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为谁流？

滴水识海，一叶知秋。说的是由微见著的道理，也是自19世纪后期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提出并提倡“微观社会学”和20世纪前期法国年鉴学派迅速崛起以后，诸如田野社会学、专门化史学、社会心理（精神）史等研究开始兴起并逐渐蔚然风行的方法论表征之一，而一旦此种方法同诸如法国哲学家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结成某种理论联盟，别具一格的微观社会学、专门史学或历史哲学、情感心理学等新的学术观念，便很快突破启蒙时代以降“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天幕笼罩而凸显为现代显学。事实上，这类方法的探究洞见，也让学者解除了许多思想焦虑和理论压力，获得某种自由探究、别见洞天的快感。这是我读完当代法国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安·文森布佛《眼泪的历史》一书后，油然产生的一种阅读感受：真切、喜悦而又禁不住若有所思。

春节闲览，让我的目光凝伫于这部译著，感觉一如当年头一次在哈佛书店见到福柯《性史》的英译本。尽管我知道，随着微观社会学、微观史学、微观经济学等新生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化流行，这类专门史已不足为奇，但仔细搜索发现，该书的作者是位女性社会学（史）家，中文译者也是位台湾女性人文学者，其时还是在读博士生，而中译本的阅读让我进一步确信，译者还是一位学风文雅、修辞考究的青年语文学者。中译本由台湾商务印书馆于2022年出版发行，那时候新冠疫情尚未完全了结，因此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用我极为笨拙的手机在网上下单订购。海外网购自然价格不菲，可让我担心的只是时间，网上显示的时限是付款订购后“两个月”到货，实际上我足足等了近三个月才收到书，逾期等待的焦虑几乎真的让我拆开快递时激动得有些泪眼蒙眬了。看来，确如是书作者所言，眼泪同人的心理、情绪、境遇和背景等因素直接关联，与性别无关。

坦率地说，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作者文森布佛女士，点出其女士身份绝非刻意，只是想先表明我的直觉：女人泪总比男人泪来得丰沛动人，女性学者对于眼泪的研究也应拥有强于男性学者的优势。作者自诩这部眼泪史只是一部“小小社会学史”，可我读后却有些滴泪观海的感受，思绪难以平复。氏著除“序”“引言”之外，共策三部13章，中译本近450页，法文原版于1986年出版，2022年台湾商务出版的中译本所依据的是2001年的法文修订版，应该是最新版本。

泪何以下？

不知是作者用心设计，还是某种自然巧合，氏著的运思铺陈竟然同泣者泪如雨下到泪随风干的流泪过程几乎重合：作者想通过自己的研究，回答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耐人寻味的诘问：“在哪些社会、哪些时代，我们曾经哭过？从什么时候开始，男人（而不是女人）停止了哭泣？为何在某个特定时刻，感性会沦为滥情？”作者仔细收集和分析了18世纪至19世纪大量法国名家重地的档案、小说、日记、信笺、戏剧和戏剧评论、医疗报告、礼仪集丛辑录，还有一些哲学史学名著，小心翼翼地梳理了从法国大革命前后无分男女的“公开嚎啕”，到浪漫主义时期的“私密性抽泣”或“自我镜面式的梨花带雨”，再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眼泪女性化甚或女性专属化，哭泣被逐渐弱化、矮化，以至于男人停止公开流泪而最终男女俱近泪干无泣的眼泪“流”程。

