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雾城（短篇小说）

一

我赶到雾城不是偶然，而是出于猎手的本能。

我们的饭来了，两个菜、五个肉包、一盘花生米，还有瓶红盖汾酒。窗外路灯亮起，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街道空空荡荡。我给他倒了一杯，劝他不用太着急。他憨憨一笑，咬了口肉包说：“您放心，我一定好好讲。”

转眼一个包子下肚，他微微发黑的手拿起第二个，尴尬地看我一眼：“要不我讲完再吃？”“不用，不用。”我忙摇头说，“吃饱后慢慢讲吧。”我象征性地拿起一个包子，轻轻咬了一口。经过一天的奔波，猪肉馅在我嘴里像一堆饲料，反复咀嚼也不能带来任何的快感。我单手撑头，看着对面这个与我年纪相仿的男人，眼里藏着看到猎物时贪婪的光。

他吞下第二个包子，端着酒杯站了起来：“李哥，如果这次真能帮到我，您就是我的大贵人，下辈子做牛做马……”他忽地咳嗽起来。

“别呛着。”我顿了顿说，“不要见外，这是我应该做的。当然，如果能帮到你的话。”看着男人与年龄不符的皱巴巴的报纸脸和清澈的眼眸，我挠挠鼻头，举起酒杯，与他碰了下，抿了一小口。他一饮而尽，低头又满意地吃起来，看样子是信了我的话。

含在嘴里的酒挥发一空，我咬着大拇指，望着窗外偶尔驶过的出租车若有所思。“哥，不吃点儿吗？”他突然抬头，门牙上还沾着一片绿叶。

“每天应酬多，吃不了多少，你好好吃。”我冲他假笑。

“过来要七八个小时吧？我好久没去平城了。”

“你上次什么时候去的？”

“大概四五年前了。”

“你平城有亲戚？”

“不好说，不好说，来，来，干杯！”他摇摇头。

看来没有找错人。我们干了两杯，他又开始吃饭。我偶尔吃一两颗花生米，想着此行的目的。

昨天我被肥硕的老板叫到办公室，他瘫在红木椅上唠叨了一个多小时，我一句也没听，只是按他的吩咐，在纸的一角签下我的名字。我早想到了这个结局，不过没料到会来得这么突然。

我在一家典当行上班，单位虽说不大，但在平城这个四线小城也不算小。公司里员工来来走走，维持在十五六人。虽说老板有点抠门儿，但之前单位业绩还算可以，待遇什么的也能将就。

我负责典当品回收，金银瓷器字画手表包包什么的。当然我不是学这个的，我大学学金融，在羊城一家银行干过五年，但回到平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最后不知怎的左碰右碰就来了这里。面试时我对老板说我什么也不懂。老板说，不懂没关系，培训培训就懂了。就这样，直到昨天卷铺盖走人，我在典当行整整待了七年。虽然我被劝退，但我心怀感激，因为我知道单位一直靠房地产业务支撑着，而我们的典当业务只能充当一个边角料角色。如今许多房地产都出了问题，我们老板能做到不拖欠工资就算不错的了。

常言道“福祸相依”，就在昨天晚上，我在整理电脑资料时，看到眼前的表格，忽然想起一件往事。大概五年前的八月份，我还在实习岗，平时不是跑业务就是坐在柜台后面看老柜员宋经理操作。那天下午大概一点多，一个瘦高男人套了件宽松的白衬衣走进店里，手上拉着一个女人。女人穿白色短裙，身上一股廉价香水味。

可能是困了，宋经理站起先是一愣，才笑着接客，同时给我使了个眼色。打开保险门，我端着两杯水出来，男人点头笑笑，把水放在冰冷的大理石柜台上，和女人一起坐下。

填好顾客登记表，男人从裤兜掏出一个红色塑料袋。打开塑料袋，里面有一个贴邮票的白色信封。他从信封里掏出两张奖状和一封信，一起交给经理。经理单手拿过资料翻了翻，挤出一丝职业的微笑，对男人摇了摇头。

男人眼睛顿时失去了光。女人拉着男人的手说，不行去下一家看看。这期间，我接过那些东西又从头到尾瞧了个遍，因为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当客户变为非目标客户时，我们实习员工才有机会实操一把。

这件事本就这样过去了，直到前年，我被公司派去北京参加一个名表鉴赏的培训。在培训会结束的晚宴上，我们和培训老师聊了起来。老先生说自己一直是收藏邮票的玩家。就在那时，我想起之前那个信封上的那枚邮票。因为那枚邮票太过特殊，我一直悄悄记着它的模样：全身通红，左右一大片群众手举《毛主席语录》，中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地图上写着六个大字“全国山河一片红”。

