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封建论》及其他

毛泽东曾说“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柳宗元《封建论》这篇文章，距今已经一千两百多年，但它所提出的统一与分裂、郡县与封建、选贤举能还是世袭世禄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中国历代改革的要害。

我采用的是讲稿的形式，这种方式虽不甚“规范”，但这是一种讨论问题的好办法。理论研究只能从问题出发，照亮历史等社会科学研究的只能是当下的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时代表达自己最鲜明的呼声，总的来说，历史、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就是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都是为了解决当时、当地的突出问题而发生的，《封建论》当然也是如此。

帝国与民族国家

我们从中晚唐的永贞革新说起，第一个问题叫“唐宋之变”，这是日本京都学派提出的重要课题，它的核心观点是：唐宋之变，是从“帝国”变为民族国家——唐是帝国，宋是单一民族汉族的国家。京都学派认为：宋是第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也是世界史上民族国家的开端，近八百年之后，西方才有了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是走向现代化的唯一政治形式。

为什么民族国家是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形式？这一结论就基于西方发展的历史经验。

西方现代化的进程，被理解为一个反对“封建主义”“封建制度”的过程，按照巴贝夫的说法，这一进程表现为：在征服中成长起来的封建主义及其好战精神，逐渐被“工业主义”的和平、劳动所战胜。在这样一个新社会里，“不带有统治权的全体人的劳动”将成为新社会的主体，将成为与封建制相对立的新社会的本质。而这一历史进程，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集中表现和实现。巴贝夫本人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最勇敢的烈士，也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启蒙者之一。

巴贝夫一生的奋斗，极为生动地展现了黑格尔哲学的全部革命精神，要理解黑格尔，就要知道巴贝夫。因为黑格尔哲学的全部革命性，就建立在“劳动”与“斗争”二者的基础上，这是围绕着劳动与斗争建立起来的哲学，自由的含义与主体性，其实就是劳动与斗争。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最高度的肯定是——“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劳动的结果”。

现代性起源于如下论断——权力的来源不是武力与暴力，不是地位和血缘承继，权力的唯一来源就是劳动，这是黑格尔的总结，但不是他的发明。大家知道，“劳动价值论”是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的观点，随后，斯密在《国富论》中极大地发展了劳动价值论，指出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解放劳动、保护劳动和劳动产权，同时指出国家的基础是经济，即国民的财富。值得注意的是，在斯密那里，构成经济的三个要素是资本、劳动与土地，即在他那里，土地占有并不是财富的唯一来源，财富的主要来源毋宁是指资本积累和劳动技术的提高，而斯密所谓和平的方式，众所周知就是指以商业和贸易取代战争。

与此同时，欧洲的反封建进程，也被视为“自由的法兰克人”反抗罗马帝国专制暴力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后来被简称为“民族国家”反对“帝国”的过程。

法国启蒙运动认为：罗马帝国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其主体是骑士贵族采邑制度，这个制度后来被韦伯称为典型的西方式封建，以便与“中国的封建”（即士大夫—官僚—地主）相区别，当然，作为一种中世纪的制度，即马克思所谓“日耳曼所有制形式”，也与他所谓希腊—罗马的“古代所有制形式”相区别。而狄德罗认为，欧洲“民族”就起源于罗马军事贵族，发展为中世纪的骑士—教士制度：“贵族和教士长期垄断以全民族的名义发言的权利，或自称是民族的唯一代表。”人民，即民族中众多的劳动者，却不能为自己申辩。“……封建政体无非是毫无力量的君主与备受贵族压迫和鄙视的人民，这些武装的贵族既反对君主也反对人民。”

狄德罗这段话，代表了一种非常典型的西方启蒙主义叙述，上述名言不但把“民族”与“人民”区分开来（认为民族就是贵族），而且还指出欧洲存在两个“民族”——一个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征服的民族，这就是罗马人；另一个则是以自由和劳动为基础的民族，这就是法兰克人，而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就是罗马帝国残余势力与新兴的、自由的法兰克人之间的斗争。

最关键的是，在这段话里，狄德罗第一次把“劳动”与“人民”结合起来，创造了“劳动人民”这个术语。从此之后，劳动人民首先是指与封建贵族、土地贵族对立的资产阶级“第三等级”，随后，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这个词又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正是这个术语，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主体。马克思本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第一次用劳动人民“大无畏的革命首创精神”这个说法，来解释黑格尔的自由，并瓦解黑格尔的官方哲学里抽象的历史主体性。

