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100年没见，今年正好16万公里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00年前的今天，孙中山先生因肝癌在北京去世，留下一腔遗憾，和百年哀思。

作为一位转型时期的复杂政治人物，他的政治理想和革命行动，在后世被反复研究。也许因为立场、动机和眼界，人们会在同一件事情上找到不同的评论角度，但对他了解愈多的人，抱有的理解、共情与尊敬便愈发深沉。

他是基辛格所说的那种人——由他所处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所塑造，然后又成为战后本国社会乃至国际秩序演变的建筑师。

按照基辛格对领导人的分类，孙中山属于先知型的政治家，看待现有的机构制度不是考虑可能做到什么，而是考虑为了未来的愿景必须做什么。他们的目标是超越现状，而非管理现状，他们一心追求自己的目标，不惜推翻现有秩序。

孙中山自己也有着类似的分类法。他说，人分三类，一类为领袖、发明家，第二类是追随者，第三类是“竭力乐成”的实行家，而他自己属于第一类。

的确，他在他那个时代，发明一个理想的中国。

边缘地带

孙中山出生的广东香山县，现在叫中山市，在广州、澳门、香港构成的三角形之中，距这几个在近代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地方都很近。自1757年乾隆关闭上海、宁波、福州三大海关，只留广州一口通商，直到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广州都是与西方贸易的唯一重要港口。

在孙中山成长的十九世纪下半叶，珠三角或许是中国最“全球化”的地方，商品和人口都已进入了世界市场。这一时期，这里有十数万的人去美洲做苦力，村中人去附近的澳门和广州做工，也很普遍。据孙中山的说法，出去的人挣钱不易，要攒10年的钱才能娶妻，而后，10年生子、10年建房，晚年才能过上点好日子。

即使这样，或许也强于务农，后者是更无出路的。孙中山的爸爸务农时，是村里最贫苦的那一类。

就是在这里，珠三角的香山，一个远离北京，在政治权力位置中不靠近中心，在本国经济循环中重要性也有限的地方，却因为初步地进入了世界，反而使孙中山和他的同乡们接受了新的可能性。

和孙中山一样来自香山的容闳，得到外国人的资助赴美留学，1854年毕业于耶鲁，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也是中国获得美国大学学位第一人。

孙中山呢，他的两个叔叔，去了加利福尼亚淘金，都不幸去世，他的哥哥孙眉，在夏威夷做生意。投奔哥哥的孙中山，早年在夏威夷的教会学校里上学，毕业时英文成绩出众；后来被哥哥赶回国，辗转香港—广州—香港，学习了医学等现代科目，他的整个教育经历中，传统的经史教育已很少。

开了眼界、学了新知，孙中山再回村里已格格不入。他两次回到家乡，都留下了毁坏村里神像的“不良记录”，讨厌他的村民叫他“小番鬼”。这种“坏名声”，延续到他的革命年代，包括但不限于：“反清四大寇”，“江湖大盗”（吴稚晖），“不学无术的土匪”（章炳麟）。

这个有点破坏性，又天生对政治感兴趣的小个子，是什么时候开始有革命想法的呢？

可能是从他的亦师亦友的太平军老兵那里听闻关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事迹的时候；又或是他在香港取得了医学学位，毕业文凭却不被香港医学总会承认，在香港和澳门两地行医受限，被迫回到广州开药房的时候；更可能是为给国家建言献策，不惜放弃自己的药房生意，花了数周写万字长文，奔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却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那时的李鸿章正忙于处理朝鲜和日本之间的争端，清朝也很快对日宣战了。

对他来说，只要还是清廷现有的统治者，一切真正的改革就很难展开。朝廷将自己的利益包装为国家的利益，对掌权者，吾即朝廷，朝廷即国家，国家即社会。

总之，在危机感和使命意识下，青年孙中山广泛地积累自己的知识，在夏威夷和香港，他知道了华盛顿、卢梭、林肯，后来在英国，据跟踪他的侦探报告，他的大部分时间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阅览室度过，可能读了马克思、穆勒、孟德斯鸠，还和一些俄国政治流亡者接触。

人的头脑里没有围墙。那些对孙中山有吸引力的知识，被迅速地吸收，并运用到对国家的糟糕现状的分析中。

在1894年给李鸿章的建言书中，他说自己探究“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不急于在这四点上用力，只盯着坚船利炮，是“舍本而图末”。

这种认识已很深刻，但并非孙中山首创。郑观应1892出版的《盛世危言》里，也有和孙中山一样的说法：“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使人尽其才，地尽其用，物畅其流”。

《盛世危言》传播很广，它的众多读者中，也包括青年毛泽东。

更早的1843年，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晚清名臣徐继畬写了《瀛环志略》，对西方的制度介绍了很多，且称赞不已，说美国实行选举制度，“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志”。

这很有代表性。最后一代晚清重臣和思想家，在战争失败的刺激下，掀起向西方学习高潮，但他们的想象力，缺乏世界性，他们的动力，是因为西方最接近儒家理想。

在羡慕的想象或观察中，士大夫从西方看到了一个美好而遥远的三代，而当下的王朝，却被严酷专制的秦制所败坏，他们要学习的西方，是复兴孔孟的理想论据，至于西方的议会，最早被翻译为乡绅房，也被看作符合儒家理想的好东西，求之不得。

