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情：曾国藩的文字背后的故事》序言

清宣统元年（1909）九月一日，王闿运在《曾文正公日记序》中写道：“惜其记事简略，非同时人莫能知其涯涘。故闿运观之而了然，不然喻之人也。时历四纪，欲学裴松之以注辅志，则记录文字不备，无从搜求证明，此轮扁所以叹糟粕与？”

笔者这本小书，就是受到王闿运这段话的启发，试图在某一方面把他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做出来。之所以说某一方面，是因为笔者试图做的，与王闿运打算做的，并不完全相同。王闿运打算学裴松之注《三国志》，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补其阙”“备异闻”“惩其妄”和“有所论辩”，来弥补曾氏日记记载之不足，工程可谓浩大。笔者则是将曾国藩奏稿、批牍、诗文、日记、书信等文字背后的隐情，通过讲故事的形式，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写成系列小文章，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不仅能够增进对曾氏文字的理解和把握，而且可以发现和认识一个不一样的曾国藩。在此基础上，力争比较准确和完整地再现湘军的历史，尽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曾国藩。希望读者朋友读过此书之后，能够真切感受到：曾国藩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而且是一个从山沟里出来的农民的儿子，是科举时代靠读书和考试改变命运的人。他不是“圣人”和“完人”，而是一个生活在他那个时代的既不平凡又十分普通的人，与同时代其他学而优则仕的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由于刻苦努力，又高度自律，再加上一点小小的运气，最后才能够成就自己。

在曾国藩留下的文字背后，被他有意隐藏起来的故事和故意避而不写的内容，不仅非常多，而且相当有意思。在此不妨试举数例，请读者朋友看看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在咸丰十年（1860）七月十七日日记中，曾国藩写道：“傍夕接次青信三件、南屏信一件，必欲余派吴退庵带勇三千。夜，头闷颇甚。”

刚当上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急于扩充兵力，却苦于找不到好的带兵统领。好友李元度和吴敏树极力推荐吴士迈，说他可做三千人统领。此举按理说求之不得，然而抹不开情面的曾国藩，虽然硬着头皮答应了，事后却深感头痛，其中故事是不是值得深入挖掘？

同治二年（1863）五月初一日寅时初刻，与曾国藩做了十九个月夫妻的陈氏妾，在安庆两江总督官署去世，年仅二十四岁。一个鲜活的生命说没有就没有了，她的家人该是多么伤心和难过！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曾国藩居然听不得陈氏母的哭丧声，并在当天日记中毫不避嫌地写下：“是日内室后事皆陈氏之母与兄嫂为之。申刻大敛。竟日闻其母号泣之声，心绪殊劣。”

对于陈氏母（应该称之为曾氏岳母才对）的哀伤和哭嚎，曾国藩为何如此反感和厌恶？在这句极其反常的话语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初一日日记中，曾国藩则写道：“巳初（上午九时许）出城，至上新河观新设木厘局（木材税务稽查机构），司道、府县皆至，小坐片刻。旋同至江边看木牌（排），步行里余，回至局中。汤小秋（汤寿铭）等备酒席小宴，宴毕归。申初（下午三时许）至署，往返约四十里。”

读者朋友肯定也会感到迷惑：日理万机的曾大人，怎么会拖着病躯（三个月之后他就去世了），冒着严寒，带着一大帮手下官员，花大半天时间，来回走四十里地，再顶着江风步行一里多路，到上新河江边看看木排，然后回到局里吃餐饭就走了？

实际上，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工作视察，日记文字背后隐藏了非常重要的内容，不仅不为人知，而且难与人道。比如曾国藩与汤寿铭之父汤鹏是如何交恶的，曾国藩就用这次行动做出了明确回答。

又比如，曾国藩日记不仅常见“竟夕不能成寐”字样，而且多半会写失眠原因，如果某天避而不写，那么不是有难言之隐，就是故意藏着掖着什么。这是因为他的日记不仅身边幕僚看得到，而且会定期寄回湘乡家中保存并代替家书作用，万一不小心传出去了，如何得了？所以包括失眠原因在内，稍微敏感一点的话题和内容，他要么闪烁其词，要么写得隐晦难懂，要么干脆避开不写。如同治三年（1864）十月十三日日记，虽然事无巨细记载颇详，工作生活看上去也很正常，但晚上二更睡下之后，不仅突然“竟夕不能成寐”，而且完全不提失眠原因，这就让人莫名其妙，也大大激发了笔者探测隐情的兴趣，非得将他有意隐藏起来的故事挖出来不可。

跟内容几乎半公开的曾氏日记不一样，他的家书私密性极强，因而多半会无所顾忌地直抒胸臆。同治二年（1863）八月初二日，曾国藩答复曾国荃的咨询时，就写了这么一段话：“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

就在这段非常直白的文字中，曾国藩也隐藏了好几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曾国荃或许能够心领神会，但外人有谁搞得清他在说何人何事？更别说后来的读者了。