听到我的咨询，老先生先是愣了一下，随后身体微微倾向我。他问我是不是见过这枚邮票。我迅速摇头，又缓缓点点头说，之前好像在网上见过。老师爽朗地笑着说，我猜你也不可能见过，我们称它为《大一片红》。这枚邮票刚在嘉德秋拍上出现过，拍出了1380万元的高价。他喝了口茶，叹着气说，现在行情不景气了，不过有这枚邮票依然可以在郊区买套好房。

当晚没怎么喝酒，第二天返回平城上班的我却依然迷糊，给单位做的PPT也因为应付差事被老板臭骂一通，但我并不在意。为了找到那个男人的联系方式，我借机去库房跑了一趟。登记客户信息的那个本子不见了，我做的电子记录好像也在一次打算离职前删掉了。为此我魂不守舍好几天，好像我真的与一千多万元失之交臂了。又过了大半年，我才把这件事慢慢放下。

对那枚邮票说是放下了，其实它一直藏在我内心深处最私密的角落里。那个角落可能落满灰尘，但我在失意时，总会用这不切实际的幻想麻痹自己。我深知，哪怕短暂的幻想也可以让我轻松许多。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直到昨天晚上，我在笔记本D盘的一个文件夹里找到了那一年的顾客登记表，里面就有那个男人的电话。

当然你们一定能猜出，那个男人现在就坐在我对面。酒喝得差不多了，饭吃得也差不多了，我说要不要现在就讲讲他之前的事。他说天快黑了，万一讲到一半饭店关门怎么办。也对，我想了想说，如果你家不方便，我可以在旅店开间房，在旅店里谈也行。不行……绝对不行……您也不容易，大老远跑来，我可不能再让您破费了。马灯的这句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顺势站起，拍了拍他瘦弱的肩膀。

外面真冷，冻得我们都不再言语。我跟在马灯身后，他偶尔咳嗽着，左拐右拐进入一个小区。小区门口站了几个老女人，有一个拉住我问要不要住店，见我没搭理，又追上拉住我说还有女女……

“妈，别瞎说！这是李记者！”马灯回过头瞪着我侧前方的女人说。女人黑鞋、黑裤、黑棉袄，头上裹着条酒红色的围巾。“不好意思，是记者啊？”她快速收起笑容，松开我的手，仔细想了想，一板一眼地换成普通话说，“如果是真记者，可要帮帮我孩子。你们可要给个说法啊，这么多年过去，你们可一定要给个说法啊。”

我的手不知何时又被女人握住了。“好，好！”我都不知道最后是怎么搪塞的，也不知道马灯跟我解释了什么。天太冷了，加上喝了点酒，我的步伐轻飘飘的。我不能露出破绽。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还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今天早上我给马灯去了电话，说自己是《平城日报》的记者，看了他成名后的一篇访谈，了解到他的现状是多么不易……我说有一家爱心企业想赞助一些好人，当然赞助的除了钱，还有工作。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胡说八道的，总之，电话那头的马灯信了。他说了两次“是吗”，然后问我要不要收好处费，我向他保证不收一分钱，只要能拿到证明他过去事迹的资料即可。

这是一个老小区，垃圾到处都是，墙上耷拉着泛黄的广告纸，楼道里连感应灯都没有。“慢点。”马灯打开手机的手电筒说，“之前这里的土楼听说要拆，很多住户就搬到了御东新城，接着物业也撤了，可这里一直没有拆，于是这里的房子又接连被租了出去。我家条件不好，以前一直租平房，后来这里房租便宜，就搬了过来。”

爬到四楼，绿色的防盗门虚掩着。打开门，逼仄感袭来。这个本就不大的房间被重新动了手脚，客厅没了，右手能看到三扇木门。马灯打开最里侧的一扇，里面有一张床，还有一张破木桌，上面放了一台老式电视机。

二

周四上午，教室门突然推开，班主任把我叫了出去。我现在还记得，那是一节数学课，我数学不怎么好，当时坐在倒数第二排，正胡写乱画着。至于画什么，我现在记不清了。

来到楼道，我马上低下头。我有经验，一旦犯错，赶紧低头认错。我猜可能是因为上课画画，或者是给同桌宋玉传纸条时被发现了。班主任一直沉默不语，直到好奇的我抬起头，才发现左老师一改往日阴沉的脸，笑着对我说：“马灯，看不出来呀，你居然这么勇敢？”

