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飞,跟年轻人谈谈这个世界
作者: 艾琳严飞常常想起一年多以前在哈佛的那段时光。瓦尔登湖畔梭罗住过的小木屋,剑桥公共图书馆前的草坪,街道上偶遇的居民“嘉年华”……这些昨日的风景和画面时不时会冒出来,让他的思绪一下子飞到两万里之外。
自2023年8月起,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7年的严飞,作为哈佛燕京学者到哈佛生活了10个月。他听各种演讲,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交流、研讨,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人文艺术;他组织了一场研讨会,讨论如何用民间的史料来展开口述历史的研究;他带着几个哈佛本科生一起研究“第二代华人移民如何了解现代中国历史”。
学术活动之外,严飞和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教授刘擎一起展开对谈,从瓦尔登湖到人文教育,从乡愁到旅行的意义,从“反智主义”到“明日的世界”……对谈起初以视频形式记录和发表,引发年轻人热议。随后,对谈内容通过文字形式加以补充、梳理,最终成书《世界作为参考答案》。
“‘世界作为参考答案’,不是一个愿景,而是一种指向,蕴含着行动的力量和召唤,是对我们如何感知、理解和参与世界的挑战。世界的多样性不仅需要我们去看见,更需要我们有意识地质疑和重构自己的理解方式。”严飞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门槛上的视角
从履历上看,严飞的人生算是顺遂的。复旦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读书,清华大学任教,头顶名校光环,投身社会学,一路走到现在。但在他自己看来并非如此,他实实在在地“经历了两次危机”。
一次是第一次攻读博士阶段。为写博士论文,他每日埋首苦读,想着写不完的论文,苦闷之余,犹豫着转换赛道,从学术道路上退出,最后还是选择回归。
再一次就是近几年的“职业中期危机”。作为一名“青椒”——学术界的青年教师,一方面面临长聘制的考核,达不到指标“非升即走”,要么轮岗流动到非科研岗,要么从学术体系退出;另一方面则是职业方向感的缺失:获得了长聘教职后应该怎么办,应如何开始一个新的研究项目,学术的终极意义是什么。
再次站在十字路口的严飞,既焦虑又迷茫。2022年7月,他向哈佛燕京学社提出访问学者的申请,“想换一个环境,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人生。当时疫情还未结束,迫切想要和‘昨日的世界’告别,迎接明日的世界”。一年后,他作为访问学者来到了哈佛。
“和以往留学生活不同,这次是以在地生活的姿态在哈佛生活。我们会去菜市场买菜,到河边、公园散步,参加‘跳蚤市场’等,回归日常生活,看到生活的真实面貌。”严飞说,一旦融入当地生活,观察的视角也会发生变化。这是他观察社会所一直秉持的视角——“门槛上的视角”,即站在门槛上观察,一只脚踏在里边,一只脚踏在外边,既是亲历者又是观察者。
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他扎根在流动人口社区,和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一起学习、做游戏、户外探险等,研究“城市打工子弟的教育困境”。在清华大学教书时,他将已经拆迁的北京太阳宫菜市场作为调研对象,带着学生走访菜贩以及当地居民,最终完成论文《漂浮的梦想》。他还组建了一个田野调查团队,研究外卖骑手、滴滴司机、快递员、地铁安检员等群体的生活,写成《悬浮: 异乡人的都市生存》一书。
多年的社会学研究,使得严飞总能“穿透日常,去了解复杂”。这次在哈佛,他也总有意外发现。
有一次,严飞沿着自己住的公寓那条街道——特罗布里奇街往前走,走着走着,走到14号,发现那里竟是陈寅恪先生1920年在哈佛大学学习时住的地方。“当时就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好像我们提着菜篮子从这条街走过时,和陈寅恪先生擦肩而过。会想他住在这里时做些什么?会像我们一样去买菜吗?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具体地方背后的历史人文,忽略它在历史某个阶段可能产生的和今日的联系。同时,这也让我意识到我们正在与这个地方的真实生活连接起来。”
这样的不期而遇和思考,随时都在发生。为了给这10个月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留下一些记录和反思,严飞跟当时同在哈佛的刘擎提议,用对话的形式展现这一旅程。两人一拍即合,每次挑选一个主题,一个从社会学角度,一个从哲学角度,展开交锋,进行一场又一场的思想漂流。

把瓦尔登湖当作动词
《环球人物》:两位老师的对谈是从瓦尔登湖开始的,在这场对谈中您提到“应该把瓦尔登湖当作一个动词”,如何理解?
严飞:《瓦尔登湖》是美国作家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畔静修生活的记录。如今,“瓦尔登湖”已经演变成为一个象征符号,很多人想去追求瓦尔登湖式的生活,一种安静、远离喧嚣的自我状态。
但我一直觉得也许我们可以把“瓦尔登湖”当作一个动词,就是学会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点,挖掘日常生活的价值,提升日常生活的意义。
当人们厌倦了当下生活,就天然地想要去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瓦尔登湖。我们没有办法归隐起来,但可以放下手机真正地打开一本书,可以和几个好友一起坐坐,可以在家附近来一次city walk,这些都是在片刻的瞬间里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的方式。
《环球人物》:这就是您一直在书中倡导的“回归具体,重建感知世界的能力,重建与真实世界的连接”。
严飞:在数字时代,当每个人都变成了“符号”和“头像”,我们就无法即时感知人与人交往过程中具身的社交线索,遑论去捕捉到那些转瞬即逝的情感流动。基于此,回到身体本身,去认识我们周围的小世界,去重拾我们在社区、邻里的交往中的社会往来和交谈,也就显得尤为紧迫。
《环球人物》:在您看来,应如何重建呢?