而在当年十一月初五日《致沅弟》信中，有段话曾国藩虽也写得很直白，但其中耍的一个小花招和隐藏的一个小秘密，恐怕连曾国荃都没能看出来：“金陵如果克复，弟当会同彭（玉麟）、杨（岳斌）三人前衔，将大略情形飞速入告。折首云：‘为官军克复金陵，谨将大概情形先行驰奏，以慰宸廑，仰祈圣鉴事。’折末云：‘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再，臣等前接曾国藩密函，金陵如果克复，嘱臣三人先将大概情形会奏，早到京一日，圣怀早得宽慰一日。其详细情形，仍咨由官文、曾国藩会奏等语。除将详细战状另咨楚皖续奏外，合并声明。谨奏。’其折愈短愈妙。洪秀全之下落，银钱之多寡，不可不说大概，此外皆宜略也。”

曾国藩写这段话的主要目的，或者说他要表达的真实意图，笔者之所以说曾国荃也可能看不出来，是因为后来曾国荃觉得金陵不日将被打下，而曾国藩教他如何写捷报的这封家书不仅被送回湘乡保存了，而且“报捷折式”中的“首尾各有数语”，当时他也未“抄存”，以至于现在要用时已经完全记不得了，只好“伏乞兄于此次复信内，重录一片，示知为幸”。

其实，曾国藩哪是为了教曾国荃写捷报！他无非是以此为手段，设法为曾国荃要回专折上奏权，进而解冻其已被冷冻了数月之久的浙江巡抚职务而已。曾国荃如果明白这一点，对于这么一封极其重要的家书，还会像其他信件一样，在定期送回湘乡保存之前，不将其中的重要话语认真“抄存”吗？！

在家书中，曾国藩都会隐藏小心事、小秘密，而常常让人难以捉摸；与同事、朋友通信时，自然更会耍小聪明和使小手段。同治十年（1871）十月十七日，曾国藩回复安徽巡抚英翰的来信，其中有段话就存在这种嫌疑：“史绳之名家旧德，英敏过人，加以历练，自可渐成伟器，足征赏识之不虚。鄙人前在直隶曾为复奏，以彰公道。顷又接其来函，述及景况清苦，欲求善为设法。惟是远隔数省，殊难代谋。容俟致书李相时为之关说，以副雅嘱。”

信中提到的史绳之名叫史念祖，系英翰旧部，调任直隶按察使后一直受到不公正对待，为此特请老领导英翰出面，向曾国藩求情，自己也给曾国藩写信，请求解决他的遗留问题。曾国藩却将皮球踢给了继任者李鸿章，且说自己卸任前已给朝廷打过报告并彰显了公道，实际上却是暗中使手段，故意把人家往火坑里推了一把。如果不把隐藏在其中的故事挖出来，尽可能还原事实真相，善良的读者肯定会被曾国藩这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所蒙骗。

而在当年三月初五日《复吴敏树》信中，有句话更是耐人寻味：“令弟退庵遽已雕谢，深堪悼惜，其致朱将于法，外间多议其非，不知究竟短长何如。”

“令弟”是吴敏树堂弟、左宗棠手下统领吴士迈，“朱将”是李元度亲戚、左宗棠手下营官朱德树。作为统领的吴士迈，将手下营官朱德树绳之以法，曾国藩为何说舆论多半同情死者？他自己也觉得是非难辨？原来他是为了转移视线，企图把水搞浑，达到逃避历史责任之目的。在这段看似平淡无奇的话语当中，实际上深藏了一个曾国藩自己都不敢面对的历史事实：晚清军心向外和向下转移，湘军以及后来的淮军，由“私人化”逐步走向“军阀化”，都与此事有关联。这一切又都是因为他当初出于私心而制订的一条不合情理的规定（即信中所说的“致朱将于法”的“法”）所致，心机极深的曾国藩，当然只能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只需把曾国藩日记、家书和书信中的这几个例子拈出来展示给读者朋友看，便足以让人明白和相信：隐藏在曾国藩文字背后的故事确实非常丰富而又耐人寻味。正因如此，所以，笔者才打算把它写成一个小系列，然后根据内容的不同，分成若干个类别结集出版。这就是这本小书的由来。如果条件和时间允许，读者也有所期待，笔者再慢慢写它的续集。

收进本书的五十篇文章，虽然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但书中观点全部来自本人独立思考，没有人云亦云；引用的材料虽都源于曾氏全集，但以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也绝少有人做过同样的解读。所以本书不仅观点比较新颖，而且内容多半是前人没有写过的，引用的材料估计也会出人意表，甚至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有人说，到了现阶段，在曾国藩身上已经研究不出新东西了，更不可能取得新突破。实际上，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曾国藩，每个读者也有每个读者心目中的曾国藩，曾国藩这个大富矿，怎么可能挖掘穷尽呢？！只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反复阅读他的全集，认真揣摩其文字，再广泛阅读与他的工作和生活有交集的家人、同事和朋友的日记及文集等，然后深入研究和挖掘，肯定有新成果产生。至于能不能有新突破，那就要看研究者的功力、识见和耐心究竟能达到何种境界了。

这既是笔者稍许能够感到自慰的地方，也是敢于把它作为一个独立品牌推出的底气所在，但愿读者朋友们能够喜欢它并且愿意批评它。

（本书岳麓书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