但到了新一代的孙中山，比之徐继畬、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晚清大员，他的底色已经变了，对儒家没有感情包袱，在政治版图里没有位置，从现状里，也看不到任何希望。

必须革命

清政府没指望了吗，为什么必须革命？

孙中山不用自我说服。1911年，伦敦，在与当地《滨海杂志》记者的谈话中，他说：“使我们受苦的主要祸根是愚昧。不让我们知道发生的任何情况，更不必说参加政府了。”

对他来说，只要还是清廷现有的统治者，一切真正的改革就很难展开。朝廷将自己的利益包装为国家的利益，对掌权者，吾即朝廷，朝廷即国家，国家即社会。这不是一个公平而开放的制度结构，它是封闭的，肮脏晦暗。

但孙中山是少数，多的是惯于忍耐者、随波逐流者、钝于世事者，如果不去争取和说服，革命家不会自动获得支持。更何况，他还有一帮竞争者。

尽管同样对现状不满，改良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而非共和国，而保皇者中，是保满族的皇，还是另立汉族的皇，又区分了不同的派别。

这些很有想法的人，看似怀着美好愿景，也愿意改变，却比清廷对孙中山的威胁更大。因为在斗争中，不和孙中山站一起，就会从他那里分散支持性的力量，甚至夺走他的支持者。

对于敌人，他的目标明确，不会分出情感和精力去抱有任何其他的期待和计划，而对看起来和自己立场接近的潜在友军，他得格外花时间和心思，但这种努力，有时不仅徒劳，反而会招致背叛和损失。

比如对立场一度接近革命党、又对自己示好的梁启超，孙中山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也拉他走近自己，结果是，摇摆的梁启超打了孙中山一个措手不及。因为对老师康有为的服从，梁启超最终回归康有为的保皇阵营，还带走了相当部分的兴中会会员，以致被动的孙中山一度失去了革命党在檀香山和在日本经营起来的成果。

类似的，孙中山阵营在长三角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训练的会党，也被康有为传闻中的巨额资金争取过去，转而加入了湖南人唐才常的自立军。唐才常1900年在上海组织了一场起义，但因为缺少资金的支持，一拖再拖，最后败露，遭到镇压。这一役，相信康有为的人败了，孙中山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失去了和长三角的联系。

这些经历所带来的教训，包括后来针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都让孙中山对组织的服从性，产生了超高的需要。

在组织竞争中，他对自己的追随者，使用了会党的仪式。从同盟会成立时，到在海外和学生接触，他教给他们会党的秘密手势和口号。这种似乎不怎么现代的政党方式，一直保留，直至中华革命党的组建，孙中山对党提出了“如身使臂，臂使指”的要求。

在思想竞争中，他花了不少功夫与改良主义者论战，后者认为政治进步需要一步一步来。但孙中山认为那种说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共和的说法都是错的，他把政体比作火车一样的东西，既然要拥有，就去拥有最好的、最先进的，没有必要从头做起，否则中国永远落后世界一步。

孙中山认为那种说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共和的说法都是错的，他把政体比作火车一样的东西，既然要拥有，就去拥有最好的、最先进的，没有必要从头做起，否则中国永远落后世界一步。

晚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一个是汉族被统治者与满族统治者之间的内部民族矛盾，一个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国家矛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革命党提供的理想愿景，同时包含了对这两个矛盾的解决诉求，看似更激进，其实更包容。尤其当光绪驾崩，康有为的希望、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寄托，都一并不复存在后，革命，而非改良，反而成为了思想上的公约数。而孙中山，又使自己成为了革命党的公约数。

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孙中山是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一家饭店用早餐时，从报纸上看到的，在他回国之前，起义者内部一度就推举黄兴还是黎元洪为临时总统争执不已，他回来后，他就成为了各方都接受的理想人选。

就像他在日本时，长期在横滨活动，来到少去的东京后，也很快被学生欢迎，并得到了华兴会的重要领导者黄兴和宋教仁的自愿支持，从而整合了革命党的力量，创立了同盟会。

这是孙中山的独特魅力。他能够迅速入局，并被接受。

面对失败

孙中山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革命者，开始于1895年的广州起义。

这是他组织的第一场武装起义，在这之后，到推翻了清王朝的武昌起义之前，与孙中山和兴中会、同盟会有关的主要武装起义，发生了数十次，大多都失败了。

6个月的密谋，几千人规模的广州起义，也是一场失败。

本来的目标是攻打广州衙门，成立独立的两广政府。密谋者走漏了风声，枪支不能按时交付，孙中山推迟了起义，可决定没能送达，枪支又到了，消息被当局获悉。整场行动因为最后的混乱，前功尽弃。

孙中山离开了，同时成为一个职业的革命家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这一次，他终于被清廷看到了，不再是一个不被重视的小角色，而被当作有真实威胁的危险领袖。他的地位也水涨船高，联系和组织的力量随之扩大。

他在11月12日逃到神户，抵达时，发现自己出名了，报纸上写着“中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与他一起的陈少白大吃一惊。“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所以，他们过去对自己的行动的描述使用的是造反、起义、光复，但这次逃亡，使孙中山重新认识了自己所从事的活动的意义。

当他1896年10月逃到英国，认真起来的清廷实施了绑架行动，孙中山被诱骗至清朝驻英公使馆，在那里被囚禁了12天，等待着被送回中国。他幸运地传递了消息出去，最后在英国政府的干预下获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