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人格的演进

文化之于人的意义，犹如土壤之于植物生长。人总是在某种文化背景的同化下，通过汲取其中的有机成分，来颐养自己的性情，造就自己的人格，开展自己的灵魂生命。一种文化成熟与否，某种程度上体现在它能够涵养、构建出什么样的人格，使之有效地应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的变迁，成就不同的事业，活出非凡的人格气象与精神境界来，让人在更充分的意义上成其为人，而不仅仅是游牧在地面上的吃肉动物。具有出类拔萃的人格的人，被称为圣贤，散发着人性的光辉，体现着人类的尊严与高贵。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文化的格局总在迁移变化，并在不同的阶段，演化成了不同的文化人格。在那些具有相当造诣的人格背后，隐含着文化的龙脉。尽管隔着时空的遥迢，圣贤人物之间依然存在着隐秘的精神传承。比起以物格形态承载与传承的文化，以人格的形态来承载与传承的文化，意涵更加丰满，也更有生命力与感染力，为人们所效法与追随。综观数千年历史，中华文化人格的演进，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段落——

先秦：单向度的文化人格

相互排异的百家

秦之前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文化创生的阶段。延续了多个世纪的周王朝分崩离析，各个诸侯国都在竞争之中谋求生存与崛起的出路。作为个体生命，也在历史的夹缝中探寻安立的方式，完成在天地间作为人的天职，人们的智慧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激发，各种思想如泉流喷涌而出，众说纷纭的流派相互激荡，形成澎湃之势，蔚为大观，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

这个百家争鸣的时期，也被称为“子学时代”。各派思想都在建立山头，竖立旗帜，忙于申明彼此不同的意见主张，划清派际之间的分界线，批驳乃至嘲讽与自己悖逆的思想。即便是从道家分离出去的法家，也渐渐摈弃了天地之道，沉迷于法术刑名。尽管各家学说持论不同，但皆“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荀子·非十二子》），彼此一时都无法说服对方，也不愿意被对方说服。甚至，各派的思想家们“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庄子·天下》），都以为自己的思想已经达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境地。因此，各家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辩驳批斥，抨击对方的错谬与偏颇，以证明自家的合理与雄辩。尽管诸子之间并非没有相互借鉴与取长补短，但尚未达到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对立与排异，大大多于认同与吸纳。

《庄子·天下》和《荀子》对当时各派的思想皆有所评述。在庄子眼里，有真人方可有真言，除了自己承接的老子、关尹，是“古之博大真人哉”，有着令人叹服的真知灼见，其他人的思想皆有不周与荒谬之处：“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各家各派，只窥见天地万物的某一个侧面、某一个层次、某一个局部，不能从内里贯穿，通达透彻，完备地领悟天地之大美，全然地把握内圣外王之道，并加以灵活变通地运用，只能将局部范围内成立的义理推而广之，或将天地之道归结为某一个片面的义理。这些顾此失彼、以偏概全、道理不能周遍的人，被他称为“一曲之士”。

荀子显然自认为是当时最清醒的人，在他看来，除了他信奉的孔子，“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荀子·非十二子》），其余各家学说皆暗于大理，蔽于一曲：“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荀子·解蔽》）这些喧嚣的学说，均不能完整地把握大道，应对各种可能的变化，反而“欺惑愚众”。就连同为儒家体系内的子思、孟轲的思想，在他看来也是一种罪孽与流毒。

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浪潮中，各家学说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来自他家的诘难，而墨家、道家与法家对儒家抨击与嘲讽尤为激烈。儒者的不信神明、厚葬薄生、爱有差等，都受到墨家批斥；儒家温和的德治理念，成了法家激进攻击的靶子；儒家用于规范行为的礼教，也受到来自道家的嘲讽，让其为时下虚伪的道德风尚背黑锅：“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老子·十八章》）“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庄子更是常常拿儒家的开山祖师孔子当玩笑开。