是啊，没人能想到我会这么勇敢，包括我也没有想到。我现在还有我小学时的照片，大脑袋，细长条的胳膊腿，班里除了宋玉没人看得起我。当时冬天其他同学都穿着旅游鞋，只有我穿一双军绿色的棉鞋。虽然我天天洗脚，恨不得把脚洗烂，但还是有脚臭味。先是前排的两个女同学悄悄说，后来全班人都知道我的脚臭。一次课间，前排再次嘲笑我，同桌宋玉瞬间脱下旅游鞋，闻了闻，然后对那两个女生说：“我脚也是臭的，你俩谁脚是香的，脱下来我闻闻。”这句话把全班人都逗笑了，也彻底救了我一命。

站在楼道里的我还在发呆，左老师从身后拿出一封信，交到我手里。从那之后，那个信封被人反复打开。那是一封表扬信，信的右下角有红色的公章，信封右上角有红色的邮票，里面还有张红色的奖状，这种种红色让我心跳加速，心潮澎湃，心满意足。

接受第一家媒体采访时我说话都不顺溜，不过接受的采访多了，也就熟了。左老师给我写了份接受采访稿，我背得滚瓜烂熟。每次接受采访，我都会如数家珍地复述一遍。我当时被称作“雾城小英雄”，不夸张地说，在全国我都小有名气。

我给你再讲讲那件事吧。当时我读四年级，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伙伴们顺着一条小道去山上玩儿。这条小道最早是父亲领我去的，从我们的石房子一路向北就到了。这里有一个小煤窑，还有数不清的野草、怪石，偶尔还能碰到野鸡和野兔。玩儿着玩儿着，我们望见山下北面有一大堆人围在一起。这条路我们都熟，朝下一直走，不到一个小时就能走到我们父母工作的十三矿。

一路小跑，不久我们挤进人群，瞧见地上有一个狭长的裂缝。听人们说刚刚有个小孩不小心掉了下去。我把耳朵贴在地上，似乎还能听到那个小孩的哭声。人越围越多，夏天的太阳眼看就要落山。小孩的母亲报警后，跪在地上恳求大家想办法。也有热心人尝试下去，可地面的裂缝实在太小，大人根本不可能下去。

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加入，也有人离开。就这样，我们几人看着无趣，就又跑到山上玩儿去了。不久，我听到父亲的呼叫声。我一直怕我爸，他对我很严，不过他在家时对我还是很好的。当时他在矿上当临时工，能赚点儿钱，但也危险，一个月只能回来一两趟，回来时总会给我带点儿好吃的，所以我在他面前表现得还不错。

我顺着父亲的叫喊声找到他。他的脸黑黑的，像从井下直接跑了出来。他气喘吁吁，额头上汗水流过的地方变得异常白，好像能从中发出光来。咳嗽了一阵，他问我怕黑不，我摇摇头。那好，他说完就拉着我往前走。走到一半，我妈不知从哪儿冒出来，拼命拽住我，哭喊着不让父亲把我拉走。父亲不听母亲的话，执意要把我带走，走动过程中还转身踹了我妈一脚。见状我放声大哭，试图挣脱那只硕大有力的魔掌。

母亲的哭喊声越来越小，父亲却兴高采烈地唱起了戏：“你道华雄是好将，岂不知强中还有强！扬扬得意我能出宝帐，弟兄们今日要把名扬……”父亲忽地停下，黑脸龇起白牙，望着晚霞说：“这可是一个翻身的好机会。”他似乎是在对我说，又似乎是在自言自语。我当时哭没了力气，也不知道要去干什么，只感觉手在父亲的手里湿湿的。最终，我们来到救援现场，一闪一闪的消防车旁还多了几个扛摄像机的人，听说连消防员也没有好办法。

后来，我在黑白电视上反复看到一个小孩。他身拴保险绳，落入有裂缝的地面，直至消失。有无数次我在梦中惊醒，惊醒我的都源于同一个梦：黑暗中我握着黑色绳索不断匀速下滑，狭小的空间里我动弹不得，湿冷的阴风不时从脚底袭来，偶尔还伴有阴森的低号。我能感觉到冒出的冷汗和不规律的心跳。突然，绳索断了！我坠入无底深渊……

那次救援给我带来了名声，也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我一共被吊下去三次。第一次下到一半我就害怕了，下面深不见底，我大哭起来。上面听见哭声，就把我吊上来。上来后，父亲往我嘴里塞了一块儿糖。也许因为那块儿糖的力量，第二次我不怕了，却因为绳子不够长又被拽上来。他们打算再续一段绳子，但父亲死活不同意，直到他们找来一根完整的长绳，父亲才同意我再下去。第三次终于成了。我抱紧那个湿漉漉的生命，上升，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