自古以来，眼泪都是人们常见却又不敢轻易谈论的一种个体生命的心理—情感外显症状。这并非只是因为人们恐惧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一把辛酸泪”终究只能换来“满纸荒唐言”的教训所致，也不仅仅是因为眼泪多半蕴含着某种消极痛苦的情绪使然，更重要的是因为眼泪作为话语主题或思想论题的极端含混，以至于很难说得清楚，论得明白。很显然，同样是流泪，你不能把毕加索《哭泣的女人》同17世纪西班牙教堂里的《圣母的眼泪》相提并论，两者的差别绝不只在前者夸张的油墨泪珠同后者晶莹剔透的玻璃泪珠之间；甚至，同样是女人的眼泪，你也很难把毕加索笔下油彩的情人眼泪同曹雪芹宣纸上林黛玉的苦泪等量齐观，纵然毕加索的情人泪或多或少也有心酸与悲凉，他从自己两位情人愤怒而绝望的眼眸中看到的眼泪，绝不会只有愤怒与绝望。与之类似但更耐人寻味的是，人们从叶圣陶先生的《眼泪》中可能读出的，同我们在文森布佛女士《眼泪的历史》中可能读出的必定是五味杂陈，莫衷一是。诚然，你可以说，快乐人劝稻草人去车站、码头或者婴儿的摇篮边寻找他所确信的“同情的眼泪”，因为人们的日常直觉是，车站、码头多是离别或送别的特殊情境之所在，婴儿的摇篮里更是流淌着纯真的婴儿啼哭与纯美的母爱泪流之特殊所在，其间发生自然流泪——与人为仪式化的流泪相对应，如葬礼或宗教仪式——的概率远高于其他地方。让人意外的是，稻草人最终找到同情之泪的地方不是车站、码头、摇篮，而是少年见母屠鸡的刹那间，当少年猛然看见母鸡被宰，便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按住屠刀，哀求母亲放母鸡一条生路，就在那一刹那间，他稚气未消的脸上热泪滚滚，那是源自生命挚爱生命的同情之泪！又岂是现代剧场里那些贵妇名媛故意显露的点滴“粉泪”，甚或亲人、情侣相拥重逢或挥泪告别时的眼泪所能比拟的？

然而事情还远不止于此。人类的眼泪从来就有性别之分，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不单有性别标识，而且还暗示男人的眼泪要比女人的眼泪来得沉重、稀罕，因之较为珍贵，这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女性天然敏感的泪腺，而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和社会角色不允许他们像红楼里的女性那样，稍不如意便梨花带雨、盈盈粉泪。此外，眼泪问题不独关乎性别，还关乎古今中外，不单有溅湿襟袍的英雄泪，还有街头血肉横飞的革命者带血的热泪，以及在各种各样日益翻新的现代影视和网络视频上胜似落英缤纷的“角儿”“秀泪”，不管是凭借高超演技抛洒出来的，还是借助某种特殊“眼药”的刺激催生出来的，抑或是仰仗诸如人工智能（AI）之类的前沿高科技再造出来的，都表明同一个问题：眼泪问题非同小可，不可轻慢，弄不好就会惹得一身气味，一地鸡毛。也正由此，我们才得以见识以“小小社会学”（史）家自诩的文森布佛的理论胆识和学术勇气，以及《眼泪的历史》非同凡响的分量。

在该书的序言中，作者开宗明义：“眼睛是灵魂之窗，眼泪则是心灵的信使。”可这湿漉漉的天使究竟自何而来？为何要来？何时到来？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关注眼泪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尤其关注男人停止流泪作为感性流露的特殊症候何时变得“滥情”无忌，这当然是他本人借评拉辛戏剧而兴其伤感主义符号美学的疑问：我们在哪些社会、哪些时代哭过？男人何时停止了他们“大老爷们儿”式的哭泣？为何停止？哭泣又何时成为一种滥情的俗套？坦率地说，巴特的这些问题关乎社会历史之大者。文森布佛对此了然于胸，但却采取了以小博大的解答方式：她撇开了诸如哲学、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诸人文社会科学的宏大叙事风格，用心于从各种私人信札、名签、日记和小说、戏剧或剧场、沙龙、酒吧、咖啡馆等细微幽静之处，发现可读、可解、可论的泪之奥义。在她看来，与其习惯性地浏览那些赫然鼎立的名山大川，不如耐心从容地观察脚边的小花小草，很可能后者让你更好地领悟其中真意。果然，文森布佛发现，眼泪是当下真实的“历史”，情感流露是人们当下真实的“心”理和“情”境，无论是自我情不自禁的潸然泪下还是他人无法掩饰的热泪盈眶，都是某时某刻因某种情绪被激动而产生的“情理脱序”，既不可阻挡，也不可强催。“想要止住眼泪，和硬要挤出泪来同样难受。情绪泛滥与猝然惊愕一样，让情绪管控或强颜表态都变得无比困难。”