由于这个历史阶段，在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中，各家各派都处于相互排异与贬损的状态，人们都是依据自己信奉的学派，来建构自己的文化人格，所吸纳的思想文化资源往往都是单一的，由此造就的人格，也多是单向度的人格：道家即是道家，儒家即是儒家，法家即是法家，墨家即是墨家，文化人格十分鲜明，人格内涵相当单纯，呈现出来的辨识度也毫不含糊。各派的代表人物如此，不是代表人物但忠于该派理念的士人，也是如此。屈原、李斯就是其中的典型。多元文化结构与单向度文化人格共存，是这个时期最为显著的特征。

儒家典型人格代表：屈原

虽然生活在相对偏远的南方，屈原（约前340—前278年）却是一个纯正的儒家士子；虽然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山鼻祖，但他最重要的身份却是三闾大夫。《离骚》是屈原的诗歌代表作，更是他个人的精神自传。从他的生平和这自传里，可以清晰地看出，屈原是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中成长起来的。他十分重视个人品格的修养，并且陶醉于自身德性的芬芳之中。作为儒者，他的修养不仅仅为了独善其身，还为了民生与家国命运的改变。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离骚》，下同）屈原为贵族的出身备感自豪，但更重视自己心性的修为。为了将世间的美德荟萃于一身，使自己成为精神意义上的美人，他“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朝夕不停地采撷江离、辟芷、秋兰等“香草”，披挂在自己身上，将馥郁的芬芳内化为自己的情操。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勤于洗濯内心的污秽，以保持高洁的精神相貌。在世人面前，他戴着巍峨的高冠，长长的佩剑也打造得光芒闪耀：“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世人为权威、财货与虚名骄傲，他只为自己士子的品质自豪。唯一使他感到不安的只有岁月匆匆流逝，不给他足够的时光来完成自己人生的使命，但他内心的决绝丝毫没有动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只要投身于自己所向往的事业，死多少次他都心甘情愿，即便遭到肢解也在所不惜：“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前321年，秦军进犯楚境，十九岁的屈原带领家乡的青年，灵活地使用游击战术，有力地打击敌人，因而声名大噪，之后被楚怀王任命为县丞。不满三年，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他，升任左徒，跻身于大夫之列，参与讨论社稷大事，出使他国，接待宾客，深得怀王的信赖。然而，正当他要革除弊制，大展宏图，推行先王之道，想象自己像一匹骏马疾驶飞奔，给后面的人们带路的时候，却受到同僚的嫉妒和外敌的离间：“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改革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也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他被罢去左徒之职，逐出权力的中心，流放到了汉北地区。此时，楚怀王竟然起用秦国派来的纵横家张仪为相国，并轻信秦国的欺诈，以空许的商于之地换取楚国与齐国的绝交，将国家卷入毫无胜算且无休无止的战争之中。他苦苦进谏无人听信，只能在楚辞悲怆的曲调中排遣心中积聚的悲愤：“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与秦国的战争失败之后，屈原得到重新起用，但他发现，此时自己置身的政治环境已经十分恶劣。《离骚》里有这样的感慨：“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在“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的官场形势下，他很快又被楚怀王疏远了。面对国家江河日下的态势和日益深重的民生疾苦，他空怀一腔抱负而无所作为，只能仰天长叹：“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孤独中的抑郁，更是让他无法忍受，生命也变得难以持续：“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他要辅助的楚怀王在国家战略上昏庸无能，竟然像头野猪那样一而再地钻进秦人的圈套。

