长，逐渐加高，形成了一个个“村台”。

堌堆的性质、内涵与废弃

菏泽市的堌堆遗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大型墓葬，第二类是会盟筑成的土台，第三类是古代人们的聚落遗存。前两类封土一般都是从其他地方运来，土质较纯。为进一步使用，普遍经人工夯实，夯层清晰可辨，夯窝排列有序，直径6～12厘米，可见有棍夯和金属夯两种形式。第三类封土为就近土，除房基之外一般不经过夯打，土质较杂，节理性较差，由于地层中混杂有大量陶片、石器、骨器、蚌器、动物骨骼等遗物，微生物分解土色多呈黑色或黑灰色。正如《史记》所述“其土黑坟”，孔安国也在《集解》中表述“色黑而坟起”。

根据正式考古发掘及12处在1976年试掘的堌堆遗址资料来看，菏泽的堌堆遗址上常见灰坑和房基等遗迹。对每一处遗迹进行仔细分型，可见灰坑有圆形、椭圆形、袋形、不规则形等，房基可分为圆形、方形、方形圆角等。从灰坑和房基组合出现的情况判断，这类堌堆属于居住遗址。以安邱堌堆遗址为例，1976年山东省博物馆在对其进行发掘时发现，堌堆东部存有龙山文化时代的房基遗址，从叠压打破关系看，圆形房基居于最下层，时代最早;其次是中间层的方形圆角房基;时代最晚的是方形房基，位于上层，时代早晚展现出了房基的继承关系。此外，在安邱堌堆遗址的东北部断面裸露处，发现有许多层厚约8厘米的居住面相互叠压。从成分上分析，此处的居住面包含黄沙层和烧土面两部分，当时的人们习惯将草和泥土搅拌后涂抹在黄沙层上，经火烧成较为硬实的地面用于居住。居址型堌堆还可见于莘冢集遗址，在1979年试掘时发现堌堆上有龙山文化灰坑7个，龙山文化的下层可见部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生活遗存，由此可见此地文化更替情况。

一般来说，菏泽的堌堆延用时间普遍较长，其上能采集到的遗物最早可追溯到大汶口文化时期，部分堌堆遗址甚至存有大汶口、龙山、岳石、早商、晚商、西周等各个连续时代的遗物。根据菏泽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市域范围内约有95%以上的堌堆遗址经历了两个甚至两个以上文化时期，时代最早的一批从大汶口文化时期开始使用，还有部分是从龙山文化时期开始堆积。这些堆积形成时间早，再经长时间使用，文化层堆积逐次增高，形成了一个个高大的居住遗址，也就是现在看到的堌堆。

在历史的进程中生产力不断发展，人们治理黄河能力的不断提升，人口得到繁衍，为了更好地生活生产，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由高处移到平地居住，堌堆遗址渐次废弃。从历史文献上看，《书·禹贡》记载“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汉书·地理志》释为“降，下也。言此地宜桑，先时人从避水皆上丘陵，今水患除，得以桑织，故皆下丘，居平地也”;《史记》有云“桑土既蚕，于是民得下丘居土”;《集解》亦曰“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蚕”。因此，菏泽市的“堌堆”废弃的时间虽没有确切史籍记载，但约在春秋、战国时代是可信的，这与文物普查、发掘的实际情况是一致的。

两汉时期，居住遗址类堌堆在废弃使用之后，成为了理想的埋葬地。根据考古调查资料显示，菏泽市186处堌堆遗址中有148处堌堆遗址上发现有两汉时期墓葬。到了南北朝时期，堌堆的用途再次发生改变，人们开始在堌堆之上建造寺庙。这一变化可从文物工作者在对鄄城县亿城寺遗址开展考古调查时，所得三块北齐佛教造像碑得以证实。除此以外，出土于亿城寺遗址以南250米处的北魏佛教造像碑亦可说明，早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已在菏泽广泛传播。堌堆遗址由于地势较高，成为寺庙建筑基址的首选之处，逮至明、清更为普遍。受其影响，不少堌堆遗址在命名时直接取用其上建造的寺庙名，如安邱堌堆遗址并不称“曹楼堌堆遗址”，而取其上建造的安邱寺为名;巨野县的玉皇庙堌堆遗址也是如此，其名来于遗址之上建造的玉皇庙。

现就菏泽市典型的堌堆遗址简介如下：

安邱堌堆遗址：位于菏泽市经济开发区佃户屯街道办事处曹楼行政村东南方向约100米处，距离主城区12公里，堌堆东、南、北三面均为耕地，西临道路。现存堌堆呈椭圆形，高出地表约3米，四壁陡直，断壁处暴露文化层，可见红烧土块。经钻探得知，文化层厚约5米，土色呈深灰色，土质紧密。