眼睛不过是被临时盖住的泉眼，一俟被某种力量撬开并搅动，哪怕是不经意间的轻轻点拨，泪水便从中涌出，挥洒狂飙。翻看17世纪法国的许多小说、戏剧，不管是出自贵族夫人的手笔还是闺密或笔友的随笔，都会让人读来感同身受，悲从中来。而且，产生这类情绪效应的不只是《红楼梦》式的言情作品，还有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伤感文学”，以及更多的藏在深闺罗帐内的那些美人日记、私人信笺或私密幽会时的喃喃细语。甭说是日记、札记、信笺之类，就是诸如小说、戏剧、诗歌等带有作家想象、寄托甚至魔幻化的文艺作品，都不是无风起浪的乌有虚构，而是朝朝暮暮发生在城市乡村、大街小巷、异域探险或他乡采风的日常生活经历的艺术再现。从《克莱芙王妃》到不知名作者写的《一个避世好人的回忆录》都会让读者满目热泪，欲罢不能。

何以至此？文森布佛的考察发现，这些作品的“催泪手法”并非其哲理思想对读者的心灵触及，而是其描绘美学与伦理问题的情感刺激及其引发的灵魂骚动，诚如《无常的烦恼》的作者C. J.多拉所言：“思想受到灵魂的愚弄。”此时此刻，“冰冷的理性”遭到遗弃，“温柔的沉湎”激起涟涟泪泉，这正是为什么卢梭的《新爱洛伊丝》比他的许多政治哲学著作更能感动读者的真实原因。阅读产生的泪水源于心灵感应、情感共鸣带来人们“心心相印”的相互信任。悲天悯人是人类的天性，18世纪法国的卢梭和几乎同时代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亚当·斯密都确信，相较于理性或知识，诸如同情、同感、移情之类的情感作为人类道德的“第一根源”更令人信服。在此意义上，眼泪本身便是一种美德，它表露着人的情怀和能力：乐他人之所乐，悲他人之所悲。这让我想起20世纪早期法国哲学家居友的名言：每一个人都有多于自己快乐所需要的微笑，也都有多于自己的痛苦所需要的眼泪。同情、道德、利他、牺牲……几乎所有人类美德都是其生命自身“生殖”和“增殖”的天然表征。而且，催生眼泪的不只是私人或人际的情感感应，即便是私人和人际的情感感应也未必都只是人为的或属人的。目睹奇异的自然风光，人们也会感动得泪湿心眉，更不用说亲历某种庄严的宗教仪式或突发事件了。更复杂的是，眼泪也是一种社会性的显形表达。“感性是社会（社群）性的自然表现。”正是因为人的群集和社会交往，眼泪才获得其感通分享的社会意味，反过来，也正是因为人们相互间的情感交通和情感认同，某个或某些人的泪腺才会被拨动，泪泉的闸门才能被打开。而且，文森布佛还有更深的洞察：“同情的天性是围堵过分自私与专制武断最好的防线。”眼泪所表现的同感、同情之所以具有人类美德的意义，恰在于眼泪提示或者警醒我们，我们能够、应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必须学会情感分享或情感互助，这不只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麦金泰尔所说的“依赖性的理性动物”，同我们的人类同胞有着天然的情感联系——一个人生活于孤岛既不可能，也未必幸福——更因为诚如居友所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多于自己的快乐所需要的微笑和多于自己的痛苦所需要的眼泪，因之能够、应该、在某种意义上必须乐他人之所乐、悲他人之所悲。18世纪法国大革命期间所呈现的尽管有些极端却相当普遍的流泪经验，无比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此期间，眼泪不单成了社会化的行为“修辞”，而且也“能从眼泪中读出政治意涵”，不只是在启蒙哲学家和史学家的急就章式的著述中，更多且更触目惊心的是在剧场、广场、咖啡馆、酒吧，有时候甚至是大街小巷，从大巴黎区到“外省”乡村，几乎法国的每个角落，都成了人们无所忌惮地抛洒热泪的绝佳时机和绝佳场所。眼泪从来没有像斯时斯地这样获得如此鲜明而充足的社会公共性，尽管因为革命激情的超度刺激，狂飙的泪水不时夹带着血迹，以至热泪带血，点滴心头。因此，18世纪的法国眼泪彻底扭转了此前眼泪的私人性和私密性，同时也消弭了长期盛行的“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性别界限。流泪不再只是女人的情感特权，在革命的岁月里和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男儿抛洒的眼泪远比女人的眼泪更热、更多、更肆无忌惮，并且伴随着更高分贝的哭声——法国大革命将哭声变成了“街嚎巷哭”：在声势浩大的游行街头，人们抱头大哭；目睹街巷战场上的鲜血和尸体，失败者的抽泣虽然被胜利者的欢呼盖过，却依然隐约可闻，甚至更动人心弦。看来不管是因私还是因公，也无论是好是坏，只要发生的事让人动情动心，眼泪就会止不住夺眶而出，差别只在于眼泪的品相：或喜极而泪，或悲从中来，抑或怆然涕泗；而流泪的样式也有独自抽泣、相拥而泣或无所顾忌地嚎啕大哭、尽情抛洒，抑或梨花带雨、涕泗横流；如此等等。