前229年，秦军再度进攻楚国，掠夺了八座城池，要求楚怀王亲自到武关谈判。屈原苦苦进谏，千万不可进入这个虎狼之国，但慑于秦人淫威，楚怀王最后还是前往，最终被劫往咸阳，并客死异国。新王上位后，屈原很快就被免去三闾大夫之职，放逐到江南阴湿之地。也就在这时候，秦军开始了新的大规模进攻，一举踏平十五座城池，砍下了五万颗人头。正在流放中途的屈原，看不到任何希望，感到昔日的芳草已经枯槁，失去了沁人的芬芳：“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身上宝贵的玉佩，委弃在淤泥之中：“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但他仍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操行，与人们同流合污：“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入世太深，缺少道家超脱精神的屈原，实在承受不了不断复加的家国苦难。但在治国平天下的方向上，他的人生只能进而不能退，既不能兼治，又无法独善，陷入了穷途末路，想找个安身之地却又不知所止。进退失据，没有回旋之地的他，只好用自己的生命为家国殉葬，完成孟子舍生取义的精神，并留下一首供后人咏叹的挽歌。前278年，秦将白起攻下了楚国都城郢都，楚顷襄王与王公贵族狼狈出逃。目睹国破家亡的屈原，将自己沉重的躯体投入汨罗江中。临终前，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道德品质如同天上的月亮丝毫没有亏损：“唯昭质其犹未亏。”

屈原的人格是单向度的人格，虽然亦以修身为本，但修身的目的却是为了投身社会，带有强烈的入世倾向，缺少道家的处世情怀。即便在儒家的范畴里，他也缺少孔子“思无邪”与“咏而归”的人生旨趣，一头扎进治国平天下的事业里。因此，他能够消化的生存经验有限，在应对社会人生的跌宕变化之中，一旦面临逆境，济世的抱负付诸东流，这种人格就会出现转不动或是失灵的状况，而杀身舍命也就成了保全仁者人格最后的方式。

法家典型人格代表：李斯

法家是从道家分化出来的，但到后来，法家人物醉心于政治生活里的法、术、势，把天地之道都抛到一边了。从创始人慎到开始，法家便特别迷信权势地位的力量，而轻蔑人格的作用。慎到称：“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还说：“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转引自《韩非子·难势》）他反对儒家与墨家的尚贤精神，主张“君立则贤者不尊”，将人格与权威对立起来，视人格影响力为政治权力的敌人。因此，同为道家出身的庄子批判慎氏“笑天下之尚贤也”；荀子也指责他“蔽于法而不知贤”。法家全神关注国家霸权的争夺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崇尚严刑酷法，重视权位上的趋炎附势，喜欢玩弄韬略谋术，忽略甚至无视人格的高贵与完善，对修身之事不以为然。因此，法家人物的精神人格往往乏善可陈，少有道德君子，多有阴险狡诈严酷之徒，李斯（？—前208年）是一个证明。诸葛亮曾经指出：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

还是楚国上蔡一名小吏的时候，李斯就为自己的前途打起了算盘。上厕所时，看见粪坑里的老鼠样子猥琐狼狈，撞到人和狗就张皇逃窜。官府粮仓里的老鼠却迥然不同，吃起粟米来从容淡定，不慌不忙。同为鼠类，因境遇不同，生存状态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别，这让他想到了慎到的名论：龙蛇只有凭借云雾才能飞腾，一旦云消雾散，它们失去凭借，就会掉落地上，跟蚯蚓没有什么区别。发了一番感慨之后，李斯决意辞职不干，离开家乡，到齐国去拜当时享有盛名的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术，并成为韩国公子韩非的同学。

学有所成之后，经过一番权衡，李斯来到了西边的秦国，做了宰相吕不韦的门客。崭露头角之后，他有机会接近雄视天下的秦王嬴政，并不时向他进言献策，称秦国统一天下的时机已经降临，大王千万不可错过；还提出了一系列离间各国君臣的计策，得到了嬴政的重用，被提拔为长史。按照李斯运筹，秦王派人持金玉到各国去秘密行贿，离间六国的君臣，收到了喜出望外的效应，他于是又被封为客卿。

秦王一统天下的勃勃野心，引起六国当政者的惶恐，纷纷派奸细来到秦国做宾客。朝堂上议论鼎沸，秦王于是下了逐客令。在驱逐之列的李斯，斗胆向秦始皇上了一道著名的奏疏《谏逐客书》，雄辩滔滔地陈述外国士子对秦国发展做出的贡献。杀伐果断的秦王，最终还是收回成命，对李斯更是重用有加，采纳他的诸多建议，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强国战略，并将战国七雄中最是弱小的韩国，作为最先吞并的小鱼。