堌堆遗址文化内涵丰富，从采集的陶器标本看，当属新石器时代，年代跨越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早商四个文化时期。其中以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最为丰富。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典型遗物以红陶为主，质地兼有泥质和夹砂;器型有钵、鼎。龙山文化时期陶器质地以灰陶、黑皮陶、褐陶为主，多为泥质，夹砂偏少;常见器型以中口罐为主，另有深腹盆形分裆甗、敞口大平底盆、小平底碗、小口高领广肩瓮、浅盘弧腹高细圈足豆等;从用途来看，炊器中缺少鬲器;陶器以素面为主，此外可见纹饰有方格纹、绳纹、篮纹和附加堆纹等，其中罐多饰方格纹，甗多饰绳纹、瓮多饰篮纹;生产工具有蚌刀、蚌镰等蚌器，常见的为长方形穿孔和弯背曲刃两类。岳石文化时期陶器质地以粗夹砂陶为主，胎壁较厚重，器形不规整;因火候较低，陶器颜色不匀者多见，且多呈红褐色;常见器形和龙山文化相似以中口罐为主，另有盆、豆、榫口尊、蘑菇形器盖等，盆根据腹部形制可分为斜腹、鼓腹和双腹;豆分为盘形、碗形;陶器多素面磨光，罐、豆、器盖等器物上多饰有凸棱、旋纹，可见方格纹较龙山时期明显减少，未发现彩绘陶器;从用途看，生产工具仍未见陶器，以半月形双孔石刀为主。

安邱堌堆遗址的考古工作从1969年试掘开始，此后又进行了一次试掘和一次考古发掘，经多次考古调查积累了大量考古资料，揭露了12座房基、4个灰坑、3条灰沟和一座窑址，可见此处为布局严谨、兼具生产生活条件的聚落遗址。更为重要的是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当地岳石文化的存在。这在鲁西南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上填补了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缺环，完善了苏、鲁、豫、皖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内涵，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提供了科学的证据。2001年6月，国务院公布安邱堌堆遗址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官堌堆遗址：位于菏泽市定陶区政府驻地西北方向约6.3千米，仿山乡姜楼村南400米。遗址高约8米，呈覆锅状，南北长82米，东西宽80米，堌堆总面积约6560平方米。由于近年来村民取土垫地，使遗址受到严重的破坏。遗址东部的断层面暴露出文化层，经调查分析可见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四个时代的文化遗物，地表采集可见汉代遗物。经勘探得知文化层厚约10米，其表层土色呈黄褐色，土质紧密，表层厚50～80厘米;表层之下土色呈灰黑色，土质疏松，包含有烧土面、灰坑、灰层、蚌壳坑等遗迹，为文化层。在官堌堆遗址上采集到的标本有商代泥质灰陶陶罐残片、夹砂灰陶陶鬲口沿残片，汉代的泥质灰陶素面陶罐残片、陶豆残片;野生动物的骨骼和牙齿;石器有石刀、石斧、石镰;骨蚌器有骨针、贝壳等。

官堌堆遗址时代跨度大，包含文物丰富，属于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1992年6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莘冢集遗址：距离菏泽市曹县县城约10公里，位于青菏街道办事处莘冢集村西北部。遗址东边沿为寨墙，南距白花河约200米，西北角有一坑塘，西部被压在居民区之面，中部有一东西向的曹莘公路，路的两侧较洼，破坏严重。遗址现存南北两个土丘，南丘较低，仅略高于四周地面，莘冢集中学坐落于南丘之上;北丘高出地表2米，保存较好，呈缓坡状。经考古勘探得知，遗址南北长168米，东西长192米，面积约4万平方米，土色多呈灰褐色，文化层厚度达5米。

莘冢集遗址经历了1976年、1979年的两次试掘。考古工作人员在遗址南丘最高点上发掘了1个探方和2条探沟，揭露遗址面积约55平方米，清理灰坑7个，出土大量陶器残片，经修复，复原大汶口、龙山、岳石、商、周四个时代的陶器十余件，可见器型有缸、碗、盆、瓮、豆、杯、甗、鬶、鼎、盖等。

经考古发掘可见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文化层，其中龙山文化层最厚，出土遗物最为丰富。从陶器标本看，大汶口文化时期以泥质、夹砂为主，红陶、灰陶均有;常见器型有钵、折腹盆、鼎足等。龙山文化出土陶器数量较多，质地上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夹蚌沫陶次之;陶色上以灰陶为主，红陶在这时期逐渐减少，兼有一小部分黑陶、夹心陶;陶器以素面为主，纹饰可见有方格纹、篮纹、绳纹、锥刺纹、附加堆纹、弦纹等，部分器型表面磨光或施黑陶衣。岳石文化遗物较少，可见器型以红陶为主，有夹砂缸、泥质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