泪为谁流？

令人费解的是，弄清流泪的起因并不等于明确了人们为之流泪的真正对象，许多情形下，流泪者并不一定清楚泪为谁流，也未必全然明白有时候自己突然就会鼻酸眼湿，眼泪夺眶而出，所谓情不自禁很可能也是泪下无由。文森布佛通过多方面、多场合的细心考察发现，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眼泪，虽然因其集体无意识大爆发和社会无序而远比17世纪遮遮掩掩的剧场眼泪来得坦然和放肆，但终究还未脱出剧场效应的范畴，只不过是后者无节制、无羞耻感的无限放大而已。当然，人们可以很轻松地因而看起来也总是无伤大雅地把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眼泪定性为“被意识形态化了的”甚至是被社会“制度化了的”眼泪。如此一来，泪为谁流就更说不清楚了：诚如海德格尔所洞见，任何事情一旦流行于公共时空，人云亦云，或者演唱会式的人笑我笑、人哭我哭、一人疯狂即全体疯狂，旋即便陷入“匿名”状态，不知是谁，也不知为谁，更不知谁为了什么。

在公共时空里，如何识别流泪的主体动因和真实对象？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发现，大革命的起因并非是因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失败及其导致人们生活不堪承受的痛苦。康熙大帝在奉劝老臣们归还“国库欠款”时注意到，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若上无片瓦，尚能露宿街头、荒郊野外，但若无米充饥，他们就会揭竿而起，原因十分简单，无米充饥关乎生命本体能否继续生存，远非居无定所或衣不裹体的困境所能比拟，易言之，无米充饥带来的伤害是致命的。可是，托克维尔发现，造成法国大革命的火源恰恰生发于国家财政较好、国民生活较优的地区和时段。无独有偶，文森布佛通过书信、关键性场合的纪实档案或私人札记等发现，革命者中确实有“时常沾着自己的泪水”吃着“被泪水泡软的面包”的、穿不起“套裤”的穷苦者，也有穿着“套裤”戴着“礼帽”的贵族绅士，而且担当革命运动组织者和领袖的更多是那些口若悬河、满腹经纶的新生有产者和新“土豪”、新型知识分子（倏然联想起近代中国革命的情形，何其相似乃尔），例如，浑身洋溢着浪漫主义激情、总是穿梭于贵族夫人和时尚美女之间的大哲卢梭先生，他的政治哲学著述不仅是大革命的激情动力，也成了大革命的思想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