严飞:去年年末,我和一个书店店员聊天,问他对未来有什么期待?对方回答说,期待2025年成为一名穿墙者。他说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堵墙,有水泥砌成的墙,有铺满鲜花的墙,有用书堆起来的墙,有有形的,有无形的,他想成为一名穿墙者,去看墙后的世界。
他的回答对我触动很大,青年们在当下社会结构中,常感无力,要么忙着“卷”,要么惯于“躺”,常常忽略了日常。如何去穿墙,如何去重建与真实世界的连接,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具体的行动的指引,但也许可以一起做出一些努力和改变,比如先从自己的身边和“附近”做起。
其实很多年轻人也真的想从自己固有的圈层里走出来,发现自己的社区,发现身边的小世界。
之前,我曾前往深圳,调查一个城中村改造项目。经过改造,那个城中村演变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一边是依旧保留有传统居住风格的城中村,另一边是经过现代化装潢的时髦洋气的小楼,很多“网红”在打卡。城中村那边有一间略显陈旧的小卖部,主人是一位阿婆。对面是一栋青年公寓,很多都是在深圳打工的“深漂”。在小卖部门口,阿婆摆了两三把椅子,青年公寓门口也摆了六七把椅子,阿婆告诉我这些椅子是为大家聊天准备的。我去调研的那段时间,经常看到住在公寓里的年轻人吃完晚饭就下楼,坐在小椅子上,三三两两聊天。
不管怎样,我们应该努力向世界打开自己,看见这个世界多元生发的可能性。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认知边界正在不断拓宽时,我们的内心也将变得更加坚韧。
人文学科不会被AI取代
《环球人物》:当下不断有媒体报道“文科倒闭潮”,两位老师在《世界作为参考答案》一书中也讨论了这个话题。 作为社会学的老师,您怎么看人文学科的价值?
严飞:文科确实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但人文学科的使命,是在利用理科领域产生技术的同时,深究其社会价值。正如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强调的,我们在人文主要教育的推动下,成为理性的人、自由的人、公共的人、道德的人。再没有哪个知识领域像人文教育这样深入探讨“价值”如何确立的问题了。终其理由,是因为其研究对象就是我们自身,它鼓励我们反思那些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采取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即使对那些被大众视为天经地义的东西,也要保持一种距离感和怀疑精神。
比如说我们今天都在讨论ChatGPT、DeepSeek,大家都在讨论它们有多厉害,可以写小说、可以画画,要把我们这些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学家都取代了。对于社会学研究者来说,我们考虑的是什么?是如何将它和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
《环球人物》:那么AI时代,对人文学科会带来哪些影响?
严飞:前段时间我自己做了一个小实验,问DeepSeek:你已经掌握了各个领域非常多的东西,也许有一天就会取代人类。DeepSeek回答说:“我没有办法取代,是因为我没有办法体验到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独自一人在雨中行走淋湿了身体的那种伤心,我也没办法体验到被人背叛了以后心如刀绞的那种愤怒。”
这种情感性的东西,就是人和机器之间最主要的区别。今天,我们更加需要看到具体的人,看到人们充沛的情感表达,这是人文学科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这意味着在大学的教育体系里,我们更多的要让学生们认识到,不仅仅要去看到宏大的叙事,更要看到每一个具象的人,去看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连接,做出一些人文主义的关爱。我觉得这才是人文学科不会被AI取代,不会被彻底消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环球人物》:对于大学生来说,怎么让学生体会到人文学科的“有用”?
严飞:举个例子。在我们的社会学通识课中,我们会要求学生撰写一份社会学个人自传。写作过程中,学生就需要不断地与自己的家庭成员,比如父母和长辈交流,探讨自己为什么会成长为今天的自己?是更多受到社会结构性力量的影响,还是更多得益于个人的努力?在这一写作过程中,学生会不断进行反身性的自我思考,找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要到哪里去”。我们则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每一个人的独特性,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人文主义教育尝试。
《环球人物》:总体来说,您这些年的学术研究、做的事情和观点实际上都是一脉相承的。
严飞:没错。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我自己的学术脉络,就是不断地推动社会学研究,去看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记录他们在巨变的大时代下丰沛而驳杂的生命,记录那些个体有意义的生活瞬间和人们彼此相连的共通情感,回归生命的底色。
编辑 陈娟 / 美编 苑立荣 / 编审 张勉
严飞
生于南京,80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导。专注于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城市文化与治理等领域,著有《学问的冒险》《城市的张望》《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等。近日推出新书《世界作为参考答案》,引发热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