马克思反对劳动与“和平”的结合，他主张劳动与斗争的结合。因此对于巴贝夫所谓“从征服中成长起来的封建主义及其好战精神，逐渐被工业主义的和平劳动战胜”这套理想，马克思的观点是比较暧昧的：一方面，马克思继承了启蒙主义的西方传统，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把现代化进程描述为城市战胜农村、商业民族战胜农业民族、西方战胜东方——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而另一方面，马克思又绝不认为这个进程是和平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不但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不同，与巴贝夫的“和平劳动”取代暴力征服论不同，当然，他也与斯密的自由贸易代替战争论不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的生产方式绝对不是和平的，而且，与土地征服（“封土之律”的封建不过是一种形式）“土地战争”不同的是，资本主义掀起的是资本战争、技术战争和贸易战争，资本—技术—贸易，这就是斯密所谓的国家力量的根本来源，且这种“国家力量”是一种不受限制的力量，是无限扩张、无限积累的力量，它意味着人类战争形式的全面升级，资产阶级成为主体，而绝不意味着“和平劳动”，以及“不带有统治权的全体人的劳动”成为新社会的主体。

如果说，民族国家的基础，就是资本—技术—贸易的不受限制的扩张，这就意味着：民族国家是一种无限扩张的新的暴力形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开辟了另外一个历史反思传统，即反过来站在帝国的立场上，去反思民族国家。这样一来，马克思不但把世界史放在欧洲的立场上去检讨，他反过来也把欧洲资产阶级的历史，放在世界史的立场上去检讨。于是，在关于鸦片战争的一系列文章中，他惊人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与无限扩张的资本—技术—贸易这种暴力形式相对比，帝国倒是一种有限的暴力形式——尽管一旦遇到了民族国家这种新的暴力形式，帝国就像木乃伊那样解体了。例如，他指出，大清帝国为了道义而战，而英国要的却是贱买贵卖的特权——这是历史的讽刺。他还多次说过，罗马帝国远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要“高尚”，因为帝国的原则是培养好的公民，而现代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培养的只是唯利是图的商人，等等。

当站在世界史、人类史的立场上去看欧洲的时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了“共同体”的概念，正是从共同体的视野看，马克思认为帝国是“有限的暴力”，而民族国家是无限的暴力。

于是，这就引出了两个非常困难的大问题，即：什么是“帝国”？什么是“民族国家”？

在这方面，伊本·赫勒敦的观点最有启发性。他的出发点是对暴力的操纵与控制。赫勒敦这个人大家不熟悉，他1332年生于突尼斯，大家也许知道，中世纪基督教的哲学家奥古斯丁也生于突尼斯，赫勒敦是中世纪和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比奥古斯丁伟大多了，他生在帝国的时代，他的成就就是研究帝国。

他的基本观点是：国家的根本矛盾，是暴力化与去暴力化之间的矛盾，因为完全垄断暴力与完全取消暴力这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国家的能力就在有效地控制暴力，有效控制暴力的办法，就是有效地运用定居文明周围的游牧部落，在利用他们的同时，又能够用一种制度控制他们——所谓“以夷制夷” “以华制夷”，这就是帝国的制度设计。

最简单地说，所谓“帝国”，是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多宗教的，是多元的，也可以进一步说是“多元一体”的；而民族国家，则是单一民族、单一文化、单一语言、单一宗教的——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帝国”与民族国家，这两种形式哪种优越？

这就是当前理论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最无解的问题了。

一方面，西方人、日本的京都学派等现代化论者都说民族国家好，因为民族国家是通向现代化的唯一正确形式，但是，另一方面，今天的后现代论者、文明论者，则说帝国好，帝国包容、多元、开放，主张文明交流互鉴、求同存异——这多好。

我在《五百年来谁著史》《龙兴》中的看法与这些说法都不一样，我的出发点是唯物论，也就是说，是一种从经济出发的看法，更具体说，就是从税收出发的看法。

首先，帝国与民族国家，都是国家，什么是国家？列宁最简洁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国家是暴力工具。而我的补充也很简单——国家是通过垄断暴力来征税的工具。这意味着国家是财富积累的手段，它必须依靠暴力，但却不是简单地、直接地、一味地使用暴力。

但是，国家从产生起，它就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国家是暴力，但另一方面，国家的目标却是通过解除大多数人的暴力，让他们缴械投降，老老实实地纳税。它的手段与目的是冲突的，况且解除大多数人的武装，这绝不是件容易的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没收天下武器铸造铜人，但还是没有挡住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这说明，仅靠暴力还不行。

自秦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就面临着一个基本的分工问题，那就是——不能让农民又种地又交税又当兵，无论是寓农于兵，还是寓兵于农，都是没有效率的，军队战斗力的提升是一个问题，更关键的是农民不可能承受如此大的三重负担，所以，这还要另外打主意，而这个主意就在周边的游牧部落。

部落不是国家，部落的人不会种地，不交税，所以，一穷二白，又穷又自由，穷得只剩下自由了。为了逃避赋税和种地，他们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四处流窜，另一个是抱团抢劫。因为他们四处流窜，魏源就把游牧部落称为“行国”。因为他们穷、抱团而自由，所以宫崎市定才说他们“朴素”，因此专门写了《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也正因为他们具有穷、流窜、抱团、抢劫这四个自由的特点，赫勒敦才把这种自由，称为“阿萨比亚”（asabiya），简称帝国的自由。

当我们考虑到定居与游牧，即居国与行国这两种生产方式的时候，就触及帝国的经济基础，帝国的和平，是指保持大部分农耕者的定居与游牧部落的“自由”之间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但和平内在于帝国，而且“自由”也内在于帝国。

从汉代起，就有软硬两手，外儒内法，这就是治理，所谓治理，软硬两手，其实就是打拉结合，拉就是收买：一方面——对内收买，就是给内部的那些不安定因素即有本事的人个官做，汉代选官，除面子工程“举孝廉”外，主要选两种人，一种是善治河者，另一种是知兵法者；另一方面——对外也是打拉结合，这其实就是对匈奴的政策，先打一仗，打服了再把他们拉进来，匈奴归附，国家给他们发工资，让他们戍边打仗。

什么是帝国呢？一方面，大多数人被解除武装，定居农耕，老老实实交税；另一方面，国家再拿一部分税收，给周边游牧的不安定的“自由”因素发工资，让他们保卫边疆，这就是帝国的自由与和平，多民族、农耕与游牧结合的帝国就是这样形成的。

讲唯物论，当然还要讲辩证法，辩证法是什么？是从矛盾出发。那什么是帝国的矛盾呢？这个矛盾是帝国内部的“自由”不能大，游牧部落不能文明化——周边游牧部落的一旦养肥了，而且娶了汉族公主，变得有文化了，一旦国家给钱少，他们就造反，是汉帝国所面临的矛盾的爆发——把丫鬟嫁给保安的代价。

历史在辩证中发展，就是在克服自身内在的矛盾里发展。怎么克服这种帝国的矛盾呢？我们看唐帝国。唐是帝国的升级版，隋唐是在哪里崛起的？是在山西与河西走廊一带崛起的。这两个地方有什么特点？那就是商业经济比较发达，军事力量比较强，胡汉融合比较好，把农业、商业和军事统一起来，把胡人、汉人融合起来，“又战斗来又生产”，这就是府兵制度的基础。简而言之，唐代的武力，是由其经济实力垫底的，经济发达地区的人，特别能打仗，软硬两手都行，这就是唐代的山西人、陕西人和甘肃人。府兵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中华文明是从北方兴起的，在隋唐之前，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在北方。北方的哪里呢？以山西为中心，以陕西、河北为两翼，中原河南是腹部。北方是凭险而战，凭险而守。

进一步走向盛唐，这不仅是靠凭险而战，不仅是凭把握中国统一的战略要害，走向盛唐的关键还有大运河，大运河开拓了市场，增加了税收，所以，就把北方的少数民族都养肥了，他们都老老实实地当兵戍边，这是唐帝国的高峰，和平与自由的统一。

唐帝国有钱有枪，走向盛唐，帝国万事大吉，但新问题又来了：当时世界上不止一个帝国，唐代的麻烦在于，它遇到了其他帝国的竞争，这个帝国就是阿拉伯帝国。阿拉伯帝国比唐帝国穷，但它有伊斯兰教，对唐帝国的军事支柱——突厥人产生了强大吸引力，就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吸引力，大唐的主力军——突厥人的队伍叛变了。这说明，文化自信确实是根本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